主流话语的规训与科幻小说的溃败——新时期科幻小说的“合法化危机”

第四章　主流话语的规训与科幻小说的溃败——新时期科幻小说的“合法化危机”

有人曾这样感叹新时期中国科幻小说的命运：“我们并不是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贫困的国家，但是如今‘科幻作品’却像一枝脆弱的小花被挤在石缝中悄悄地活着……我们并不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民族，但是滋养科幻小说的土壤却出乎意料地贫瘠；我们并不是一个严厉的国家，但对科幻作品却超乎寻常地挑剔。”[1]

人们对新时期科幻小说这枝“小花”匆匆而过的花期深表感喟、遗憾甚至带着一些激愤，这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倘若我们重新回顾历史，深入到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和寻求，或许能探寻到一些新的理路。下面，本文将从主流话语的要求与当时科幻小说的创作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的分析。

“规训”（discipline）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其代表作《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福柯在该作中主要考察了1750年至1850年间，法国监狱刑罚制度的演变，来揭示社会生活中权力-知识机制的形态和架构。在福柯看来，权力是生产性的。权力存在于话语、制度、客体以及身份的创造之中。一切与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创造和再造世界相关的东西都是权力。根据他的分析，“权力产生出了对知识的分类，这种对知识的分类限定了我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权力产生出身体，这种身体可以在工厂、监狱中被改造得更具有生产性；权力把性作为一个场所（site）生产出来，它最能够泄露我们的秘密。权力不是关于说‘不’的，它与生产事物、身份和理念相关”[2]。

对于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福柯认为：“若没有一个沟通、记录、积累和转移系统，任何知识都不可能形成，这系统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其存在与功能同其他形式的权力紧密相连。反之，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对知识的汲取、占有、分配和保留。从这种层面上看，不存在知识与社会的对立，也不存在科学与国家的对立，而是存在着各种‘权力-知识’的基本形式。”[3]由此，他提出：“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也不会有任何知识。”[4]

福柯认为监狱是权力最赤裸裸地、最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的地方，从权力-知识理论的角度看，权力的运作在监狱表现得最明显。而且，最重要的是，透过监狱可以考察权力在整个社会的运作。因为，监狱的设置、刑罚、惩戒等制度和方式都涉及到知识、技术的运用以及对人体的支配，实际上也反映了权力对人的支配。因此，在福柯的思考中，惩罚和监狱不仅仅是一系列压制机制，更具复杂的社会功能——权力实质上是“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权力关系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知识网络。有多少种社会关系，就有多少种权力。工厂、医院、学校、家庭等等都存在着“微观权力”。每一集团、每一个人都受制于权力，也都行使着权力。

“规训”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创造的一个新术语。刘北成和杨远婴在《规训与惩罚》的译者后记中对这个词作这样的解释：在西文中，这个词既可以作名词使用，也可以作动词使用；它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诫”等多种释义，还有“学科”的释义。福柯正是利用这个词的多词性和多义性，赋予它新的含义，用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福柯认为，规范化是这种技术的核心特征[5]。

福柯认为，在任何社会里，肉体都受到权力的严厉控制。规训技术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不是把人体（肉体）当做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加以分解，对其运动、姿势、速度等施加细致微妙的强制，从而控制人体；它所强制或控制的对象不是行动的意义或人体符号，而是人体机制或人体本身，因此，最重要的是反复操练；它是一种不间断的持续强制，监督着行动过程而非结果。比如军队的操练、学校的纪律、监狱的惩戒条例等等都通过对人体的行为的控制实现机构的有效运作。

规训技术不同于王权的威严仪式，也不同于国家的宏大机构。它的手段是细小的、微不足道的，但它能够逐渐侵蚀那些重大的形式和机构，改变其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一方面，规训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一种技术。它不是取代其他的权力方式，而是无孔不入地渗入其他方式，而且把其他方式联结起来。尤其是，它能够使权力效应抵达最细微偏僻之处。另一方面，规训社会的形成是更大的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总之，规训意味着一个新的知识领域（也是权力领域）的迅速发展，即导致按照规范塑造个人。

本文借用“规训”这个概念，主要取其规范化、技术化、细微化的内涵和权力的整合功能，来探讨新时期中国科幻小说由盛而弱的原因——主流话语对其进行的规训而导致创作上的无所适从。

由于“文革”十年盛行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风尚造成的危害，在进入新时期后无论是上至国家意识形态，还是下至普通民众都表现了对知识、理性的重新认同和强烈崇尚，即在告别了非理性时代之后，对理性的诉求就显得特别强烈。这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中国被中断了的现代性工程的延续。

科学技术的重新重视和尊崇，不仅是在政治上标志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而且也是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与文明的现实需要。“‘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6]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从根本上将“文革”和“新时期”的界限划清楚了。中国社会也从一个以阶级斗争为主的时代转型到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新的历史阶段。“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7]

因此，科学技术对于新时期的中国不单是延续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有效手段，而且还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因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8]。所以，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合理性的支撑点，也是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长点。

科学是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体来被推广和弘扬的。对科学技术的尊崇、对现代化强国的理想和追求构成了时代的强音。在现代化的“宏大叙事”中，主流话语希望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部件都能以饱满的情绪，积极地参与到这场激越的、理想的、奋进的合唱中来；希望用科学、理性和智慧的火炬照亮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四个现代化，人人有关，人人有责。”[9]所以在一个亿万人民满怀激情向“四化”进军的时代，“文学艺术应该为这场伟大的进军服务；向科学进军的洪流也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10]。当一个国家越来越需要科学技术武装自己时，科幻作品“在宣传科学和文学的事业中，也越来越应占有自己应有的不可缺少的位置”[11]，“因为它们符合‘四化’的需要，符合我国人民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需要”[12]。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新时期的科幻小说完全“是时代的要求，时代的需要，时代的产物”[13]。

科幻小说参与到主流话语的合唱中来，不仅仅是受历史洪流的裹挟，而且也是科幻小说作家们的历史使命感的自觉要求。许多科幻小说作者在创作中真诚地表达了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对历史的使命意识。比如，童恩正在谈及对科学文艺（包括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散文、科学童话、科学诗、科学戏剧等）的认识时，曾用激越的话语表达了科学文艺在“四化”建设中所具有的“战斗力”。他写道：

当前，我国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为了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我们必须高举五四运动革命先驱的科学的旗帜，用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代替小生产者落后的世界观，用积极进取代替因循保守，用客观真理代替愚昧迷信。在这一影响深远的思想革命过程中，科学文艺所能发挥的战斗力是不容忽视的。[14]

既然加入到了历史的大合唱之中，那么必然要按照主流话语的“指挥”发出自己的声响，必然要符合规范。为了整合社会力量和精神取向，主流话语必然会对一些不和谐的唱部或乐章进行“规训”，以期步调的整齐和统一。如前文所述，“规训”不是一种制度，不是权力给出的直接而强大的压力，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所进行的细小的调整，但这种“微调”又是权力意志的体现。科幻小说相对于主流话语只是一个社会的细小“构件”，对科幻小说的规范当然只是属于权力技术的一种“微调”。主流话语对新时期科幻小说的“规训”，从技术上而言，主要涉及科幻小说创作上的三个方面，即对科幻小说的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这几个方面提出的规范化要求。

由于新时期“中国的科幻小说处于黎明期，处于幼稚的、摸索的时期”[15]，无论是科幻小说创作者，还是社会其他领域的评论者，对于科幻小说的内在本质都缺乏深入清晰的认识，尤其是缺乏在美学意义上深层次的认识。对科幻小说的评价一般都从其社会功能、实用价值方面或浅层次的审美维度上给予分析。更何况在一个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社会价值期许的时代，对于科幻小说的认可度很自然地会从“科学性”的角度作出评判。

科学性是创作科幻小说的前提，是当时人们的一个共识。但是，对于究竟如何认识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性”，“科学性”如何在科幻小说中呈现，“科学性”与小说审美的关系，与幻想的关系等，没能很充分地作出符合科幻小说内在规律的探讨和认识。

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科学幻想小说，可以不受现有科学知识的限制，但不要同科学抵触”[16]，构成了科幻小说创作应该遵从的底线。“不要同科学抵触”从当时的语境分析看来至少涉及到两个方面：其一是，不能与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常识和科学原理相违背，不能成为伪科学，更不能反科学；其二是，不能与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相违背，即不能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要把科学性落实到科幻小说的具体创作中，需要符合这样的规范：科学性包括真实性、正确性、逻辑性、预见性等等，概括起来，基本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从事实出发的幻想，而不是空想。“我们肯定文学的幻想可以天马行空，浮想联翩，虚无缥缈，任意驰骋；也要求科学的幻想必须掌握科学性，必须符合事实，有一定的根据，不背常理。这不是框框，而应是一种规律。当然，有些幻想，要在遥远的将来才能成为现实，也是应该允许的。”[17]“因此，对科幻小说中科学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关系，应该作这样的理解：就科学幻想小说来说，既是科学幻想，又是幻想小说，那就要既有科学的幻想，又有文学的幻想，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两者密切结合，融成一体。科学指题材、内容，文学指文字、形式、情节、结构，内容可以帮助读者学习科学，文字可以吸引读者爱好科学，衬托辉映，相得益彰。”[18]

当然，除了强调科学知识的准确之外，思想意识上的正确、科学更是不可忽视的。“从当前科幻小说创作的实践来看，似乎还应当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因为丢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也就失去了科学发展的方向，甚至把伪科学当做科学。”作品如果“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也脱离了科学”，其后果是，“不仅污染了读者的心灵，也败坏了科幻小说的名声”。[19]

对新时期科幻小说的科学性作出规训，最先出现在对叶永烈《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一文上。其中，对根据《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改编的连环画《奇异的化石蛋》的评论是最集中、最有针对性的一篇。《奇异的化石蛋》的评论者认为这篇科幻作品完全可以作为说明科幻小说中科学性问题的“标本”[20]。

《奇异的化石蛋》主要虚构科学考察队的古生物小组在珠穆朗玛峰上发现了恐龙脚印化石，他们追踪脚印化石又发现了一窝恐龙蛋。科考队员受千年古莲子可以萌发的启示，通过技术手段，从恐龙蛋里孵化出了一条小恐龙。在饲养中，队员们发现，这条小恐龙专门爱吃海洋生物。原来，珠峰地区在远古曾是一片大海，这恐龙是古喜马拉雅海的“居民”，于是根据它的生活习性，队员们将小恐龙送到了海洋……

评论者根据古生物学的基本常识，对该作科学知识存在的问题举了三个例子予以质询：循着恐龙脚印化石追索，是找不到恐龙蛋的；从古莲子的苏醒来推论恐龙蛋的复活，并不能使恐龙蛋真的孵出小恐龙；根据文中所描写的小恐龙的外形来推断，海洋与其生活习性和生活地域是不相符的。

评论者从科学常识入手，对这篇科幻作品提出了质疑，分析其中一些有违科学常理的地方，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篇好的科普作品，对陶冶人们为发掘客观真理而斗争的高尚情操，培养唯物论、辩证法的世界观，都是有意义的。因为科学规律本身就包含着深邃的哲理。只有在真正的科学（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伪科学）基础上，才能提炼出有价值的思想。反之，不管用什么文艺形式乔装打扮，也还是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预期的效果。”[21]评论者以科学原理、科学知识为突破口，并由科学幻想的合理性问题，扩展到思想的正确性，指出若是故事本身就不科学，“只能导致无益的思想混乱”。评论者从科学性的角度入手，来谈科幻文学的思想性问题，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科学在当时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因为，在新时期，对科学技术的呼唤和要求已经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不仅仅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且还是撬动一切阻拦现代化建设的旧的思想形态最有力的支撑点。尽管评论者用审读科学论文的方式来审读科幻作品，是不了解科幻小说的特性而出现的偏颇；尽管评论者抓住科幻小说的一些细节描写上的失误，继而上升到批评其思想性的问题，颇有些小题大做，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评论在当时都是具有合法性的，因为它与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目标不违背，而且还是出于保卫意识形态话语的一致性和权威性的考虑，体现了“规训”的效力。

不久，《奇异的化石蛋》的作者针对《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一文举出的三方面的错误，也用一些科学上的依据予以一一反驳，来证明自己的描写是符合科学性要求的。同时，作者还进一步表明了之所以作品中科学知识方面的描写与实际科学研究有出入，“这是由于科学幻想小说的特点而允许作者用幻想之笔加以延伸、推理造成的”[22]，从而来为自己的思想性辩护——“瑕不掩瑜，只要科学幻想小说的幻想大致上符合科学，就会给读者许多鼓舞”。然而，这样的辩白实际上还是在批评者的批评逻辑内为自己的“错误”作修正，不但没有彰显科幻小说应有的文本特性，反而落入了对科幻小说的科学性教条化的陷阱。

如果说在科幻小说创作中如何立足于科学常理进行幻想，尚可以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和申诉的话，一旦触及到作品中思想倾向的问题，那所有的申辩和争议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

一些科幻作者为了摆脱科普功能对科幻小说的束缚，突出作品的故事性、情节性，追求作品意蕴和思想批判力度，彰显科幻小说的文学品格，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比如，有的将侦探、惊险、反间谍、爱情等写作元素与科幻相嫁接；有的则用科幻作品来探讨社会的负面因素，或讽喻人性的丑陋，或表现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异化等，以此来增强科幻作品的思想内涵。

由于外界对待科幻小说的态度尚不成熟，因此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尝试往往被视为是一些不良的倾向，是对意识形态规范的僭越，是走上了创作的歧途。因为，在一些批评者的观念中，科幻小说应该表现理想，歌颂科学的伟力，而非其反面。“今天，我们正处在振兴中华、建设‘四化’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期，我们更应该在科幻作品中反映我们的时代精神，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23]，“但是，不能不遗憾地看到，一批不讲科学，甚至反对科学，荒诞不经，低级庸俗的侦探小说、鬼怪小说、黄色小说，以及某些谈论社会政治问题的小说，都纷纷挂上‘科学幻想’的招牌，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败坏着科学幻想的名声。因此，这就不能不引起一切坚持宣传科学，信仰马克思主义，也爱惜科学幻想小说这个品种的人们的注意”[24]。

在批评者看来，这些以“幻想+爱情”、“幻想+惊险”、“幻想+侦探”等为写作模式的科幻小说，不仅发出了“噪音”[25]，而且在思想上也是有“黑影”[26]的，其不良倾向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1.散布迷信和唯心主义；

2.渲染暴力、色情，散布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3.借题发挥，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

4.创作的商品化；

5.情节荒诞，胡编乱造，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宣传反科学的东西；

6.艺术质量很差，故事老套，人物形象概念化，缺乏生活气息；

7.对青少年和社会进行毒害。

总而言之，在批评者看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某些科幻创作，并且通过这些所谓的“科幻小说”污染着青少年的心灵。在这些小说里不仅出现了追求荒诞无稽，渲染恐怖凶杀、低级下流以及宣扬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倾向，甚至出现了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27]。这倾向是值得警惕和注意的。科幻小说不仅在科学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失误和问题，而且有“思想上的黑影”。

这些遭到批评的科幻小说，有些确实是为了追求情节的紧张激烈和猎奇效果，不注重科幻小说应有的“认知性”，而一味地“创新”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以致遭人诟病；有的则由于评论者政治上过度的敏感造成了“过火”批评，比如，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28]和该作的续篇《我决定和机器人妻子离婚》[29]就是被过火批评的例子。

《温柔之乡的梦》主要虚构了在一个人口膨胀的年代，按照人口法，家里排行老三的“我”，不能与自然人结合，只能娶机器人姑娘为妻。由于机器人妻子是按照一味服从、逆来顺受的程序设计制造的，故而她对“我”是绝对顺从的，即使“我”在意识模糊的状态下发出的指令，她都不会反对。可是“绝对顺从”的程序却给“我”制造了大麻烦。当“我”在喝得醉醺醺的情况下，将重要的科研成果用打火机点着烧毁时，机器人妻子都没有加以阻拦。结果“我”因渎职而被判刑。这篇小说，作者一方面为了构思有新意，有意要颠覆美国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所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听任人受到伤害而无所作为；第二定律：机器人应当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第三定律：机器人应当保护自身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另一方面是想对“绝对顺从”这种态度进行批评和反思的。而《我决定和机器人妻子离婚》作为续篇，叙述了“我”想和机器人妻子离婚，结果法官不同意，因为对一个“贤惠顺从”的机器人妻子提出离婚诉讼是不能立案的。于是，为了让机器人妻子主动与“我”离婚，“我”让“她”学习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思想。渐渐地，机器人妻子“重建了许多最基本的哲学观点”，“建立了新的时空坐标”。机器人妻子从哲学中获得了思想的启蒙——认识到“天然人的自私和残忍是生物界中罕见的”，机器人比“天然人高尚一万倍！它不会恩将仇报，不会寡廉鲜耻，不会尔虞我诈，不会弱肉强食”，最后坚决与“我”离婚。作者虚构了人与机器人的新伦理，设想了在未来社会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机器人来反观人类的某些弱点和缺点。因此，作者在文本中“创造”出来的具有“间离效果”的新世界里，无论对于“我”，还是机器人妻子，这件离婚案都“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这个案件本身包含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一系列哲学、法律、道德，以及以它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问题”[30]。在一个人与机器的新世界，人与机器人之间构成了新的伦理关系，“我”与机器人妻子的离婚案，当然从一个侧面反映到了这个“新世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

而批评者却将这两篇科幻小说理解为“作品通过这个机器人，对现实生活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许多片面乃至错误的议论，尤其令人不满的是，在这个机器人口中，一切自然人统统都成了万恶之源……这里，不分年代、不分阶级、不分社会制度，一切天然人都成为机器人贬斥的对象。而联系作品的某些具体环境描写来看，机器人所深恶痛疾的‘天然人’，指的就是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时代的人”[31]，“在这位‘愤世嫉俗’的机器人口中，我国人民生气勃勃地建设‘四化’的火热斗争被一笔抹杀了，千千万万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群众竟被描绘成了这样可耻、可恶、可恨。像这样一部作品，已经超出了谈论‘科学’的范畴，而明显地表现出不好的政治倾向”[32]。这样的评论，显然将作者的创作思想放置在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面。

还有些科幻作品遭到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小说标题惹的祸，比如《故宫幻影》、《鬼山黑影》、《美女蛇奇案》、《尸变》、《蜡像馆的幽魂》、《潜伏者的阴谋》等等。为此，有批评者专门为这些惹祸的标题编了篇目供人一览，并作了如下评述：“不少科幻小说以尸、魔、鬼、怪、奇案、阴谋为标题，虽然有些篇目与内容不一定完全相符，但这些猎奇而又有刺激性的标题，确实可以反映出某些创作上的倾向和一些作者的追求。”[33]

在一个强调科幻小说应该“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强烈的战斗性”[34]的历史语境里，在“科学幻想也应当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给人以积极、健康的东西，给人以鼓舞，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鼓励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努力探索，不断上进”[35]的总体性要求中，那些以通俗面目出现的科幻小说自然会被视为“完全反科学、反唯物主义的神、怪、尸、魔的科幻小说粉墨登场了；表现离奇到一种荒唐地步的强盗、间谍的阴谋和暴力也披上科幻小说的法衣出台了……”[36]

一个刚刚从梦魇中清醒过来的民族，在一个理性重新起航，在一个百废待兴、充满理想的历史阶段，国家意识形态需要对社会思想进行整合，形成科学的、合理的、健全的社会氛围，为重新踏上现代化的征程、建设“四化”而奋斗。因此，在这样的时代里，主流话语对科幻小说的总体要求自然是“要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反映近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创造发明，全国人民在‘四化’建设中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生动局面，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远景等等”[37]。

这样，“启迪人们的智慧，开发人们的智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都应该是科幻小说创作的职责所在”，“而且，科幻小说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展开幻想翅膀，通过小说的形式，表现人民群众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向往，鼓舞人们建设新生活的斗志，这同样是科学幻想小说的任务。再者，表现科技工作者的智慧风貌，表现他们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这也是科幻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所必须关注的问题”[38]。

正如钱学森先生在被问及如何看待科幻小说时所讲的那样：

我们搞的东西要区别于国外的，我们应该也必须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搞的东西。国外的作品总是夸大、离奇的，故作耸人听闻的，甚至加上许多不健康的东西，只要所谓有趣味、多卖钱就行。我们不能这么搞。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用科幻文艺，来宣传、教育这一点是有很大好处的。因此，我们的科幻文艺就要区别于国外的作品，不能搞想入非非的东西。要有教育人的意义，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有丰富的科学性和知识性，对青年一代要有所启发。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在未来，中华民族也必然是伟大的。我们要有这个信念。……搞科幻文艺帮助青年树立远大的理想，很必要，是件好事，应该做，搞好了不光在国内有影响，有意义，也可以在国际有影响，教育全世界。[39]

总而言之，根据主流话语的“规训”原则，科幻小说在“思想性”方面“必须密切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不能脱离我国人民对未来建设和科学发展的愿望、理想、思想和感情”[40]；在“科学性”方面应该严格地遵从科学原理和科学知识，在作品符不符合科学规律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关涉思想意识正确与否的原则性问题；在“文学性”方面，不能通俗化、庸俗化，要用浪漫主义的风格来展现科学的魅力和新时代的精神，塑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人形象。

而从当时的科幻小说看来，显然无法完全达到上述的规范和要求。这样，科幻小说就出现了“合法化危机”。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危机”就是主体陷于困境而主体性无法正常发挥的过程，“一个陷于被动的主体，被暂时剥夺了作为一个完全能够控制自己的主体的可能性”[41]。“合法化就是一个立法者被认可具有权力去颁布一条法律，并使之成为系列规范。这个过程叫做合法化。”为了说明发达社会里的知识状况，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将“合法化”一词作了引申来探讨知识是如何能够具有合法性的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再用一个科学陈述为例：其规则要素为，一种陈述必须要能够满足的合法化，也就是一个程序，通过此一程序，负责实施科学说法的‘立法者’，被认可有权设定一些书写清楚的条件（通常这些条件必须内在协调一致，并经实验证明），然后由科学界来考虑，什么陈述是应该或不应该，被容纳在科学说法之中。”利奥塔强调的“合法化”概念，主要指的是过程的符合规则性。[42]

这里，我们仅借用上述的表述来说明科幻小说的“合法化危机”问题。面临主流话语的“规训”，本应作为中国科幻小说创作规律的“立法者”——科幻小说作者们，陷入了被动之中，他们丧失了能够控制自己主体性的可能性，即他们不被认可有权设定一些书写清楚科幻小说价值功能和艺术特性的条件，即在主流话语的“规训”中科幻小说的主体性无法正常发挥，只能在历史的语境中按照规范化的要求开展叙事。

面对危机，科幻小说界开始了一些理性的总结，主动承认科幻小说创作在思想性、科学性、文学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有的作品思想情调低下，编造荒诞离奇的情节。二、有的作品违背基本科学常识，宣传一些反科学的东西；有的作品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幻想，但却有不少科学性方面的漏洞。三、不少作品艺术质量很差，故事老套，人物形象概念化，缺乏生活气息。”[43]将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总结为：“这些不好的科幻小说产生的历史条件，那就是我国科幻小说的历史较短，还比较幼稚。在向‘四化’进军的形势下，社会产生了对科幻小说的大量需求。然而，过去从事科幻创作的作家屈指可数，而由一批初学写作者担任了主力军，他们许多人科学知识不足，加之科幻评论的薄弱，国外一些不健康的东西的影响，文艺界自由化倾向的波及，因此，出现了数量不少的不成熟甚至粗陋的作品就不奇怪了。”[44]同时，希望不要因为某些作品存在的问题而全面否定科幻小说，使创作界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使习作者望而生畏，使编辑部望之却步。

为了以正视听，一些科幻小说作家联名提出了“为科学小说正名的建议”[45]。这或许可以看成是科幻小说创作界的一些作家，在面对外界的质疑、抨击以及内部创作出现混乱局面的时候，进行的一次对科幻小说“合法化”地位的联合拯救。他们提出了将“科幻小说”改成“科学小说”的建议。首先，他们就science fiction一词追溯了欧美科幻小说的历史，考证了我国清末民初以及鲁迅、顾均正等前人对该词的翻译和理解，认为将“科幻小说”改为“科学小说”不仅是尊重历史，也是便利开展国际交流的需要。其次，“科学小说”作为一种小说，本身就具有小说中虚构、想象的成分，无需再画蛇添足加上“幻想”一词予以修饰。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条理由是：“正名为‘科学小说’，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和混乱。”科幻小说作家们通过对科学小说进行正名，主要希望能实现这样的目的和效果：

为了科学小说的健康发展和进一步繁荣，应该为“科学小说”正名！并以此为起点，闯出我们中国科学小说自己的路子来，彻底和专以收奇猎趣、荒诞怪异的“幻想”决裂。我们希望，今后的科学小说能有准确的科学性，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两者并不排斥幻想，而是包含着幻想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展现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宣传科学的世界观，以生动形象的人物和引人入胜的故事启迪人们的思想，鼓舞人们在科学上的探索和攀登的热情，而且是为现实——祖国的“四化”服务的新文学品种。我们更希望这些科学小说是有我们中华民族风格的。[46]

但是，无论是反思科幻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还是希望通过对科学小说的正名来改变科幻小说那逐渐模糊的面目，都没有实现重树科幻小说合法性地位的愿望。因为，在主流话语看来，科幻小说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已经造成了“精神污染”[47]，而这些污染是需要清除的。清除意味着“规训”力度的加大。

最终，在“警惕‘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48]这样的警告声中，作为科幻小说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会议中提出“清除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会议指出，“……确实有些人借写科学幻想之名，写了一些宣传鬼魂、色情、反科学的假想，甚至借题发挥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对青年和社会进行毒害。……我们认为，科学幻想小说应该鼓励人们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战略目标而奋斗。科学幻想小说不应背离四项基本原则；作者必须注意作品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要具有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感。……科技界、文艺界要对科幻小说进行积极的评论，对好的作品和作者给予鼓励；对有精神污染的作品要进行批评，对广大青少年毒害较大和政治上反动的作品应进行批判，严肃处理”[49]。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新时期科幻小说在短暂的潮涌之后，便迅速消退了。(https://www.daowen.com)

后来有人总结分析这次创作波折的原因时认为：“对科幻小说的性质、特点及其作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健康发展。这中间有科幻界的认识分歧，但主要是来自科幻界外部的误解”，“首先是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偏见。认为科幻小说是通俗文学，充其量也最多是儿童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其次是“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科技工作者对科幻小说中描写的科学性和技术细节的挑剔，同时不适当地要求科幻小说承担起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这样，“中国的科幻小说就要在文学界、评论界的偏见和科技界的挑剔的夹缝中求生存，其成长条件无疑是十分艰难的”[50]。

这个说法是有道理，但是尚有些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在一个重新崇尚科学技术的年代，在一个将科学作为创建理性和延续现代化工程的语境中，科学已经意识形态化了，任何对科学的演绎都可能触及意识形态的神经。主流话语不能不顾虑“幻想”是否会把科学变形为胡思乱想，“幻想”是否会为“伪科学”“穿上法衣”而怪力乱神、扰乱视听，影响社会的思想整合。因此，任何与这个语境不协调的声音都可能受到“规训”或“惩罚”。

由于科幻小说的创作在当时确实比较薄弱，创作者对科幻小说的艺术规律把握不够，为了突破创作上的瓶颈，开发科幻小说的文艺性含量，在一个不具备商业化写作的条件下，效仿西方在科幻小说发展时期通俗创作模式，将一些不符合当时中国主流话语要求的通俗文学元素糅合到科幻小说中，尝试走通俗路线，僭越了当时对科幻小说社会功能、社会效益的认识和评估。另外，在一个为科学技术，为实现现代化而高歌猛进的时期，需要的是歌颂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激发人民对现代化生活的向往和建设现代化事业的热情，表达对未来现代化生活光明前景的憧憬和向往，而不是对现代化过程中的负面因素进行怀疑和批判，不是设想一个黯淡悲观的未来世界，来反思人性的丑陋和生活的灰暗面，这与主旋律的基调不相符合。也就是说，无论在社会价值的评估体系，还是在思想哲理的取向上，对于当时科幻小说所作的一些探索都没有提供合适的土壤和契机，这些在创作上的拓展和尝试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更何况有些科幻小说在思想趣味、审美品格和“认知性”价值上存在粗糙、劣质的毛病，遭到反对，受到“规训”，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一个刚刚复归到理性道路上的历史时期，往往不是对理性强调得过头而使科学成为教条化的尺度，就是尚未完全从专断的魔魅中退却出来，对一些新事物缺乏合理的判断和评价，从而会在无形中造成新的专断。当时中国的科幻小说应该说在社会现代性建设初期遭遇到了这样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