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科幻小说”的影响
“文革”的爆发终止了“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的创作浪潮，之后科幻小说出现了长达10年（1966—1976）的空白期。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幻小说自此获得了新生，从作品的数量、种类和影响上来说都比“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有所发展。但随着对科幻小说文体的讨论，致使科幻创作在1983年之后再次归于沉寂。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作品众多，本文只选择其中几部影响深远且有代表性的科幻小说和作家为例，来探讨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与“十七年科幻小说”的关系。
1979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第六期上发表了《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结束了“功利主义”时期，开创了第二个时代——“世俗化”时期。“第二个时代要求科幻小说找到比科学普及更加根本的价值观念，童恩正疑惑地认为，这种新的价值可能是去普及科学的人生观。童没有想到他的观点在整个科幻文学界引起了具有颠覆性的波澜，并被较冥顽的评论家誉为‘灵魂出窍的文学’理论。一些后继者在感受到童氏理论的革新意义的同时，致力于修正他的不足之处。他们进而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系统地提出，科幻小说应该是一种根植于现代、根植于当前生活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应当紧密地结合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作家逐渐从科学普及的中心视点转移到人性和现实的中心视点。他们甚至认为，科学是无关紧要的，全面地面对现实，‘关注当前’、‘向主流文学靠拢’、‘比主流文学更先走向世界’才是科幻文学的主要运作方向。在这样的方针的指导下，科幻小说在社会认识深度上得到了大的提高，但逐渐远离了科学本身和科学探索过程为文学造就的独特话语环境。”[5]童恩正的倡导，使科幻小说的创作观念发生了转向，作家们纷纷以“十七年科幻小说”作为反省的对象，认为它是工具论的积极实践品，而试图抛弃它所提供的创作理念。科幻小说开始反映社会生活更广阔的内容。原本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它标志着中国作家在科幻小说探索的道路上开始前行。但因为对科普化的过度排斥、对社会政治生活内容表现的青睐，导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作品，沦为图解政治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功利主义’时期的科幻作品比‘世俗化’时期的作品具有更加长久的可读性的原因。因为，‘世俗化’时期作家放弃了对科学、宇宙、神秘、人的位置等的探索，放弃了科幻的真正主题。”[6]
相对而言，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和作家其实仍然是“十七年时期”孕育出来的。他们将那个时期对科学的敬畏和赞美，带到了新时期，将那个时期所发掘出的科幻内核，应用到新时期的科幻创作中。
以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为例，该书一经出版，发行量高达100万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该作的故事情节采用“十七年科幻小说”惯用的模式，以一个记者——小灵通漫游未来市的所见所闻，从吃、穿、住、行全方位描绘未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情形。原子能气垫船、水翼船、步行机、小型直升机、像水滴一样的飘行车成为人们外出行走时的交通工具，大大提高了速度，节省了时间，而且便于操作。人们住的房子不是用砖瓦水泥，而是用轻巧而富有弹性的塑料做成，这样，那些高大的建筑尽管高达一二百层，也能禁得起地震的侵袭。人们日常食用的东西，不是在田地里种出来的，而是由人造粮食加工厂生产出来的。大米有珍珠那么大，鸡蛋像小西瓜一样，所谓的肉是用石油化学合成的，此外还有用基因工程技术培植出的蔬菜瓜果，芝麻像西瓜子一样大，向日葵长大有如参天之树，南瓜生长在水里，巨大的西瓜甚至能当普通轿车，白菜叶子可以当床单使用，甘蔗像松树一样笔直挺立，棉花色彩斑斓，丝瓜就像胳膊一样粗，红红的苹果比脸盆还要大很多，橘子的个头像南瓜一样，葡萄像鸡蛋那么大。涂上人造叶绿素的厂房，经阳光照射可以生产出大量的人造淀粉，像鹅毛大雪似的往下飘。大量的科技产品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微型半导体电话、电视手表、机器人保姆、在水里一泡就能去掉油污的碗碟、布料，还有能够自动记录语言的写话机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城市的医疗事业也很发达，那里的人们都很长寿，因为他们一旦生病就可以随便地更换器官，就像更换零件一样方便。还有，对天气可以驯服，根据需求调节气候；人造月亮在晚上能够使整个城市变成不夜城。整个城市的成员，都是专家或学者，他们往往身兼数职，甚至连小孩子都学富五车。
这部作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延续“十七年时期”科幻小说的创作思路。其中很多的科技发明，也都是脱胎于“十七年时期”的科学幻想，如写话机是赵世洲在《会说话的信》中展示的一个小发明；用塑料造房子、色彩斑斓的棉花的构想来自《假日的奇遇》；采用植物生长剂刺激培养出来的蔬菜瓜果，与《蔬菜工厂》的描述异曲同工。与此类似的还有许多，上述指出的仅仅是内容及故事形式方面的影响。而“十七年科幻小说”对新时期科幻小说的更大影响是在精神层次——突出科学技术的伟大建构力量，或者说是科技对社会发展的能动的推动力的表达。
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同样是一部广受欢迎的科幻小说。该作直接脱胎于“十七年时期”的《从地球到火星》，讲述了“在我国宇航时代的‘全盛时期’发生的故事：一艘准备飞往火星的新型宇宙飞船——‘东方号’，因遭到某国派遣的间谍机器人破坏，在意外的情况下突然点火发射了，船上仅有三个正在参观的青年学生。飞船在燃料用尽后失去控制，没按预定计划飞往火星，而是靠着惯性，以每秒4万公里的高速，飞向了太阳系以外遥远的人马座。虽然远离故土，前途未卜，但这三个青年学生并没有因此而丧气、消沉。他们利用飞船上携带的缩微晶片，学会了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并经历了宇宙线袭击、超新星爆发、星际云阻挠、黑洞困扰等等难关考验。后来，他们巧妙地利用宇宙线能量校正航向，使飞船重返太阳系轨道，并与祖国派来救援的‘前进号’飞船成功地实现对接，双双回到了地球的怀抱”[7]。不同的是郑文光在新时期的艺术表现手法更加细腻，思想内容上更加深刻，但作品中所蕴涵的核心精神——科学技术的巨大建构力量与“十七年科幻小说”一脉相承。该作既抓住了“十七年科幻小说”的内涵，又拓展了科幻小说在反映社会人生领域方面的表现空间，可谓是中国科幻小说的精品佳作。
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中所描述的科学家不畏强权、为国振兴奋斗的信念也与“十七年科幻小说”的创作理念如出一辙。“这部小说以一架双引擎飞机在太平洋上空的神秘爆炸作为引子，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华侨科学家胡明理（马太博士）被一个叫做洛非尔的外国财团所蒙蔽，隐居于远离尘嚣的一座小岛上专事激光器的研究。他一直以为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用于和平、造福于人类的研究工作。青年科学家陈天虹的落难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终于使马太博士逐步看清了洛非尔财团将其发明成果用于制造尖端武器的险恶用心，于是他奋起抗争，以自己的生命之躯，挫败了敌人的阴谋。”[8]难怪刘慈欣会感慨道：“一提起1980年代的中国科幻，人们就想起了童恩正、叶永烈、郑文光等老一辈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并不是纯1980年代的产物，而是‘文革’前五六十年代的余光（甚至很多作品就是写于那时），由于老一辈作品的强大的影响和艺术力量，使得真正的1980年代科幻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9]
那么刘慈欣口中真正的中国科幻又是什么呢？
刘慈欣曾经撰文指出，在1980年代初期，出现了这样一些作品：
一、《壮举》：从南极大陆托运冰山，以缓解非洲干旱。
二、《XT方案》：仍然是托运南极冰山，但是用其致冷以消灭台风。(https://www.daowen.com)
三、《吐烟圈的女人》：使城市中大型烟囱像吐烟圈一样排气，这样烟气环可以上升到高空并飘得很远，不会污染城市空气。
四、《甜甜的睡莲》：利用麻风病细胞的侵蚀性和癌细胞的速生性进行整容手术。
五、《牧鱼》：使用电子网，用在草原上放牧的方式在大海中放鱼。
……[10]
“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些小说，可以叫它们技术科幻、发明科幻等等，但都不能确切表达它们的特点。我们应该关注的一点是：作为一个整体类型，这样的科幻小说在世界科幻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它们有些像凡尔纳和坎贝尔倡导的小说，但它们更现实，更具有技术设计的特点。同时在写作理念上也同前者完全不同：这些作者是为了说出自己的技术设想才写小说的。看过那些小说后你会有一种感觉：那些东西像小说式的可行性报告，他们真打算照着去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创造的科幻！”[11]从刘慈欣对这类科幻小说的描述中可以发现，与“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牧鱼》为例，完全是《海洋渔场》的翻版。
总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科幻小说一方面延续“十七年时期”科幻创作所流传下的精神内核，即注重科学技术自身的建构力量的表现，另一方面，还在此基础上在艺术手法方面有了大大的开拓进展。在思想内容上，从“十七年时期”单纯的技术发明的展示以及经济领域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生活更广的领域，表现科学技术伟大的建构力量，即不仅仅是物质生产领域，同时还对整个人类社会，甚至人类的生活方式起着建构作用。
进入1990年代，科幻小说再次焕发生机。与七八十年代不同的是，1990年代的创作主体完全是在新时代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作家，他们对科幻小说的探索更加积极和多元化。星河最初的探索是从题材方面着手，将笔触伸向网络这一新兴的科学领域，给1990年代的中国科幻创作注入新鲜血液；韩松，则从科幻作品的形式和人文关怀的角度探索开拓着科幻小说的表现空间；其他新生代作家也纷纷拿起手中的笔，表达各自对世界、对人生、宇宙以及科幻小说这一文体本身的理解。这些作家“具有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科幻理念，他们对老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科普’毫无兴趣，对老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文以载道’、‘负起道德和社会的责任’、‘用科幻小说反映社会和人生’、‘进入主流文学’颇不以为然。写作对于他们常常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个人化的自我超越。他们以为，科幻小说是为自己写的，是为科幻文学本身写的。除此之外，任何一种看法，都可能是创造力的桎梏”[12]。他们对科幻小说传统理念的背离以及对科幻小说表现力的探索，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实验性的写作。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些越来越不像科幻的作品被作家们创作出来，致使1990年代的科幻小说发生“本体缺失”的危机，所谓“‘文’而不‘科’”[13]的论调被某些论者指证出来。“刚刚过去的20年，是中国科幻作家对文本的程式破坏最多的20年。从叶永烈、郑文光等学习英美新浪潮开始，到韩松、杨鹏、星河、王晋康等新生代作家在主题、内容、叙事和世界观方面对传统的颠覆，破坏性一直是中国科幻实验的主题。强烈的破坏性在初期对中国科幻文学形成了某种震撼，但随后，却在读者心目中产生了不快。许多读者反映，科幻不像先前那么好看了。一些人还说，他们宁可回到《小灵通漫游未来》或者《飞向人马座》的时代！”[14]
然而1990年代是一个杂音纷呈的时代，科幻小说的创作也呈现出多元化，其中有一类科幻作品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那就是以刘慈欣为代表的核心科幻。所谓核心科幻就是我们常说的硬科幻。这类作品强调科技内核，其中的技术细节常常经过严格的论证，科学推理缜密，情节生动，悬念迭起，气势恢宏，场面辽阔。它们通常表现宏大的主题，如人类、地球和宇宙的命运以及国计民生，从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西方科幻黄金时代的影子。同时，这类作品继承了老一辈作家（“十七年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科幻作家）开创的传统，即其中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激扬着道德评判，耽于幻想又永不失现实之感。
刘慈欣的《中国太阳》讲述了一个来自穷困农村的打工者——水娃，如何从普通的劳动者变成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太空工人的奋斗历程。该作在构思上跳出了以往虚构现实、远离现实的局限。全文以真实可信的普通人的生活为线索，以中国科技的飞速进步为依托，展开大胆想象，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描绘出中国人民征服自然、征服太空的壮阔前景。作品中洋溢着的爱国情感以及人类对天空、宇宙的无限崇敬和向往，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位读者。类似的还有《流浪地球》、《地球大炮》、《微纪元》等作品。总之，刘慈欣的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出科学技术的强大建构力量，而作者对其所持有的赞美之情也令作品蒙上了异样光彩，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对人类、对科技的情感激荡。如此一来，再次与“十七年科幻小说”的精神殊途同归。
“十七年科幻小说”在那个“功利主义”时期，确实更多地执行着科普功能，而且这一指导思想的贯彻，也极大地限制了大众对科幻小说的理解。但这并不能被视作“十七年科幻小说”的全部意义和价值。重要的是，“十七年科幻小说”在不自觉的创作中，已经与时代主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积极地参与到现代性的启蒙运动中，将科学技术这一对现代社会具有强大建构力量的实体，凸现出来，触及到科幻小说的精神实质，其意义与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从这一精神内核出发，“十七年科幻小说”对后来科幻创作的影响持续存在，新时期以至1990年代那些深受读者欢迎的科幻作品，无一不体现出“十七年科幻小说”所秉持的对科学技术的乐观积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