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幻小说的五个要素

叶永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撰写的“科学文艺”条目里提及，中国人最早写的科幻小说，是1904年荒江钓叟在《绣像小说》里发表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作为中国当代科学文艺创作与研究的权威，叶氏的论断自然足可为我们勒定科幻小说此一文体在中国的历史上限。然而却也有可议之处：叶氏所持准的科学幻想小说的定义是“通过小说来描绘奇特的科学幻想，寄寓深刻的主题思想”，并且标举“科学”、“幻想”、“小说”三要素。首先，何以“寓意深刻”成为一种文体的判断标准？其次，所谓“科学幻想”，叶氏要求它所描绘的“幻想是科学的，而不是胡思乱想”，那么判断其为“科学”的标准又应当是以当时的认识局限所束缚的，还是当以今天比较自信的科学价值去估计的？可以看出叶氏的立场乃是受了苏联科学文艺观念的影响，其目的是把文学工具化，作为一种普及科学、扫荡迷信的手段，而对于该文体所做出的文学外部的种种严格规定，也正是要使之符合一种权力话语的身份。

这样一种出于工具化的目的而提出的定义，今天看来已经过时。文学史研究总希望提出一种更具有持久力和永恒性的论断，尽管为了不致增生歧义而服从约定俗成的名称，然而对于科学幻想的内涵，却需要重新梳理与勾勒。前文已有所涉及[1]，概括来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即时空的超现实体验与新形式的技术思想。科幻小说就是包含了这两方面要素的“天”（自然界）、“人”（人类社会）怀想。以此准则回看20世纪初中国小说家的科幻制作，自然可以感觉到其具有与今天优秀的科幻作品同样珍贵的地位。

科幻小说这一门类在小说杂志林立的晚清时代，其鼓吹与提倡，其翻译较之创作有力，未必真可以算作是当时新兴说部的一大山水。这一类型小说的直接形成显然是受到西方同类小说的影响[2]，然而也不可忽视当时中国知识界逐渐形成的接受与选择的意识。1899年素隐书屋将《巴黎茶花女遗事》与《华生包探案》合刊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小说类型观念尚未形成，只是由于偶然的机缘促成了各类西方小说的译介[3]。然而随着翻译文学局面的扩大以及新式的叙述手法对中国传统小说格局的冲击，产生了务必以新标准划定各自范围的小说分类意识。1902年梁启超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即已标分“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4]，而在同年《新民丛报》（14号）上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上，则有更为繁杂的小说类型划分，其中包括了“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等。这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归于“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5]的“理想派”下面，这也反映了西方文明激荡下的晚清社会追求新奇的时间、空间体验的一种风气。所谓的“哲理科学小说”，在同时代更多为人们使用的名称是“科学小说”，被说明为“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6]，具有“高尚之理想，科学之观察”[7]，能“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8]，因此成为当时各家小说杂志争相刊载的一个门类。(https://www.daowen.com)

从最初“哲理科学小说”到“科学小说”名称的变化反映了彼时小说类型划分的细致化带来的一种困惑，就是是否应该将“天”、“人”两方面的幻想区别开。像柏拉图的《共和国》（Republic），在《新小说》的广告里是被放在与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20，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同一类别里的。而所谓“政治小说”，既名为“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事实全由于幻想”[9]，却因为立论以中国为主而另外独立。然而日后的具体创作往往表明，科学小说时常涉及科学进步对社会、人生的改造（比如《世界末日记》、《空中战争未来记》），而立意于政治理想的作家也不可摆脱对将来中国科学之进步的讲述（比如《新石头记》1908年单行本标为“社会小说”，以及《光绪万年》）。与此同时，对于“理想小说”与“科学小说”的划分，也可以归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比如那位因翻译西洋小说名世的上海知新室主人周桂笙，曾将二者区别为科学小说“发明真理”，理想小说“寄托遥深”[10]。因为“赛先生”于五四前夜中国社会的声望日益加重，科学小说要担负起“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11]的神圣使命，自然应该慎言于“据言以推”的未来理想了。然而既被目为“理想小说”的《乌托邦游记》与《电世界》却都完全符合“科学小说”的定义与创作规则，足见“忧天”、“忧人”仍不可简单划为二途。

科学小说作为西方科幻小说直接催生的一类文体，其名称倒是十分接近20世纪20年代后期方才确定下来的science fiction这一说法。之所以“叶永烈”们感觉到有加上“幻想”二字的必要，却实在是因为想象力在“无边的现实主义”照拂下的20世纪中国大多数文学实践里的实际缺席所造成的。从晚清时代笼统地以“科学小说”为名目的十几种创作中，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与彼同时的文学理论家们商榷不休的那样的一种限度的制约。其中大多数关于中国未来社会命运的预言，以及种种新奇科技的想象，在今天看来，似乎都该归于“胡思乱想”的范围了。不过对于后世人们颇多呼吁的“幻想”因素，在这里看来却还并没有丢失。本文既然已经抛却科普文艺工作者的评判标准，力图建立对文学历史更为同情的一种梳理，就不必再喋喋不休于科学性、现实性这样一些话题。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里，强调“从典范边缘、经典缝隙间，重新认知中国文学现代之路”[12]的福柯式思路，就是以晚清小说与唯西方是尚的“五四”确立的现代文学规范之间开展对话的一种极好方法。本章以时空的超现实体验与新形式的科学技术这两个方面作为翻检晚清科幻小说的基本坐标，结合“忧天”、“忧人”两条路线，总共分析晚清科幻小说的五个要素，期望为第三章所力图做到的重新解读前现代中国做好材料上的组织与整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