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科幻小说”追求现代性的不足
通过前文论述,“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诉求,并用想象性的文本将现代化的生活图景勾画出来,激起人们对现代社会的向往之情。与此同时,还指出通向美好现代生活的途径是科学技术,预见未来社会就是科技的社会、世俗的社会,人不再求助于神,而是询问自身,用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然而,现代性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十七年科幻小说”在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思考中,表现出相对的不足。
通观“十七年时期”的科幻文本,现代社会就是意味着自动化的生产模式、富足的社会物质资料、吃穿住行的满足、人类力量的无限扩张。事实上,它只是从物质层面或经济层面对现代社会做出想象,而在主导现代社会生成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缺乏相应的思考,表现在对世俗化的诉求中,往往是教条式、机械式的。
“十七年科幻小说”在引导人们走入现实的过程中,带着功利性的眼光看待科学技术,因此极力夸大科学的能动作用,塑造了一个万能的“科学形象”。对理性的追求转变为对具体科学技术的崇拜,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成了万能的人。这些科学家不是胡子花白、学识渊博的老人,就是精力旺盛、富有进取心的中年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们对国家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对科学本身又有着强烈的探索欲。当遇到实际困难时,科学家总能够针对问题,轻易地把问题化解。他们通常设计一个科技发明,或者找到一种新型的技术,造福人类。他们是万能的神的形象。但同时,作者又指出了科学家无所不能的原因在于,他们掌握科学知识并善于将知识与实际生活中的事物联系起来,运用创造性的思维进行科技发明。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足够的科学知识、积极的探索与思考就是“十七年科幻小说”对理性的理解。事实上,科学技术仅仅是理性的导引,理性所涉及的内容更广,理性是使人们摆脱愚昧、不迷信权威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它不仅仅表现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深入到丰富的社会生活中,如对人的自身价值的思考,对社会历史存在的思考……
功利性地看待科学技术本身,导致过分地追求具体科学知识的讲解,使科幻小说的科普功能得到强化,而在科幻文体自身的探索方面,相应地受到了抑制。很多科幻小说情节的设置,就是为了科学知识的讲解。如在《空中世界旅行记》中,讲述了“我”与老友(设计火箭飞船的工程师)以及气象学家一起乘着火箭飞船,到天空中游览。之后,便是对大气层构造的介绍和解释。“我们”首先来到了对流层,天气的寒、暖、风、雨变化都是在这里发生的,而且温度会随着高度的增加而逐渐降低;随后,“我们”又来到了平流层,这里气温稳定,但继续上升,气温骤升,原来是平流层中的臭氧层在作怪;接着又见到了贝母云、夜光云、流星,进入了电离层,继而进入到大气的最外层——散逸层。整个故事把大气层的结构介绍了一番,先是描述现象,再解释原因。这样的写作方法在“十七年时期”的科幻创作中比较普遍。
对世俗化的僵硬理解,让理性的精神不能更深入地渗透到思想意识中,而是令科学技术神圣化,或者传授了一些科学知识。那么,对建立在世俗化基础上的“普遍参与”的理解,同样出现了片面化的思考。“十七年科幻小说”所表现出的“普遍参与”是在经济层面上,即人民群众共同发展祖国经济的决心和热情。科学家、普通的农民、工厂里的工人,甚至包括还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都热心地参与到经济建设的洪流中。然而,真正的“普遍参与”,更多地还包括对国家政治的关注和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民主政治。
“普遍参与”的形成,是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业化、都市化的不断完善,导致人群普遍聚集,公共媒介事业的发展令人们之间的交流频繁,对社会事物的关注程度加深。人们在理性的思考下,带着主人翁的意识,普遍地参与到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中,实现着对国家的管理。“媒介参与”与“民主参与”成为“普遍参与”的两种表征。
作品中都市的产生,多数是为了工业生产的目的,都市生活其实就是生产生活。媒介并未因都市的产生而发达起来。作品中提到与媒体相关的事物就是负责报道消息的新闻记者。这些记者一方面执行着讲故事的功能,另一方面还作为一个媒介的实体而存在。既然以媒介实体存在,就要承担一定的功能,即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而“十七年科幻小说”,记者只是作为一个单方面输出消息的工具而出现,往往是接到上级机关所下达的指示,去采访某个工厂,或者是听说哪里建起了新型城市,去参观,或者是在拜访老朋友的情况下,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而社会成员相互交流的真正方式,是以会议的形式或者是集体讨论的形式来完成的。从会议与集体讨论形式的构成来看,由于要受到场地、时间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于是参与到集体事务中讨论的人同样受到了限制,所谓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的“普遍性”无法实现。科幻作家们带着一腔的热情描述社会成员热心于集体、国家事务,而所谓的热情确是意识形态上单方面的输出,在思想层面上对人们实施教化,却没有在实际操作上,指出“普遍参与”的可行性分析,让其仍然局限在小范围和经济领域中。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并没有真正发挥出他的力量。人们对科学家唯命是从,旧的神权被推翻,新的科技权威又建立,而要实现的真正理性启蒙归于简单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创新。
[1]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36页。
[2]李瓯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第131页。
[3]吴岩:《西方理论对中国科幻的作用》,http://www.wuyancentral.com/khll/l-0004.html,2006年5月5日。
[4]吴岩,方晓庆:《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36页。
[5]吴岩:《西方理论对中国科幻的作用》,http://www.wuyancentral.com/khll/l-0004.html,2006年5月5日。
[6]吴岩:《西方理论对中国科幻的作用》,http://www.wuyancentral.com/khll/l-0004.html,2006年5月5日。
[7]尹传红:《中国科幻百年》,《中国科技月报》,2000年,第4期,第6-7页。
[8]尹传红:《中国科幻百年》,《中国科技月报》,2000年,第4期,第6页。
[9]刘慈欣:《消失的溪流——八十年代的中国科幻》,http://www.pkusf.net/readart.php?class=khs&an=20050115234221,2005年1月15日。
[10]同9。
[11]同9。(https://www.daowen.com)
[12]吴岩:《杂乱中是否存在着秩序?》,见《中国新生代精品集》,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2001年,第2页。
[13]郭锐:《谈世纪之交我国大陆科幻小说创作的几个主要问题》,《齐鲁学刊》,2001年,第2期,第94-96页。
[14]吴岩,方晓庆:《刘慈欣与新古典主义科幻小说》,《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