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的影响
晚清输入域外小说风气之盛，不亚于中古时代佛教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经籍的翻译，这是因为“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3]。译介小说的目的本来是在于来“开吾民之智慧”[4]，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粗略统计的结论是晚清时候出版的近千部小说里面，翻译小说占了三分之二[5]，足以证明翻译者、推行者的努力，以及读者群的壮大。
然而这股风气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据阿英、陈平原等人的考证，自从在1625年，有金尼阁翻译《况义》（《伊索寓言》），1740年前后有根据《圣经》内容改写成说部的译作，如欧文《杂记》，1794年有陈人重译《海外奇谈》（《忠臣藏》），之后1840年-1895年间可以找到的翻译小说也不过六七种的样子[6]，其中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回头看纪略》或《百年一觉》，对于晚清科幻小说可能会有影响的还有1872年4月15日到18日刊载于《申报》的《谈瀛小录》（即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第一部分）。
贝拉米《回顾》一书出版于1888年，三年之后就有节译本在中国出现[7]。这部小说在中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先后有四个译本出现，以不断满足变化了语言习惯和思想环境的读者的需要[8]。《百年一觉》曾经直接影响到晚清思想界对西方小说的看法：
《万国公报》和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都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渴欲先睹的书刊，他们马上就对《回顾》发生了兴趣：康有为在写作《人类公理》（后据此改为《大同书》）时参考过《回顾》，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特别提到：“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梁启超也将《百年一觉》列入《西学书目表》中作了介绍。或许是因为考虑到中国社会鄙视小说的风气，《回头看纪略》与《百年一觉》在刊物发表和出版成书时都未曾注明它是“小说”，小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当时是将它作为政治论著看待的，他们不知道它是“小说”。谭嗣同当时对“文学”都持否定态度，更不用说“小说”了。但是，当他们一旦知道他们倾倒推崇的《百年一觉》竟是“小说”，自当对“小说”刮目相看了。《百年一觉》为“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们提供了“政治小说”最早的模本。[9](https://www.daowen.com)
若援引解释学术语粗解，晚清人士对于用《礼运》的“大同”思想对《回顾》的解读中包含着两种文化理想的视界融合，当时一中一西两位翻译者有意将书中的社会主义空想内容全部删掉，只侧重渲染“百工属国”、“薪资平允”、“老有所养”、“人皆读书”一类理想[10]，颇可看作是一次成功的中西“合谋”。
此外，《百年一觉》对晚清科幻小说一路的时间意识开拓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前文已有论述，不再多言[11]。
《格列佛游记》的影响未必小于《回顾》，而这部小说的翻译过程中更是充满了“改写”、“误读”，《谈瀛小录》是写第一部分“小人国游记”，在《申报》发表时不标明译者，并把小说夹在其他新闻报道与时论间发表。当时海外游记正流行于世，编者就在开篇先来一段按语，言称这是才发现的数百年前的“遗稿”，显然是因为小说的名声还不好的时候，将之列于实录，反可期望获得嘉赏。晚清先后出现了三个《格列佛游记》的译本，第二个是在《绣像小说》上从1903年一直连载到1906年的《僬侥国》[12]，使用白话翻译，这是一个全译本，相对说来比较忠实于原文，却也在最后添加一段主人公被鲸鱼吞食的情节。第三个译本是林纾与魏易（一说曾宗巩）合译的《海外轩渠录》，不仅只译出前两部分，而且林纾为之作的序里面还宣称因主人公“痛斥英国而英国卒兴”的小说功能，可见当时引进者们的用心过于良苦了[13]。
由第一章的分析可知，《格列佛游记》与《回顾》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它们都没有离开柏拉图开启的乌托邦传统，其中《回顾》一般被认为是最后一部乌托邦的“正典”，而《格列佛游记》乃是第一部具有反乌托邦或云恶托邦意义的小说。《百年一觉》可以触发中国读书人对属于儒家传统的“大同”思想的深情呼唤，从而鼓动晚清人士借他人杯酒浇自我块垒的政治理想小说的创作。恶托邦的影响也很大，王德威把恶托邦叙述定为“幻想恶法当道后的情况”，并例举曾朴《孽海花》开篇的“奴乐岛”、陈天华的《狮子吼》（1905年）的“华民岛”和侣笙《痴人说梦记》的“仙人岛”[14]。——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的译介，是要到20世纪才开始的。
根据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的记录，1900年-1911年间，凡尔纳小说的中译本出现过18种（不计重新刊印的）。反复翻译次数最高的是《八十天环游地球》，10年里至少就有4个译本（有的译本不全，甚至只有一个开头）。另外还有《气球上的五星期》、《海底两万里》、《从地球到月球》、《环游月球》以及《地心游记》。这些算是最早的对于西方科幻经典文本的翻译了。最早问世的是1900年陈寿彭、薛绍徽夫妇翻译的《八十天环游记》[15]，陈薛伉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专力于西方文史科技著作的翻译，《八十天环游记》的翻译正吸收这些优势，后人赞其文字精练、忠实于原著，“几无懈可击”[16]。《八十天环游记》是据桃尔（M.Towel）和邓浮士（N.D.Anvers）的英译本转译的，当时的小说大多经过几层转译[17]，比如包天笑1903年翻译的《铁世界》是由日文译本翻译的，而日译本又是由英文译本翻译来的[18]，今天的人们若只是看见书名，几乎猜不到是《海底两万里》的译本。再如同年印行的两部鲁迅翻译的凡尔纳小说，由于是转译自日文，竟然把原作者的国籍都弄错了[19]。
转译问题不仅只是一个技巧问题或者一种偶然性的可能，它更多地显露出文化视界融合的层次所在。西方原著小说的文学口味与小说气质在缺乏对其文化背景有所了解的情况下很难直接“移植”到中国，而当时意译为主的翻译风气也是在文化交通初期起了“软化”异域过于生涩的文化信息的作用。因而通过日文转译这一特殊方式，也可以看作是出于这样一种理由。
另外一部转译自日文而影响很大的科幻小说是1906年上海小说林社出版的徐念慈翻译的《黑行星》，此书原名是The End of the World，作者就是早期解释四维空间的先驱、美国著名的天文学家西蒙纽武[20]。明治时代日本报人黑岩泪香（1862-1920）将这小说译成日文，改名《暗黑星》，而徐念慈的译本就是根据此日文本译出。人们对这部译作评价也很高，而且认为对晚清小说的创作影响很大[21]。
此外日本原创科幻小说的翻译对晚清小说家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时期一个比较受重视的日本作家是押川春浪（1876-1914），据武田雅哉的介绍，他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儿童文学家，作品多反映出日俄战争以后的军国主义气息[22]。押川氏曾经在东瀛大力鼓吹“武侠”精神，这一风气也曾对晚清中国产生影响；他大学时代（1900年）写的《海底军舰》被认为是预言了四年后日俄战争的成功之作，1903年海天独啸子翻译《空中飞艇》的时候，就已经把押川氏鼓吹为“日本小说名家，久为学界所欢迎”的人物了，并以为《空中飞艇》综合了“高尚之理想”与“科学之观察”[23]。然而所谓“高尚之理想”，无非是以科技扩充军事，增强杀人夺国能力的手段而已，这正对了晚清中国人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