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从某种程度而言，科学技术已经构成了生活的本身。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类，是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革命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了人们对科学的热望，也促使着人们对科学作理性的反思；它既带人去领略想象之美，也引人去探究和关注人类未来的命运。

科幻作为一种文化文本已经大量地出现在影视作品、网络游戏等大众传媒之中，以至于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看来，科幻文学已经成为当今的一种文化表征。“（科幻小说）在形式上与19世纪历史小说的出现一样重要，一种来自未来的信息，就仿佛历史小说是来自过去的信息一样。与历史小说一样，科幻小说标志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出现，一种新的再现：它构成了一种新的表达机制，一种新的盖革计算器，它拾起那些至今尚听不到的震动和颤音，让一些事情来讲述我们的现实，而这已是旧的文学形式几乎不再能记录的了。”[1]然而，科幻小说在我国的发展几经波折，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与西方发达国家科幻小说的发展情形相比，我国的科幻小说无论在创作方面，还是在理论研究方面都显得较为薄弱。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发展我国的科幻文学，使科幻文学民族化、本土化，使之获得良好的发展条件，有必要对我国当代科幻文学作一个深入的考察。

本文把关注的重点主要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体来讲是1976年-1983年，即从“文革”结束到新时期之初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情况。这一阶段被称为是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第三次高潮”[2]期。

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创作是在一个科学被重新崇尚的历史语境中获得了井喷式的发展[3]的，从数量、质量、创作取向、风格类型等方面看，都要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说更丰富、更多样。另外，不少作者依据自己对科幻小说的理解，结合创作实践，或学习或仿效西方科幻小说的创作经验，从“精英式”的严肃写作，到“商业化”的笔法运用，从遵循科普化的知识演绎，到对现实生活的深入探察，表现对生命和历史的反思等等，都作了多方面的尝试。可以说，当时的中国科幻小说正处在“寻找可能的途径从科幻小说的原有边界中突围”这样一个“边界超越期”[4]。这个时期的科幻小说作者努力以多元化的创作实践，去探索科普功能以外的表现空间，去拓展儿童文学范畴[5]以外的生存领域。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紧密地和重建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目标绞合在一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真正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逐渐转移到物质领域的经济建设中来。同时，思想解放路线与改革开放路线相辅相成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向现代性社会这一目标发展的历史进程。新时期的科幻小说是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诉求下被召唤起来的。随着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和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目标的确立，全国上下掀起了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潮，这给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新时期的科幻小说努力以自己的话语积极参与到现代化的主流话语中去，期望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话语资源。科幻小说作者们兴奋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他们为中国畅想美好的未来，憧憬科学技术给中华民族带来强盛的福音，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希望科幻小说能够启迪新一代青少年的智慧，让青少年树立对科学的信念，鼓励孩子们将来勇攀科学高峰；同时，他们也为了确保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顺畅发展而积极展开对非理性的不良后果、技术理性带来的异化倾向、人性的负面因素等的反思和批判。(https://www.daowen.com)

但在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元叙事”[6]中，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不断受到主流话语的修正和整合。这主要体现在通过对创作理念和创作技术进行“规训”，来达到与时代主旋律的协调一致。比如，对科幻小说属性的争论，对幻想合理性的质疑，对科学普及功能的要求，对思想倾向是否偏离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检查”等等。

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是热切地想加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元叙事”中来，而且还强烈地想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代表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迫切地希望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有效的载体，将现代意识、科学理念以通俗形象的方式传播下去，但是又担心科幻小说光怪陆离的内容会扰乱视听。因此，主流话语希图在不断监察和规训中确保科幻小说在“正轨”中运行。

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就是在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又彼此悖反的历史情境中，风潮涌动又转而匆匆退场。本文试图从现代性的维度来考量这一时期中国科幻小说的特性，因为“现代性话语不但能分析中国科幻文学基本思想这一宏观状态，也能深入到文本通性这一中观状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