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的人文精神

真正谈得上是以人文主义精神关照人类未来的命运的，应该还是要归于威尔士的作品。凡尔纳总的基调还是充满乐观的，而威尔士在他的小说里始终在表现一种悲观情绪。他感到世界大战即将在人们翘首欢呼期待的新世纪发生，而技术的进步将使得杀人武器空前地具有恐怖的毁灭力。他预言了未来战场上空中武器的威力［《空中战争记》（The War in the Air），1908］，猜想到核分裂技术发展首先送给人类的礼物会是什么，并为之命名“原子弹”[24]。他的笔下常出现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家，孤独而又高傲，沉湎于奇特的发明欲中，而且往往被主宰世界的个人主义思想魔障了良知，比如《摩若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Moreau，1896）里，拿兽类作器官移植和外科变形手术，制造出两足兽人的摩若博士，企图以此术成为小岛的统治者。他使得兽人每夜在梦里都要吟唱膜拜他、神化他的“圣歌”，这种精神控制，显然带有隐喻现实的意思。而在《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1897）中，威尔士重复了凡尔纳已经在《隐身新娘》中写过的题目，即掌握隐身术的人如同魔鬼附体，他将无法再像寻常人那样控制得住内心的邪恶。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完全置身于社会群体的目光之外，所有的规训约束和情感责问都不再具有效力的时候，他带来的势必是一场灾难。假如读过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Holocaust，1989），一定会在此联想到纳粹集中营里的焚尸炉，鲍曼在研究中发现，这种灭绝人性的杀人工厂的实际操控人员，未必就是天良丧尽的邪恶分子。而这一切之所以始终能够运转正常，乃是因为操控人员对于被杀害的犹太人来说自始至终是不在场的，现代化工厂的自动控制技术保证他们是“隐身的”。

威尔士也写过古老的“登月”题材，见于《首先登上月球的人》（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1901年），他显然是要和凡尔纳的同题材小说一较高下，他没有使用大炮俱乐部的绅士们擅长的火箭技术，而是想象有能阻隔各种放射能的物质，可以隔开引力对之的影响。小说主人公科学家凯依和冒险家贝德福德就乘坐这种材料制成的圆球飞向月球了。虽然在飞行器的选择上，威尔士显然没有凡尔纳的预见准确，但是英国人谨慎的作风使得他考虑到着陆的撞击问题，以至于直至今天，美国宇航局仍采用回归的飞行器在海上降落的方案。威尔士对外星球存在生命一说深信不疑。不仅在这部小说里，出现了形似蚂蚁、躯壳脆弱（引力造成）的月球人，他还在《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1898）中幻想使用“热线”[25]的火星人和地球人的大火并，这场战争被火星人始料未及的细菌所结束：全部火星人都感染疾病致死，使得小说的结尾极具戏剧性。

“火星人入侵”和“时间旅行”都是20世界好莱坞中意的绝好题材，前者曾经在60年代的美国激发一家电台的恶作剧灵感，他们仿照书中情节制作了火星人已经袭击美国的报道，引起全美国的大骚乱。而后者来自于威尔士最早也是最出色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1895），故事描绘了一个发明了时间旅行机器的科学家，来到80万年之后的世界，看到的是“人类文明的衰退期”，地球的高级生物分化成两个族群：地上世界的“埃洛依”（Eloi）和地下世界的“摩洛克”（Morlock），“埃洛依”属于从前的贵族后裔，形体纤细，神态和悦，素食，容易疲倦，害怕夜晚，他们共同栖息于白色大厅里，体力智力似乎对于他们都是多余的，“用鲜花打扮自己，在阳光下唱歌跳舞。艺术精神只留下了这一点点，真没有别的了”。“摩洛克”则属于工业制度下的底层工人，他们丑陋萎缩，惧怕阳光，居住在一座人类文明博物馆的地下，利用从前的机械设备，为“埃洛依”服役。但是在逐渐逼近地球的太阳照射下，时间旅行家还是发现了最恐怖的文明真相：

上层世界的人趋向纤弱的美丽，下层世界趋向单纯的机械工业。但是，那种完善的状态，即使就机械的完善来说，也缺乏一种东西——绝对的永恒。

完善的技术文明造成了其他一切动物都不再具有存在的必要，作为一种高等生命继续存在却需要食物的补充，而“摩洛克”就因此重新拾起了古老的禁忌——吃人。他们白日为“埃洛依”服役，夜晚则上来捕食这些同类。

也许80万年实在过于久远，但是关于文明的最终预言里包含着威尔士极其悲观的看法，即认为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在物种发生分化之后也不可能得到解决。而剥削和吃人这两种不同程度上的恶习有可能成为天性——当恶习成为天性，人类的发展还有什么希望呢？

其实未来不是一个万千河流日夜奔赴的归宿，无论过程如何，最终都走向同一个结果。未来更类似于一块巨石，所谓的水滴石穿，其形成的所有种种形象，必须归于一点一滴的刻镂与琢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未来的看法，从高呼“但愿公平如大河奔流，使正义如江涛滚滚”的以色列先知到为“人类洪流的最后的涓涓弱水”而悲叹唏嘘的威尔士，每一次走在时代前列的呼声都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了已有的历史，也使得未来人类的命运悄然出现新的可能。20世纪是个告别了乌托邦的时代，因为技术文明的进步和全球民族革命的发生带来了一种现实感，或者也许可说是所谓“现代意识”，在此完美理想变得可笑与空幻。奥斯威辛之后，再有诗，都是野蛮的。属于20世纪的人类未来预言，是扎米亚京（Yevgeny Zamaytin，1884-1937）的《我们》（We，写于1920年，发表于1924年）、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pseudonym of Eric Arthur Blair，1903-1950）的《1984》（Nineteen Eighty-four，1949）三大反乌托邦小说。他们纷纷预告全体战胜个体、理性战胜自由、话语战胜真实、现实战胜幻想的时代即将来临，性欲爱情和生老病死一样接受机械大生产模式下的量化处理。柏拉图开始的以数学完美所象征的“理想国”产生未曾料及的结果，《我们》叙述的大一统王国的数学伦理，以“守时戒律表”与玻璃墙住宅建立“绝对的审美服从”。我们无须为此一预言并未到来而庆幸不已，蛮荒时期的野蛮人也不能理解20世纪的“男式上装”的必要性，文明总是这样在潜移默化中，使得一切变得自然而然。《美妙的新世界》篇首以尼古拉斯·贝加叶夫的话戏拟浮士德的“停留于此时刻”：

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去避免它的最终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正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

“奥威尔”们延搁了想象的结束：现状产生于历史一次一次对未来的勒定与发明，而主体一旦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幻影的接近，又努力脱离之。曾接近上帝的，又宣布了他的死亡，“在这些假想消退之后，仍是一个阙如的空间”[26]。

在20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很及时地发现了西方人乌托邦与科幻小说的重要价值，开始了中国式的晚清科幻小说的创作，却表达出了另外一种未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