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任务与无法担当的角色——新时期科幻小说的现实使命

十年“文革”结束，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与其说是政治的封闭或经济的落后问题，不如说是长期‘文化专制’导致的文化上的蒙昧问题，即大众中普遍存在的无文化或反文化、无知识或反知识问题。正是这种文化蒙昧阻碍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因此，20世纪80年代前期，“挣脱‘文化专制’的枷锁，更新全民族观念的‘文化启蒙’（‘新启蒙’），是思想文化的主潮”[2]。

从字面上看，“启蒙”（enlighten）一词原先的意义是“照亮”或“启明”。当它作为一种价值诉求被自觉地运用到人类生活诸领域的时候，显然是因为在这些领域存在着一种阴暗状态。在此一状态下，人被蒙住了智慧的眼睛，既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自身。他被牵着鼻子在漫漫长夜中游走，不辨方向，不明目标，根本丧失了自己的自主抉择能力。因此，“启蒙”从其价值和功能上被引申为使蒙昧者变得有知识、教养和理性，即以理性的光芒去开启大众的蒙昧心智的活动。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那里，人的这一浑浑噩噩的生存状态完全由于宗教迷信的一手遮天所致，而启蒙的意义就是把人和世界从基督教神学的魔魅中解放出来，用自由、平等、博爱、个性等理性的火光照亮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相信，不论人类迈向文明的征程多么曲折，但历史进步的车轮不可阻挡。随着科学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理性将战胜蒙昧，自由将替代专制，盲目的自然力量和落后的社会势力终会被彻底征服。“人类精神在解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3]而现代性正是一项伟大的启蒙工程，是一套有关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理性蓝图。按韦伯的设想，这个理想社会由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领域组成，分别由工具理性、道德理性和艺术理性所支配。总体来说，在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特征“被知觉为是一个从黑暗中挣脱出来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启蒙的时代，它展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4]。

而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虽然“启蒙”的理念来自于接纳西方“科学”和“民主”的理性思想，但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启蒙’往往有着特殊的含义——即以西方现代科学与理性精神去开启中国大众的蒙昧心智，以便使被抛出中心轨道而在边缘处挣扎的中华文化重新具有中心权威和魅力。这就必然地隐含了一种带有等级制色彩的文化想象：中国大众尚处于封建蒙昧之中，这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关键；而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便是向大众灌输现代科学与理性精神，使其觉悟起来，从而成长为中国的现代化的主体力量”[5]。

新时期的帷幕可以说是在“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角中拉开的。科学、理性、真理、实践，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想形态的关键词。更新全民族观念，延续五四以来未竟的现代性工程，成了当时思想文化的主潮。而要实现全民族观念的转变和解放，让民众“成长为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入手来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应该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正如当年的一篇社论所阐述的那样：“我们的工人、农民、战士、干部、知识分子如果不懂得科学技术知识，就很难掌握现代化的生产技能，使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管理现代化的经济。十分明显，不大大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为了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每一个人都要在努力学习政治的同时，努力学习科学、技术。要从青少年起，在全国人民中造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氛围。”[6]这次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全民总动员，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热切追求，和对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渴求。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因此对少年儿童科学文化的教育和普及就更是广受关注和重视。

如果说新时期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作品“复活”了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民主”的精神，将启蒙的话语落实到情感和思想层面的话，那么新时期科幻小说的启蒙任务主要被划分在普及科学知识，启迪智慧，激发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热情上。作为对一种文类的态度和看法，人们更多的是关注科幻小说的实用价值，突出了科幻小说的工具性，而它同样应该具备的思想性（如果说对科幻小说的思想性也有要求的话，当时主要是从其科学性的角度去考量的，即符合科学真理、科学规律，实际上就是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相对地隐没在人们视界的边缘。

对科幻小说科普工具性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少儿科幻作品中。“少儿科幻小说，它是孩子们学科学、爱科学的启蒙读物，是激发少年朋友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形象化教材。优秀的科学幻想作品，它能以生动感人的艺术手法，对孩子们描绘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描绘出人类对大自然奥秘的了解……优秀的科学幻想小说，它能在小读者的心中撒播下科学的种子。”[7]因此，当时绝大部分少儿科幻小说以解说科学知识，启迪青少年智慧，激发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憧憬科学技术创造出的美好生活，向往高度现代化世界为指归。

在这类少儿科幻小说中，金涛、叶永烈、肖建亨、刘兴诗等的作品比较具有代表性。金涛的“马小哈奇遇记”系列短篇科幻小说，以一个有些懵懂、有些莽撞、有些调皮却充满好奇、热情的小学男生为主角，因为一些偶然的事件，马小哈卷进了科学的发明创造之中。小说通过在马小哈身上发生的一些故事，介绍了科学知识，并对这些知识作出了创造性应用的设想。这样，将介绍科学知识，启迪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鼓励孩子努力学习，为建设美好的未来作准备等方面结合了起来。

比如在《土拨鼠传奇》里，生活于新建的宇航小镇的马小哈对正在开展的航天工程很有兴趣，可是却没有机会了解。他模模糊糊地从同学吴小明那里得知，宇航员们准备飞向天琴座，可是路上得花20年时间。小明的爸爸吴博士正着手研究一项解决宇航员在太空中长时间航行生命的保存问题。马小哈对此显示了浓厚的兴趣。一天，他去照料偷偷豢养的一窝土拨鼠，遇见小明和爸爸吴博士一起去田野捉土拨鼠。他犹犹豫豫地把自己养了土拨鼠的事告诉了他们，吴博士给马小哈讲述了一番土拨鼠的生活习性之后，说他正希望从土拨鼠身上提取一种冬眠素，来解决宇航员飞向遥远星球的长途中生命的保存问题。马小哈了解到小小的土拨鼠还有这样大的功用后，便把土拨鼠送给了吴博士用作研究。最后，冬眠素提取成功了，宇航员向天琴座出发了。作品在结尾处写道：“20多年以后的祖国，无限美好的未来，太令人神往了。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可不能荒废大好时光呀。”[8]

这样的故事模式应该说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当时少儿科幻小说的创作路数和思想指归。可以肯定的是，金涛在小说中较好地刻画出了儿童的特性，他笔下的马小哈的确是个鲜活的孩子形象。这个形象并不概念化，他有自己的心理活动，有自己的爱好和性格，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而这些活动都与小说的事件发展、科学构思存在着自然的联系，有机地将科学知识、创造性设想和小说情结融合在一起，没有流露出明显的图解知识的痕迹。

而这种带有科普性质的少儿科幻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当推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说它登峰造极是因为它有巨大的发行量[9]，有深入人心的“小灵通”形象，而且它是科学知识的普及功能与想象力的一次绚烂绽放。《小灵通漫游未来》比较系统、全面地“创造”了一个“间离”于现实的未来世界——未来市。这部中篇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描写了一位心明眼亮、消息灵通的小记者——小灵通在未来世界的种种新奇见闻。通过小灵通在未来市的所见所闻，从吃、穿、住、行等方面全方位地勾画了未来世界的现代化奇异景观。故事内容里有非常多的“新奇”元素。如：原子能气垫船、水翼船、步行机、小型直升机、家家户户都有的飘行车（水滴一样的小汽车，用一整块无色透明的塑料做成的，没有轮子，开起来就像在地面上飘似的）、微型的半导体电视电话、未来市每个小朋友都有的电视手表。还有，机器人成了家庭的保姆。那里人们长寿是因为更换器官像更换机器零件一样方便。塑料成了未来世界的全新材料，那些高高的房子是用塑料做的，又轻又富有弹性，尽管高达一二百层，也不怕地震。人们吃的是人造粮食工厂生产的各种食物，有像一颗颗珍珠般大小的人造大米、有小西瓜那么大的人造蛋、用石油化学合成的人造肉、用遗传工程的新技术培养出来的蔬菜瓜果、像西瓜子般大的芝麻、参天大树一般的向日葵、水生南瓜、有普通轿车那么大的西瓜、叶子比床单还大的白菜、笔直挺立像松树的甘蔗、如五彩云霞的彩色棉花、如胳膊一样粗的丝瓜；红红的苹果，比脸盆还大；黄澄澄的橘子像一只只南瓜；沉甸甸的紫葡萄看上去有鸡蛋那么大，这些都是用新型的植物生长刺激剂培养出来的。厂房涂上人造叶绿素，制造大量的人造淀粉，像下鹅毛大雪似的往下飘。涂了奇妙去油污剂的碗碟、布料只要在水中一漂就一干二净。人造月亮的照明使整个城市变成了不夜城。学生们上课不用记笔记，写话机能自动地把老师的讲话变成文字记录下来。天气预报可以协商，根据所需不同，可以分时段调节气象。未来市的人们往往身兼数职，而且都不是专家就是学者，他们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专业技能，连孩子们都学富五车……而这美丽的生活画卷“是用劳动的双手画出来的，是经过艰苦的斗争才画成的”[10]。正如小灵通给广大的小读者的来信中所说明的：

未来市，不仅在现在的中国地图上找不到，就是在现在的宇宙地图上也没有这座城市。但是，在将来，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城市，而且在宇宙地图上也能找到这样的城市。

未来和今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今天的努力，就不会有美好的未来。未来的城市，靠谁去建设，靠什么去建设？靠这本书的小读者——我们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们，用智慧和劳动去创造和建设。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也将创造美好的未来。[11]

这些“新奇”的元素，极大地释放了对科学技术的瑰丽想象，收获了“惊异”的审美效果。人造意味着先进，巨大意味着非凡，速度意味着现代，这种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感染着小读者的情绪，奇妙新异的事物点燃了小读者的好奇心，美好的未来生活引导着小读者的向往和憧憬，努力奋斗的思想感召着小读者为了建设现代化的未来世界而求知向上……《小灵通漫游未来》“创新”了一个“间离”于孩子现实生活的未来世界，它所要达到的“认知”是：相信科学、相信未来、相信劳动，只要努力就能创造无比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在主题取向、美学效果、创作理念、社会功能等方面在当时的少儿科幻小说中已经做到了极致，可以说是科普化科幻小说的典范之作，镶嵌进了中国科幻小说历史的镜框，其他同类型的科幻小说基本上在这个模式里修修补补，包括叶永烈自己后来在这个类型的科幻小说中也难以有新的突破。比如他后来陆续创作的《神秘衣》、《奇妙的胶水》、《石油蛋白》、《熊猫工厂》、《奇妙的“电子滤声器”》、《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改造“蚊子”》等等一系列少儿科幻小说（其实以科幻故事称之或许更为合适），这些作品基本上是以一种知识、一个新发现为幻想契机，然后去构思其未来的应用前景或可能的应用方面。从作品价值来说，主要是起到启迪少年儿童智慧的效果。

这些科幻作品，不仅故事越来越显出粗糙的一面，越来越沦陷于图解知识的桎梏之中，而且在儿童形象的塑造上也越来越缺乏笔力，以致作品中的儿童形象扁平苍白。对此，一位少儿报刊的老编辑曾这样评述道：“科幻小说中的社会生活、科学研究，不需要少年儿童参加，怎么拉少年儿童卷进来，而且成为故事的主角并不那么容易。不熟悉儿童、不尊重儿童，就可能把儿童只当做提问题的喇叭筒，或者无足轻重的串场人物，要不就是游离于情节之外的旁观者。”[12]此外，作品在想象与构思上也逐渐越走越狭窄。创作“总逃脱不了这样的公式：无事不晓的白发老教授给大家上课，于是，奇遇——谜底终于揭开；误会——然后来个参观记”[13]。参观记，误会法，揭开谜底的办法，成了当时许多科幻小说作者无法躲开的创作套子。“于是，久而久之，就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作者就整天忙于寻找一点什么‘新’点子，然后就围绕主题，编造情节、配置人物。然后就皱着眉头，在他的纸上开始拼凑一篇科学幻想的‘七巧板’。”[14]

这类少儿科幻小说经历一段时间的创作实践后，在科学性、准确性、预见性的三大戒律下，艺术性和思想性徘徊不前。高士其先生针对这种创作现象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当前，我国的科幻小说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小说的特点不够。很多科学幻想小说，充其量只能是科学幻想故事，而算不上是小说。”[15]

为了使科幻小说从科普功能的窠臼中摆脱出来，拓展科幻小说的表现空间，寻找科幻小说文体的自觉之路，不少科幻作者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点。童恩正应该说是新时期以来，较早地从文学本体上来突出科幻小说的文学规律和文学价值的作者。他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中，虽然以科学文艺为总文类来与科普作品作了三方面的比较区分，实际上主要谈的是科幻小说和一般科普作品之间的差异。他认为从写作目的上看，“在科学文艺作品中，它的目的却不是介绍任何具体的科学知识，而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是宣传作者的一种思想，一种哲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探索真理的精神，概括起来，是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在这里，科学内容又成了手段，它是作为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的”。科学文艺在写作方法上“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述和某种意境的渲染，间接而又自然地表明作者的意图：歌颂或者鞭挞，赞美或者揭露。它是以形象思维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有的科学文艺作品尽管所涉及的科学内容已经是过了时的或甚至已被证明是荒谬的，但是由于它所塑造的人物和它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容，仍然使它至今能列入世界文艺的宝库之中”。在文章结构上科学文艺没有受所要介绍的科学知识的束缚，“它所遵循的是文艺规律，作者艺术构思的天地是异常广阔的”。[16]他提出了在写作上应该“高举五四运动革命先驱的科学的旗帜”的观点，将科幻小说从作为儿童学习科学知识的“蒙学”式的读物这个较低端的层面，上升到启蒙思想的更为深远广阔的层面。童恩正的看法应该说在当时是相当有见地的。但遗憾的是，他笼统地用“科学文艺”这个概念来进行表述，便引起了一些争议。

“在我国，科学文艺是运用艺术手法反映与科学有关的内容的一类作品的通称，涵盖科学童话、科学故事、科学小品、科学诗，以及独具特色的科学幻想小说等等体裁。”[17]我国对“科学文艺”的含义解释大致是“一般以‘科学’为内容：或介绍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的思想方法；或颂扬科学的业绩，启迪科学的想象。这类作品又明显异于运用理论论述、逻辑推理去表述、阐述科学内容的科普读物。科学文艺创作要求进行艺术构思，采取各种艺术手段反映科学，表达科学，寓科学于文学艺术形式之中，人们从中既可受到科学的启迪，又能获得艺术的审美享受”[18]。这一解释应该说比较全面、清晰地将科学文艺的内容、表现手法、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概括了进去。但是，“在我国，被列入科学文艺的作品样式繁多，情况也较复杂，不同题材、不同作品之间，性质、功能可能相去甚远”[19]。由此，我们可以说，童恩正以“科学文艺”的概念来主要说明独具特色的科幻小说的内涵显然有些含糊，不够有针对性。因此，一些认为“科学文艺是采用文艺形式的科普著作，采用文艺形式的科普著作就是科学文艺”的人看来，童恩正的观点是“将一事物的名与实隔离开来了”[20]，“科学文艺失去一定的科学内容，这就叫做灵魂出窍，其结果是仅存躯壳，也就不成其为科学文艺”[21]。由于我国“科学文艺”有较大的涵盖范围，而有的观点将科普著作也纳入其中，这必然波及对科幻小说的正确看法，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科幻小说姓“科”姓“文”之争。当人们把“科学幻想”里的“科学”理解得过于实用、过于狭窄的时候，作者们所遇到的困难就更严重，他们也就更加无从发挥科学幻想小说作为小说的艺术魅力了。科幻创作界对于扣在科幻小说头上的那顶“灵魂出窍的文学”的帽子，备感委屈与痛苦，以致有人在回顾这场争论时不无愤懑地将之与文艺小说领域“主题先行”的创作弊端相比照，“只是在我们的科学幻想小说里，政治的教条，被换成了科学的教条而已”[22]。

尽管外界对科幻小说的看法存在争议、偏见甚至教条化，但继童恩正之后，高士其和郑文光在科幻小说的人物塑造方面提出了塑造“未来社会的人”[23]的观点：

科学幻想小说不但给人丰富的知识，而且还以它的生动的情节，引导着人们注视科学发展的动向，吸引千百万少年读者投身到科学事业中去……相当一部分科学幻想小说是假想故事发生在未来的，那末，除了展示未来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外，科学幻想小说是否也应该着力写出掌握这些科学技术的未来社会的人？他们应当有更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应当早已完全摆脱林彪、“四人帮”一流丑类所加于我们民族的精神枷锁，完全摆脱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所加于我们民族的烙印。瞻望未来，大力讴歌先进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讴歌科学新成就造福于人民，讴歌为使我国科学水平跃居世界前列而孜孜不倦的科学战线英雄人物，应该是我们科学幻想小说广阔的题材来源。

此外，郑文光在答香港《开卷》月刊记者吕辰问时，就“科幻小说的功用是什么？”“有什么价值？”这两个问题作了阐述，他先肯定了“科幻小说在启迪智慧，促进科学思维，传播科学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方面的作用”不能低估，同时他指出“它（科幻小说）的主要特征是用浪漫主义手法，透过科学幻想这面折光镜去反映人生。因此，优秀的科幻小说往往相当深刻地（自然而含蓄地）阐述了一种生活哲理，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而“科普作品，是旨在普及某种科学知识的”，他以自己的创作为例认为“有的科学幻想小说，虽然也写了不少科学知识，比如《飞向人马座》，里面天文知识占的分量就不少，但是归根结蒂，是要为小说的主题思想服务的，普及科学知识不是它的目的”。[24]对于科幻小说表达生活哲理、反映人生和社会的内涵这个观点，刘兴诗也作了相类似的回应[25]。

科幻小说作家们的文体自觉意识，体现了他们对科幻小说美学价值的努力追寻和建设。他们希望将科幻小说从对少年儿童进行科学知识普及的范畴内释放出来，进入到反映社会、表现生活、挖掘人性等富于哲理和思想的更高境界。即，从作为科学“蒙学”式的读物，提升为具有真正启蒙意义的审美文本，这实际上体现了科幻小说对现代性的追求。

可是科普的凝云并非能够轻易地散去，它依旧盘亘在新时期之初中国科幻小说的幻想天空。于是，有人开始探寻中国科学小说科普化倾向的来龙去脉，认为“鲁迅先生当时无疑是过高地推崇了科学幻想小说应该和可以起到的作用……可以说，鲁迅先生对科学幻想小说的功能的论述，特别是以后我国一直把科学幻想小说当做是一种普及知识手段的滥觞”[26]。然而，这或许是后来者（不论是持科普论者，还是反科普论者）对鲁迅先生的误解。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鲁迅先生那段被反复征引的文字：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彼纤儿俗子，《山海经》、《三国志》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长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诸葛之名者，实《镜花缘》及《三国演义》之赐也。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27]

从这段话进行分析，鲁迅的科幻小说的观念是相当清楚的。一是在科学与文学的关系中，文学是传播科学的一种载体；二是科幻小说与思想启蒙的关系中，科幻小说是思想启蒙的最佳载体；三是科学普及不是科幻小说的终点，而是它的一个起点——希望用科学思想将中国人从封建思想的“铁屋子”里解放出来。“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启蒙价值，应该说才是鲁迅先生对科幻小说的真正看法。从科幻小说的社会功能而言，不可能仅仅是为了向民众讲解一些科学知识和科学道理，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看来，科幻小说应该是引导民众向现代性社会前进的思想武器。虽然说，这篇写于“五四”前夜的辨言，带着梁启超式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思想理路，但启蒙主义的光芒已经闪烁其间。正如有论者认为：“当我们完整地阅读完鲁迅的这篇文章，并与他的翻译文本以及这篇文章写作的背景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的科幻小说观念的认识是不全面的。”[28]也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鲁迅在强调科幻小说具有科学性的同时，也强调科幻小说应具有文学精神，他说：“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错综其中。”科学与文学是“错综”于一体的。科幻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启蒙意识也决非仅仅是科学知识，而应是内涵更为广阔的人文精神。而这一点正是后来没有理解到位，或者说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产生了误解。

建国后，科幻小说的科普化倾向，更多地是由于受到了前苏联关于科学文艺思想的影响。前苏联一些论者在看待科幻小说上持这样的观点：“科学幻想作品是科学普及读物的先遣侦查队伍”，“科学幻想著作的主要目的，就是普及科学成就和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29]在写作要求上是：“科学幻想读物的作家要描述那些只是在远景中初具轮廓的和还处在实验室阶段的发现和发明，要在现实条件的基础上指出今后科学技术的思想将会有怎样的发展，同时还要通过有趣的艺术形式来提出科学资料，这样，他们就不仅是在普及和宣传科学知识，而且也是在激发读者的求知欲，使读者去寻求方法来更多更深地扩展他们自己的知识”，“科学幻想的可贵，在于作者在其中描绘了科学技术繁荣发展的情景，描写人类把某些问题的研究成果应用在社会中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作，在目前还都只是初获头绪，但如果彻底解决以后，人类就会支配从未掌握过的自然力）”。[30]

这样的观点，应该说与我国对于科幻小说的科普化要求是相吻合的。在我国，科普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科普工作、科普创作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就是要为提高生产力服务，为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服务”，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不能自己变成生产力，必须为劳动者所掌握才能成为生产力。这就必须把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到广大工人和农民中去，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另一方面，从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讲……通过介绍科学知识，来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是一项重要任务”。[31]

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曾说道：“过分热爱科学和过分不懂科学同样地会把事情搞糟。”[32]这两重任务让科幻小说来承担，虽然是受到社会和时代因素的影响，却不太符合科幻小说的本体规律。新时期初，中国科幻小说在担当普及科学知识任务时，它的美学内涵和深广的启蒙价值受到抑制。它在创作上的开拓受到了束缚，在思想哲理的表达上无法充分伸展。

“科幻小说对不可知世界的向往与描摹，除了表现在科技神怪事物或乌托邦的想象上，也常可得见于对时空架构的重组上。小说家亟思超越躯体的束缚，时间的极限，乃至地理的障碍，以探询另一种生存的可能。”[33]科幻小说的真正贡献在于它能通过讲述动人的故事，让读者贴近未来。科学性文章和学术讨论都不可能如此生动地描绘新科技给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的影响，只有借助于故事中的主人公，才有可能让读者意识到现代化进程中无限多样的可能性的存在。因此，科幻小说不仅要“祛除”知识上的无知和愚昧，而且要追求对人类现状和未来的深刻“认知”。正如王富仁教授所言：“科学幻想小说中科学与幻想的统一只是一种内在精神上的统一，是人类对理性和幻想双重精神的向往，但却不是表现在形式上的统一。它所表现的假若是完全科学的，它就失去了幻想的性质；而假若它表现的纯属幻想的，它就不再具有科学性质。科学幻想小说的本质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幻想，而是以科学的形式表达出的人类的幻想，或以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们对理性科学精神的尊崇和向往。它是文学，而不是科学。”[34]

新时期的科幻小说虽然尽力配合了中国社会历史现代性的总要求，扮演了启迪科学思想、传播科学知识的角色，但是它的审美价值却受到了压抑。它收缩在少儿科幻作品的小空间里施展想象，既不能很好地发挥“间离”的效果来“创新”，也无法提供对社会、人性、人类未来状况等更深广的“认知”。从“认知”价值来看，普及科学知识虽然也富有“启蒙”的意义，以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宣传，来“祛除”民众的愚昧，然而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毕竟还需充分地体现出文学性的一面。“文学是人学”，关注的始终是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维度，科幻小说“间离”于日常经验，在文本中“创新”一个陌生化的世界，主要是来探寻人类在未来世界的生存状态。如果说，神话、民间传说、古典童话等幻想性作品是追问人从哪里来的，戏剧、小说、散文等具有一定写实风格的作品是关注当时社会和人生的，那么科幻小说则是在回答人将往哪里去的问题。它的现代性意义在促进人类往文明理性的路途前行的同时，也不断地以“间离”于现实的方式，来反观现代社会文明制度的压抑一面，努力求取人的更大程度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