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的创始者王艮的生平及其著作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丰场人，学者称他为心斋先生。他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他所创的这一学派是一个假的王阳明学派。安丰是一个盐场。盐场的居民，另编灶籍，在封建主义法权上是与一般民户不同的。灶籍盐户的社会等级是很低的。《明会典》载：“正德十五年，令各府州县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论远近，俱发本省盐场缺人锅下，依照年分煎盐，抵办逃亡灶丁课额。”（周庆云《盐法通志》卷四二引《明会典》）灶丁缺人，乃用囚徒抵补，可见灶丁的社会身份类似于徒隶。《明会典》又载：嘉靖“十三年，题准今后有司，但有灶户告理归民，务要查册审实，呈请抚按详允，不许擅自更张”（同上卷四二引《明会典》）。可见灶户若要改归一般民户，须经政府特殊批准，也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低贱。赵大洲撰《王心斋墓铭》，谓“安丰俗负盐，无宿学者”。徐玉銮撰《王心斋传》，谓“安丰场俗煮海为生，不事儒”，可见这种处在贱民地位的盐民没有文化教养。王艮世代煮盐，父亲是灶丁（《明史》卷二八三《王艮传》，“父灶丁”），王艮本身就是一个“亭子”。按《唐书·食货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第五琦初变盐法。……游民业盐者，为亭户”。亭户即盐户，亦称灶户。亭子即灶丁。泰州守张骥《王心斋奠文》曰：“先生（心斋）初固亭子也。”（见袁承业辑《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凌海楼为其乡先生所作的祠堂记，称王艮“生长灶间，年三十才可识字”，当系实录。《年谱》称王艮7岁“受书乡塾”，“十一岁，贫不能学，辞塾师就理家政。”有人问邹元标：“泰州崛起田间，不事《诗》、《书》，一布衣何得闻斯道卓尔？”邹元标说：“惟不事《诗》、《书》一布衣，此所以得闻斯道也。”（赵大洲《王心斋铭墓》，徐玉銮《王心斋传》，凌海楼《王心斋祠堂记》，及邹元标语，俱见袁承业辑《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年谱》见《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可见王艮幼年识字不多，长大也不事《诗》、《书》。作为一个学派的开创大师，在学术史上，这种缺乏文化教养的情况，实为罕见。当时学者，常用伊、傅比拟王艮，如陈让《简心斋诗》云：“海滨有高人，人品伊、傅匹。”所谓“人品伊、傅匹”，是以王艮和伊尹耕于有莘、傅说筑于傅岩相比拟，即以农民和泥水匠相比，直指其出身灶丁。周汝登《圣学宗传咏古》，称王艮“生来博地一凡夫”，说的都是同一事实（陈让《简心斋诗》、周汝登《圣学宗传咏古》，见《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王艮26岁时，冬十一月，其父“以户役早起赴官家，方急，取冷水盥面。”王艮见之，“遂请以身代役”。可见王艮父子，因为是灶丁贱民之故，就必须服官府的劳役（《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
王艮不事《诗》、《书》，19岁，与“里人商贩东鲁”（见《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耿定向《王心斋传》）。所谓里人，当即同是安丰场人。盐场灶民，没有别的商贩，有之，就是贩私盐，所谓“安丰俗负盐”。《年谱》记其19岁、23岁、25岁，都客山东，也就是都在干贩私盐的事。王艮以贩私盐起家，《年谱》于21岁下云：“经理财用，人莫能及，自是家道日裕。”23岁去山东，又学了医术。《年谱》云：“客山东，先生有疾，从医家受倒仓法。既愈，乃究心医道。”刘一中等的《王心斋奠文》里叙述王艮在海滨讲学，说道：“华、扁金针，开聋抉瞽。……因病授药，成德达材。”（《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以华佗、扁鹊，金针授药，比拟讲学之发聋振聩，开悟人心，当为双关之语，可见王艮讲学，同时亦以医术治病。他有金针术，受倒仓法，又因病授药，则其为人，实又同于方伎杂流，这一点必须揭出。后来颜山农讲学，榜曰“急救心火”，得泰州学派的正传。何心隐被指控为“妖人”、为“妖犯”。何与传纯阳法之阮中和有来往。阮中和治清江境内之火疾多人，是亦得泰州学派的正传。统治阶级目泰州学派为“黄巾五斗”，阴以张角之大贤良师为人治病相比，爰书所云，决非偶然。
王艮之学，不事《诗》、《书》，唯贵心悟，唯重实践，认为百姓日用就是道。耿定向撰《王心斋传》说：“同里人商贩东鲁，间经孔林，先生入谒夫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归取《论语》、《孝经》诵习。至《颜渊问仁章》，询之塾师，知颜子为孔门高第弟子。曰：‘此孔门作圣功，非徒令人口耳也’。为笏书‘四勿’语，昕夕手持而躬践之。……久之，行纯心明，以经证悟，以悟释经（行即悟处，悟即行处）。慨世学迷蔽于章句，思国学为天下首善地，往以所学谕司成。司成使学徒问所治经，先生答曰：‘治总经也’。司成进与语，奇之，曰：‘此非吾所能与也，须遇越王（守仁）先生始能成之’。”（括弧内“行即悟处，悟即行处”八字，据赵大洲撰《王心斋墓铭》补入。）
以经证悟，以悟释经，为的是反对传统的章句，不主一经，而治所谓“总经”。这“总经”实际上是没有的，只是无经，也就是“圣经”以外的异端的左道邪经。这是泰州学派不重视章句诵习的一个特色，正标志着泰州学派接近下层人民背弃正统的文化教养的异端本色。泰州学派的陶匠韩乐吾，尝会诸名公卿论学，“或称引经书相辩论，则大恚曰：‘舍却当下不理会，乃搬弄此陈言，此岂学究讲肄耶？’”（见耿定向撰《王心斋传》，《明儒学案》引此，略变其文字）韩乐吾的反对搬弄陈言，反对学究讲肄，同样也反映了背弃正统的文化教养的下层人民的异端要求。所谓从心悟入手是唯心主义的提法，而其背离教条和注重实际行动的学旨，即他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学旨，则是理解泰州学派的关键之一。
王艮悟道的故事，饶有神秘色彩，《年谱》载王艮27岁“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期于有得”。29岁，“一夜，梦天坠压，万姓惊号，奋身以手支天而起，见日月星辰，陨乱次第，整顿如初，民相欢呼拜谢。觉则汗淋沾席，起坐，顿觉万物一体，视宇宙内一人一物，不得其所，恻然思有以救之，与物无间。而前者浑然不二于日用者，今则自得而自喻也。因题其壁曰，正德六年间，居仁三月半。”（《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徐樾《王心斋别传》）“自此行住语默，皆在觉中。……此先生悟入之始也。”（耿定向：《王心斋传》）这是一种宗教性的悟道神话，完全是以教主身份自居。但透过这种神秘外衣，揭示其实质，所谓天坠，星辰陨乱，正指的象征；在万姓惊号声中，王艮居然能只手支天，甚至整顿了天地、日月星辰；经过他的整顿，此天地、此日月星辰，已非旧物可知，好像新的天地、日月星辰，从此诞生。所谓“整顿如初”的“初”，已经不同于先前之“初”。
王艮的“左道惑众”，不仅仅是上述的悟道神话，他有时还采用了一套法服和仪仗，一套斗室闭关、鸣琴雅歌的仪式，一套传法的口号标语，一套说法指授的机锋。这一切似儒、似道、似禅，亦儒、亦道、亦禅，构成泰州学派异端的特殊法门。
《年谱》载王艮30岁，“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
《年谱》载王艮37岁，“制冠服。一日喟然叹曰：‘孟轲有言，言尧之言，行尧之行，而不服尧服可乎？’于是按《礼经》制五常冠、深衣、绅绖、笏板。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例如，五常冠，糊纸为之，……见戴天之义。在笏板上写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四句，出则持此，常目在之，须臾无忽之心也。
又《年谱》载王艮37岁，书其门曰：“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众大人笑之。”所以徐樾所作的《王心斋别传》，谓由于王艮“毅然以先觉为己任，而不忍斯人之无知也”。
《年谱》载王艮40岁，欲周流天下，制一蒲轮。标其上曰：“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遵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此招摇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蒲轮，又名轻车，又名招摇车。
“每讲学，开明人心，侃侃辩惑起迷，务令人自得而后已。家庭邻里之间，皆爱慕其至诚而乐与之亲，言行无不信悦。”（徐樾：《王心斋别传》）
“开门授徒，远迩皆至。先生骨刚气和，性灵澄彻，音欬盼顾，使人意消。即学者意识稍疏漏，不敢正以视。往往见人眉睫，即知其心，别及他事，以破本疑，机应响捷，精蕴毕露。”（耿定向：《王心斋传》）
“念昔己亥之冬，闻念庵之在会，暨东城之往从，时有双桥戾止，巽峰攸同。余乃率皋庠多士，亦跄跄乎萃止安丰。先生力疾，据榻雍雍，随叩随应，有若洪钟。远稽尧、舜、周、孔，下及《大学》、《中庸》，明精一执中之旨，示中和位育之功。口若悬河以东注，貌若乔岳之孤松。载命贤郎，歌浩浩之章，歌韵其锵锵。先生互答，声振林塘。群公多士，剪烛共听，罗坐榻旁，恍乎若莫春童冠之旧咏，嗒乎若程夫子弄吟濂溪之乡。”（《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黎尧勋《王心斋奠文》）
这种讲学风采，机应响捷，宛然禅家机锋。其启悟别人，有时靠悬河之口，然而更多的则在说来颇为神秘的“使人意消”的“音欬盼顾”，有所谓“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另一方面又有所谓“见人眉睫，即知其心”。
王艮戴着纸糊的帽子，穿着怪异的深衣，手执笏板，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或雅歌鸣琴。居家则门书传道标语，出门则乘招摇车，会山林隐逸；启市井愚蒙，对群众随机指点，所向信服。这样一套，造成一种宗教气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教主。李春芳撰《崇儒祠记》谓王艮“修躯古貌，两掌心肉珠微起，左一右二，有握乾把坤之象。天之生德，夫岂偶然！”（《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这些话正是从教主的异相着眼。玉芝山人和韩章的挽诗，明白地指出了王艮的宗教本色，诗中说：“碧霞池畔听鸣韶，善写遗音公独豪。沧海不妨麟凤远，青山殊觉斗星高。乾坤定处谁钧轴，世业轻来只羽毛。下拜再瞻遗象肃，清风犹自满山袍。”韩章的诗里提到“学阐先天秘，行端后觉迷”，不加讳饰地指出了王艮的宗教式的先天秘术（《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
凡此种种，都足以断定王艮所开创的泰州学派，确实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左道惑众”色彩的教派，这种教派乃是与正宗圣学不相同的异教旁门。
王艮悟道以后，开始讲说经书，进行传道。《年谱》于三十二岁下云：“先生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或执传注辩难者，即为解释明白。”所谓“讲说经书，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实质就是跳出传统的正宗经学圈子，用自己发明的新意作异端说教。这种说教，受到正宗经学的反对，就有人执传注跟王艮辩难。王艮所传的道，正如他自己在家门口所写的榜语所示，是“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传道的对象，也无间于“老幼贤愚贵贱”，只要是有志“愿学者”，即“传之”。此道的异端性质，从道统上说，从尧、舜上溯“伏羲、神农、黄帝”，即三代以上，而非以下，一反韩愈的道统说；从传道对象说，既然不以贵贱分，那么其中就更多贱者，这是不言可喻的。“有教无类”，是中国教育史的人民性的传统。他在传道过程中，逐渐团结了一部分群众，其中最基本的群众是盐场的人民。
“先生益自信，乃制古深衣服，冠五常冠，绦绖，搢笏，所至与人讲论道学。……乡人始而骇，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焉。”（《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徐玉銮《府志先生传》）
“族长某知先生有志天下，每以难事试之，立为辨析。及各场官民遇难处事，皆就质于先生。先生为之经画，不爽毫发。”（《年谱》三十二岁）
所谓家庭邻里，乐与之亲，言行无不信悦，所谓乡人始而骇，渐而信，久而俱化，所谓各场官民遇难处事，皆就质于先生，都说明他利用了古道统传教，而团结了一部分群众，而基本群众，则为邻里、乡人、盐场盐民。骇、信、化的过程，就是团结群众的过程。
在这一时期，王艮均诸妇财物，抗议明武宗的嬖幸佛太监、神总兵的鹰犬需索，反映了农民的一定程度的平均思想和农民对封建统治者以游乐作践人民的超经济需索的反抗。
“诸弟并毕婚，诸妇妆奁有厚薄者，门内哗然。先生一日奉亲坐堂上，焚香座前，召诸昆弟诫曰，家人离，起于财物不均，令各出所有置庭中，错综归之，家众贴然。”（《年谱》三十四岁）
“江西宸濠乱时，武宗南巡，驻跸维扬，所过骚动。遣嬖幸佛太监、神总兵沿海视猎场。至富安场，校尉及先生门，索鹰犬急。先生……策马偕校尉执贽往见神、佛。……佛曰：‘鹰犬安在？’先生曰：‘里中失猎久矣，何问鹰犬！’佛曰：‘今朝廷取鹰犬，能禁弗与耶？’先生曰：‘鹰犬禽兽也，天地间至贱者。而至尊至贵，孰与吾人？君子不以养人者害人。今以其至贱而贻害于至尊至贵者，岂人情乎？’”（《年谱》三十七岁）
王艮的这些讲学传道活动，都是在38岁以前，即与王阳明相见以前进行的。王艮的思想，这时候并没有受王阳明的影响。因此，其自发的反抗封建统治的异端思想，即不泥传注的讲经思想，显而易见是和下层人民群众同呼吸的。这种思想之所以容易为邻里、乡人、盐民所接受，为这种下层人民所信服，其关键也就在这里。
王艮38岁，始执贽王阳明之门。关于为什么要执贽王阳明之门，有如下一些传说：
“越中王先生（阳明）自龙场谪归，与学者盛论孔门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仇争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抚江西，又极论良知自性，本体内足，大江之南，学者翕然信从。而先生（王艮）顾奉亲鹑居，皆未及闻焉。有黄塾师者，江西人也，闻先生论诧曰：‘此绝类王巡抚公之谈学问也。’先生喜曰：‘有是哉！虽然，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与天下后世也，如其异也，是天以某与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盖越两月而先生再诣豫章城，卒称王公先觉者，退就弟子。间出格物论，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赵大洲：《王心斋墓铭》）
“告翁以启行期。翁曰：‘江湖险长，将安之’？固请，继以泣，告曰：‘学术之误天下，岂细故哉。儿为学十年，求友不可得，无与言者。今幸遇其人，可无一会乎？翁许之’。夜即趋舟，惧翁意尚难焉，卧舟中。”（徐樾：《王心斋别传》）
“是时，王阳明先生守仁镇豫章，以道学为海内宗。先生从塾师黄文刚闻其语，诧曰：‘海内士大夫亦有明圣人之道如某者乎？吾不可以不往证’。乃辞二亲往谒。”（徐玉銮：《府志先生传》）
可见与王阳明相见之前，王艮“为学十年，求友不可得，无与言者”。其讲学传道，在统治阶级上层即在士大夫中是孤立的，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所以听到黄文刚谈王阳明的学说，即说：“海内士大夫亦有明圣人之道如某者乎？吾不可不往证”，颇有空谷足音之感。同时，王艮感到自己的学术跟王阳明之间，毕竟也有所不同，“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在同异之间，王艮希望以同的方面，通过王阳明来教育天下后世，“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与天下后世”，也希望以自己之异，影响王阳明，修正王阳明，“如其异也，是天以某与王公也”。因此，不论同与异，王艮见王阳明的目的，是要得到王阳明的支持，通过王阳明这样一个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物，传播自己的学说，纠正那些“误天下”的学术，故执贽王门之后，也就乘机搬出了自己的《格物论》。对王艮敢于执持自己的见解，企图通过王阳明或修正王阳明，借以传自己的道，徐樾称之为“自信”。这种自信，是对异端思想的自信，贯穿王艮一生。
王艮穿了深衣，戴了纸糊的五常冠，拿了笏板，去见巡抚王阳明。这种怪异行为，轰动了南昌城，“观者环绕市道”（《年谱》）。王阳明对王艮的古衣冠，感到惊诧，“艮曰：‘此服，尧之服也’。”（《全集》卷五引《扬州府志·王艮传》）王艮与王阳明相见，进行了辩难，在“君子思不出其位”问题上，两人有了分歧。
“遂言及天下事。夫子（阳明）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师（王艮）曰：‘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其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夫子曰：‘舜耕历山，忻然乐而忘天下。’师曰：‘当时有尧在上’。夫子曰：‘足见所学’。出，夫子谓弟子曰：‘吾擒取宸濠，一无所动，今深为斯人动’。”（徐樾《王心斋别传》）
王艮欲以草莽匹夫，致君民于尧、舜（三代以上），不能忘情于天下，意思是要被统治者干涉天下国家大事，这就违背了君子“思不出其位”的教条。王阳明不同意王艮的看法，认为舜为匹夫，耕于历山，乐而忘天下，被统治者不能干涉国家大事，只能忘天下，这显然遵守着“君子思不出其位”的正宗思想。但是王艮认为，有尧在上，草莽匹夫才可以乐而忘天下，否则还“未能一日而忘”天下，还不得不搞“致君民于尧、舜”的事业。这种要不要、许不许草莽匹夫过问天下国家大事的分歧，从根本上区分了王艮与王阳明。
王艮在王阳明门下，从分歧以至不满，他终于进行了一次北行传道的活动。这次活动，遭到王门同学的非难，遭到王阳明的严厉责备。
“久之，从王先生（阳明）居越，叹曰：‘风之未远也，是某之罪也。’辞还家，驾一小蒲车，二仆自随，北行。所至化导人，耸人听视，无虑千百，皆饱义感动。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梦黄龙无首，行雨，至崇文门变为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适应之。先生风格既高古，所为卓荦如此，同志相顾愕，共匿其车，劝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谐众心而返。然先生意终远矣。”（赵大洲：《王心斋墓铭》）
“先生益自任，乃辞阳明先生去，制招摇车，将遍游天下。遂至京师，都人士聚观如堵。顾以先生言，多出独解，与传注异。且冠服车轮悉古制，咸目摄之。会阳明先生亦以书促还会稽，乃复游吴、越间，依阳明讲业。自是亦敛圭角，就夷坦。因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旨，而究极于身修而天下平。其言简易径捷，不为枝叶。学者有所疑难，见先生亦不问而解。”（徐玉銮：《府志先生传》）
“癸未之春，会试举场，兄忽北来，驾车彷徨。随处讲学，男女奔忙。至于都下，见者仓皇。事迹显著，惊动庙廊。同志曰吁，此岂可长。再三劝谕，下车解装。共寓京邸，浩歌如常。我辈登科，兄乐未央。”（黄直：《祭王艮文》）
“会南野诸公在都下，劝先生归。阳明公亦移书守庵公，遣人速先生。先生还会稽，见阳明公。公以先生意气太高，行事大奇，欲稍抑之，乃及门三日不得见。一日，阳明公送客出，先生长跪曰：‘某知过矣。’阳明公不顾，先生随入至庭事，复厉声曰：‘仲尼不为已甚’。于是阳明公揖先生起。时同志在侧，亦莫不叹先生勇于改过。”（《全集》卷一《年谱》。《年谱》系此事于嘉靖元年壬午，黄直祭文，则书癸未，相差一年。）
王艮北行讲学，是周游天下计划的一部分。由于“风之未远”，企图通过周游天下，团结山林隐逸、市井愚蒙，同天下人为善。因此，泰州学派的狂士特点都使用上了：深衣、五常冠、笏板，再加新创的招摇车（蒲轮）。讲学的内容，是“与传注异”的“独解”。既然是“独解”，则亦与所谓阳明师说不相同。另外，黄龙行雨，老叟迎候崇文门的神秘宣传，也使出来了。事实很清楚，王艮的这次讲学是成功的，北行所至，耸动视听，千百群众，男女奔忙，“皆饱义感动”，在都下，不但“都人士聚观如堵”，而且惊动了最高统治者。在这种易于招祸的形势下，阳明门下的同学如欧阳德等就劝阻王艮，藏匿了王艮的招摇车，解下了王艮的深衣和五常冠，把他留在京邸一个月。最后通过王阳明的书信，又通过王阳明移书王艮的父亲守庵，才把王艮叫回去。王艮回到会稽，王阳明三日不见，裁抑他的过高的意志，太奇的行事。《年谱》说王艮因而知过改过，徐玉銮说他从此“敛圭角，就夷坦”。在统治阶级的震惊和王门师友的劝阻压迫下，王艮从此“敛圭角，就夷坦”，应该是事实，那就是不再搞那过于暴露自己的奇离的一套，而转向深沉和隐蔽。正如赵大洲所撰《王心斋墓铭》所说，虽然“竟谐众心而返，而先生之意深远矣”，则王艮仍然坚持自己的原来意见可知，《年谱》所说“知过”“改过”，当为曲笔，与事实恐不尽符。衡以王艮以后的讲学活动，继续传其学于下层社会的朱恕、韩乐吾等，并未放弃其原来主张可知（《年谱》载，嘉靖六年，王艮四十五岁，“朱恕来学”。上距北行讲学六年）。
从武宗十五年（公元1520年）王艮从王阳明游，至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王阳明死，这八年间，王艮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阳明门下。在这期间，王艮的交游活动，与上层社会接触甚多，在阳明书院，帮助王阳明讲学，“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大意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年谱》嘉靖三年）。嘉靖四年，在广德会讲复初书院，大会同志，又开讲于孝丰。嘉靖五年，会讲泰州安定书院，主教事。嘉靖六年，至金陵，聚讲新泉书院。尔后，王艮在安丰场故里讲学，朱恕来学。嘉靖七年，在会稽，集同门讲于阳明书院，讲“百姓日用是道”。“指僮仆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俱是顺帝之则”。是年冬，王阳明死。嘉靖八年冬，往会稽，会葬阳明，“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
王阳明死后，王艮主要在故乡安丰场讲学，“四方从游日众，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统治阶级多次召请，他都拒绝不赴。嘉靖十六年，门弟子林东城等出钱扩充讲舍，构东淘精舍。（《全集》卷一《祠堂始末事状》：“嘉靖丁酉，巡盐按院觉山洪公按场，谓先师门人四集，而无会所，欲为构书院。固辞之。先师旧有园一所，堂三间，门人林东城出银十两倡，门下诸友，量出有差，将事恢益。觉山洪公闻之，发助无碍官银九十两，增益讲堂三间，东西掖房各五间。……题曰东淘精舍”。）嘉靖十九年，王艮卒，年58岁。从嘉靖六年至十九年，王艮在安丰讲学，凡13年之久。
王艮传道讲学，不假文字，生平不喜著述。这跟他的灶丁出身、背弃正宗的文化教养有关。遗留的少数著作，文字都比较通俗。
“先生独不喜著述，或酬应之作，皆令门人、儿子把笔，口授占之，能道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勉仁方》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赵大洲：《王心斋墓铭》）
“先生不喜文词。所谓《乐学歌》、《大成歌》与《勉仁方》，具载《语录》。虽先生所心得不尽是，要亦发之一人，可垂之千古者。”（凌海楼：《祠堂记》。）
“先生自少不事文义，鲜所著述。乃其深造自得，所谓六经皆注脚矣。”（耿定向：《王艮传文》）
由于王艮不喜著述，今日所传他的语录文字，出于其子王衣、王襞和门人董燧的收集编订。传闻失真，去取任意，在编订遗集的当时，已以不见全书为恨，如董燧在致王衣、王襞的信中所说：
“师尊立本之学，通天下，传万世。……虽不假文字，而道自在。但今见而知者有限，闻而知者多又不得其真也。以故海内有志之士，咸以不见全书为恨。”（《全集》卷一《谋梓遗集尺牍》）
“先生《语录》，前与竹山略有定本，但未为完备，须补其所未及，乃成全书。”（同上）
“先生教录，向已入梓矣。近蒙踈山公重加校正，其中未免有去留。”（同上）
王衣、王襞等编刻的遗集，就是最初刻的江浦本。后来，几经翻刻，“记忆稍讹，传写或谬，读者疑焉”。王襞、董燧、聂静，最后又刻《语录》、《年谱》于永丰，将《语录》“三复仇校，正讹去谬”，他们自许为“完书”。
“先生不主言诠，或因问答，或寓简书，言句篇牍，收之于流播，得之于十一者也。然词约而旨远，入圣之指南矣。先生既殁，斯《录》乃传。初刻于江浦，继刻于漳南，记忆稍讹，传写或谬，而读者疑焉。今年夏，先生仲子宗顺（王襞），携先生《年谱》过永丰而梓焉。又将《语录》三复仇校，正讹去谬，与《年谱》并刻，而是《录》为完书也。”（聂静重刻先生《语录·序》，见《王心斋先生遗集》卷首）
今本《心斋先生全集》，系万历年间王艮孙王之垣的重刻本，前有熊尚文、周汝登、陈履祥序，谅即董燧、聂静本之旧。东台袁承业编《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系排印本，在王之垣刻本外，增加一庵、东厓两集。就《心斋语录》、《论文》、尺牍部分来看，二书没有什么不同；《年谱》大体从同，互有微小的详略。由此可知今日流传的两个本子，其内容仍亦有当日编集时的记忆之讹与传写之谬。同时，所谓正讹去谬，也还不免当日的主观判断。因此，总结王艮的思想，就应该根据明代中期以后的历史条件，阶级斗争的情况，王艮一生经历及其思想性格和泰州学派的阶级性等，辩证地对待其《语录》、文章和书信内容。我们现在也还来不及别伪存真，是正得失，但是根据其思想的整个面貌，审慎地使用材料是完全必要的。
王艮出身于社会地位低贱的灶丁，发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的“百姓日用之学”，这种学说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其学说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按照传统的说法，王艮之学出于王阳明。这说法是和实际情况相违背的。在王艮执贽阳明门下之前，王艮已自己形成独立的思想，在执贽阳明门下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不同于阳明的学说，如论“君子思不出其位”等，这些情况，在前面我们已经论及。因此，王艮是一个假的阳明学派，过去也有人认为王艮背离王阳明而“自立门户”。《年谱》嘉靖十六年丁酉，王艮五十五岁下说：
“时有不谅先生者，谓先生自立门户。先生闻而叹曰，某于先师，受罔极恩。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
所谓“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形式上似为“自立门户”辩解，而实质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另一种说法，正是承认了“自立门户”的事实。王艮早已自立门户，创立泰州学派，后又利用了阳明之学的某些范畴，加以改造、发挥，这是在学术思想史上必须予以重新认识的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一般称泰州学派为“王学左派”。因为称“王学左派”，则仍然承认泰州学派是王学的一支，然事实上并不如此。这点，黄宗羲也是认识到了的，他在《明儒学案》里，在《姚江学案》之后，列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俱冠以王门字样，明标系属王门派系。但是接着列《止修学案》、《泰州学案》，却不标明王门，是其以止修、泰州虽与王门有一定的关系，而别立宗旨，才作为独立学派来处理。
“王门惟心斋氏盛传其说，从不学不虑之旨，转而标之曰自然，曰乐学，末流蔓衍，浸为小人之无忌惮。”（《明儒学案》卷首《师说》）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顾端文曰：‘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只缘他一种聪明，亦自有不可到处’。羲以为非其聪明，正其学术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故其害如是。”（《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
黄宗羲虽然从传统的偏见出发，称泰州学派为“小人之无忌惮”，但说他们“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即指出，泰州学派中人是掀翻天地，破除名教的无忌惮的封建“叛逆”，这颇道出了泰州学派的本质。
对王艮论定，当时其门弟子即已有难言之隐。
“吾夫子之学，关于继往开来，游、夏不能置一语。吾夫子之品，间生二千余年，樾何人，能图不朽哉。将为之铭，虑片语不居其要；为之传，恐繁衍不悉其真。由是十年阁笔，风月传神，山斗在望。”（《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徐樾《门人私谥议》）
“仰愧师门，未能身明此学以大行于天下，以继先师无一民不明不觉之志。且久负铭状之委，未能慰二兄孝子之心。一则愧不能赞吾师之美，一则以吾师之学，关于继往开来，每临文悚惧，未引笔而长叹也。其俟之哉！与海内豪杰，同入圣域，登尼父堂，明先师学，庶其无谬也。二兄谅予衷哉，予亦日孜孜也。”（《全集》卷一《尺牍》徐樾《寄王衣》等书）
王襞称徐樾为王艮“高第弟子，于父（王艮）之学，得之最深”（徐樾撰《王艮别传》后王襞按语，见《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按：此别传，当即《王艮行状》稿）。故以王艮的《墓铭》和《行状》委托他写。但是徐樾为什么惟恐“片语不居其要”，“繁衍不悉其真”？为什么要“临文悚惧，未引笔而长叹？”为什么阁笔十年，要等到“与海内豪杰，同入圣域”之后，才能“庶其无谬”呢？徐樾为什么这样徘徊瞻顾，欲言又止呢？一句话说穿，就是王艮的异端思想，如传其真，则为统治阶级所不容，如不传其真，则歪曲了真理。故当日不得不欲言又止，不得不“俟之哉”。
于此，我们又可以明白，为什么徐樾写的《王艮别传》，只是一个“未终篇”的残稿。这个残稿，可能真是一个残稿，即徐樾终于不敢写完，也可能原是一个完稿，而王襞在发表时怕事，节去了后一半，伪称“未终篇”的残稿。观耿定向作的《王艮传》，前半大体根据徐樾撰《王艮别传》及赵大洲撰《王心斋墓铭》，而后半叙朱恕、韩乐吾颇详悉，为《王心斋墓铭》所无，亦为徐樾残稿所无，或即根据王襞所讳言的徐樾本文的。由此徐樾所作《王艮别传》，当时是一个完稿，这一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徐樾在《门人私谥议》里说：“谥法之在讲院，不在太常”，故与董燧、聂静三人私谥王艮，而明白地排斥由封建统治阶级用谥法来论定王艮。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只有在泰州学派的讲院里，才有对王艮的身后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