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所传来的火炮及其他技术
我们再看耶稣会所传来的技艺科学，究竟有哪些内容。两百年间他们所传入的，不外三种：（一）历法；（二）火炮；（三）技艺（奇器、医药与艺术）。三者几乎都是直接为帝王服务的，都不曾与当时科学的主流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西方的火炮最初并不是由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永乐时神机火枪法得之安南；嘉靖时刀法、佛狼机、马嘴炮法得之日本。”［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1575—1620年，意大利人，1606年来华）《泰西水法》，郑以律“序”］这些都是远在传教士来华之前的事。徐光启感到当时局势的危急，曾于1619年致书负责边事的熊廷弼、袁崇焕等人，力言“今日之计，独有厚集兵势，……须多储守之器，精讲守之法，中间惟火器最急”（徐光启：《复熊芝兰经略书》，载《徐氏庖言》卷四），“目前所急，似以大台大炮为第一义”（徐光启：《复袁宪使信宇书》，载《徐氏庖言》卷四）。1619至1621年徐光启负责军事时，极力推行精兵政策与火炮政策，他一再上疏，亟称“火器者今之时务也”（徐光启：《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载《徐氏庖言》卷三），“急造台铳为城守第一要务”，并提出“此法传自西国，臣等向从陪臣利玛窦等讲求，仅得百分之一二，……（李）之藻称陪臣毕方济、阳玛诺等，尚在内地，且携有图说，今宜速令访取前来”（徐光启：《台铳事宜疏》，载《徐氏庖言》卷三）。这种火炮的内容，据李之藻说，是这样的：“香山西商所传大铳，臣（李之藻）向经营有绪。其铳大者，长一丈围三四尺，口径三寸，中容火药数升，杂用碎铁碎铅，别加精铁，大弹亦径三寸重三四斤，火发弹飞二三十里之内，攻无不摧，其余铅铁之力，可及五六十里，其制铳或铜或铁，每铳约重三五千斤，其放铳之人，明理识算。”（李之藻：《请取澳商西铳来京疏》）徐光启和李之藻不仅在科学上是同调，而且在政策上也是同调。徐光启并建议采用“西洋诸国所谓铳城”的一套战术。“铳城战术”，即“建立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徐光启：《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载《徐氏庖言》卷三）。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二年至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的十年中，曾四次铸炮，由当时传教士头子龙华民和汤若望负责。总结学习铸炮的结果，焦勖就写出了他的《火攻挈要》一书。焦勖自己说，他之学习大炮，还是为了“虏寇肆虐，民遭惨祸，因目击艰危，感愤积弱”，所以才“就教于西师”的（《火攻挈要·序》）。这和徐光启、李之藻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但他更深一步看出了使用武器的是人，人的因素是决定的条件，他说：
“世之论兵法者咸称火攻，论火攻者咸慕西洋，是固为定论；然而西铳之传入中国不止十余处，其得利者止见于京城之固守，涿鹿之阻截，宁远之力战，与夫崇祯四年某中丞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岛殄敌万余，是其猛烈无敌著奇捷之效者此也；及辽阳、广陵、济南等处俱有西铳，不能自守，反以资敌，登州西铳甚多，徒付之人，而反之以攻我。昨救松锦之师，西铳不下数十门，亦尽为敌有矣。深可叹者，同一铳法，彼何以历建奇勋，此何以屡见败绩？是岂铳法之不用乎？抑亦用法之不善乎？……徒空有其器，空存其法，而付托不得其人，未有不反以资敌，自取死耳。”（《火攻挈要》卷中《火攻根本总说》）
这可以说是给西铳和火炮政策作了一篇总结性的论断。此外焦勖在军事思想上还最先介绍了近代的海战新战术。就这一点而言，焦勖不但是一个卓越的军事技术家，而且还是一个军事思想家，但是他所介绍的这种新的军事思想的重要性，却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被人们很好地认识和理解。
传教士的立场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不同的。他们传来火炮，自然不是出于爱中国，火炮仅仅是他们争取接近当时封建统治者的一种手段，统治者改换了，他们可以一视同仁地为另一个统治者服务。他们曾为明王朝铸造火炮，以对付清人，并镇压农民起义，到了清王朝，他们也就同样为清王朝的统治者铸造火炮。崇祯时汤若望曾经从李建泰“剿贼”，镇压李自成的起义军，随军修火攻利器；入清之后，另一个耶稣会大头子南怀仁“自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迄十五年，共制大小炮一百二十位，至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四月吏部题称，……南怀仁先铸炮一百三十二位，又神威炮二百四十位，指样制造精坚”（黄伯禄：《正教奉褒》）。为了酬答他帮助镇压反清势力的功绩，清朝统治者还给他加上了“工部右侍郎”的头衔。
从这里，可以知道耶稣会会士和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的分野，我们不应从表面上看到两者的遇合，就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根本界限。
在技艺方面，耶稣会传来了一些零星的奇器、医学与艺术，其中大部分是为宫廷服务的。关于医学，毕拱辰提到“（汤若望）先生出西洋人身图一帙相示，其形模精详，剞劂工绝，实中土得未曾有，……复示亡友邓（玉函）先生《人身说》二卷，乃译于武林李太仆（之藻）家者，……编中胪列虽未全备，而缕析条分，无微不彻，其间如皮肤，骨节诸类，……真可补《人镜难经》之遗”（《泰西人身概说》，毕拱辰“序”）。这大概是唯一值得提到的事了。人体解剖在西方长时期以来，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物或秘密了，问题在于究竟是把科学推到哪个方向上去？汤若望的人身图，“总论人身气血骨肉筋脉等以及诸内肢，其体异能异样，多如此类，然皆各得其位，各尽其用”（《主制群征》卷上），然而他的目的乃是要证明：“孰造化是？孰安排是？……是知造化人身，安排人身如是恰当者，必智能超人万倍不啻者也；从此推知，造化天地万物而安排之，其智慧准此矣。”（同上）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科学（如解剖学）并不是耶稣会会士（汤若望之流）的贡献，而对科学的歪曲和阉割，才是耶稣会会士的“贡献”。我们有理由说，耶稣会传教士破坏了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并妨碍了近代科学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