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隐战斗的生平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说：
“泰州（王艮）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对这一派人物，《泰州学案》又说：
“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释氏一棒一喝，当机横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诸公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
所谓“非名教之所能羁络”，就是反映了他们要求冲决封建礼教的网罗；而“一棒一喝，当机横行”，说明他们反封建统治制度的坚决和机智；“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更说明这派人物为实现其理想不惜以身殉之的精神。
李贽在《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中，对此有更生动的叙述：
“盖心斋（王艮）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徐樾）之后为赵大洲（赵贞吉），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颜钧）之后为罗近溪（罗汝芳），为何心隐；心隐之后为钱怀苏，为程后台（学颜），一代高似一代。所谓大海不宿死尸，龙门不点破额，岂不信乎！心隐以布衣出头倡道，而遭横死，近溪虽得免于难，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见容于张太岳（居正）。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以进于道。”
李贽极推崇何心隐，称之为圣人（见顾宪成《小心斋札记》）。李较何小十岁，但终何一生，二人未晤见过，直至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何心隐在武昌被封建统治阶级杀害后，李才著《何心隐论》为之辩冤，同时揭露出封建统治的丑恶面目与“假道学”的虚伪，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压迫的正义的抗议。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州永丰人，生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卒于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他的生平事迹散见于当时及以后的诸家记载中。在封建统治代言者的笔记中，他被诬蔑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等等；而在他的同情者的记录中，则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气魄、有胆量、有理想的反封建的战士。他在万历七年于祁门被捕后押解至湖北的沿途“上书”，更可以作为他一生的详细自传读。李贽对这二十余封“上书”的评论说：
“何心老英雄莫比。观其羁绊缧绁之人所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其文章高妙，略无一字袭前人，亦未见从前有此文字，但见其一泻千里，委曲详尽。观者不知感动，吾不知之矣！”（《续焚书》卷一《与焦漪园太史书》）
何心隐的沿途“上书”以及其他文字为门人杨坦、周复共同辑入《怀师录》中，这书的大体内容保存在今日留存的何心隐的《爨桐集》内。《爨桐集》所收材料较《梁夫山遗集》为多。何心隐的其他著作，据《永丰县志》载尚有《重庆会稿》；据邹元标《梁夫山传》载尚有《四书究正注解》、《聚和堂日新记》等，目前均未发现。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何心隐30岁，在江西省试第一名，其后随颜山农学“心斋立本之旨”，竟放弃了科举的道路。30岁至42岁的12年中在家乡江西永丰。这期间曾经仗义为人民讲话，讽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并试行了他的一套空想。《泰州学案》说：
“时吉州三四大老，方以学显，心隐恃其知见，辄狎侮之。”
“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萃（聚）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
在何心隐37岁（嘉靖三十二年正月）时所著的《聚和率教谕族俚语》、《聚和率养谕族俚语》以及《聚和老老文》三篇中具体说明了他的空想。他的抱负不仅限于“合族”，而是先以一个宗族为试验点，继续加以推广，因为他说“齐家”之后，势必至于“治国、平天下”。
关于教育思想方面，何心隐实际上提出了进行社会教育的主张，全族子弟的教育不分散在各个私塾或家庭里，而是集中由宗族设置的一个机构来进行。儿童的教育已不是私人的事务，而是这个小社会的公共职能。
在家乡的最后几年，42岁时何心隐曾游南都识程学颜，后永丰县令强迫人民缴纳额外的封建赋役即所谓“皇木银两”，何心隐“移书诮之”，“令怒，移书当道，下狱中”。那时程学颜适在总督胡宗宪幕中，设法“檄江西巡抚出之”。
何心隐44岁时，（嘉靖三十九年）程学颜北迁，于是随程入京。在京师又认识学颜弟学博（二蒲）和罗汝芳及耿定向（楚侗、天台）、耿定力（叔台）兄弟等人，日与讲学，住在耿定向邸舍中。
这一年又经耿氏兄弟之介绍，与张居正会面于显灵宫。关于这一次会面的记载甚多，皆大同小异，《泰州学案》记载称：
“一日遇江陵（张居正）于僧舍，江陵时为司业，心隐率尔曰：‘公居太学，知大学道乎？’江陵如勿闻也者，目摄之曰：‘尔时时欲飞，欲飞不起也。’江陵去，心隐㗳然若丧曰：‘夫人也，异日必当国，异日必杀我。’”
两人的对话以及心隐的预言可能是附会之谈，然而张居正当时是国子监司业，其后转成封建统治阶级当权者，何心隐是反封建的一介布衣，两人的格格不可相入是很明显的。何心隐与张居正之间的斗争集中地反映了要求讲学自由、反对封建迫害的启蒙思想与禁止讲学、对讲学者横加迫害的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泰州学案》又载：“心隐在京师，辟谷门会馆，招来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这一斗争发展到万历七年，张居正以宰相之尊，采取横暴手段，诏毁天下书院，而何心隐在这年春也写万言长文《原学原讲》，针对张居正的反对讲学，说明“必学必讲”，“必不得不学不讲”的理由，并且准备“上书阙下”以相辩。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何心隐终于遭到那些谄媚当权宰相张居正的趋炎附势者的迫害，而怀抱着崇高的理想牺牲了。
何心隐与张居正会于京师后，第二年（嘉靖四十年）又曾与蓝道行共同以计除去贪墨奸佞的宰相严嵩。《泰州学案》说：
“有蓝道行者，以乩术幸上，心隐授以秘计。侦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语，今日当有一奸臣言事。上方迟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御史邹应龙因论嵩败之。”
因此何心隐又遭到严党的仇视，于是改去梁汝元的原名，易名何心隐，踉跄南下，随从他的弟子福建兴化人钱同文（怀苏）。沈瓒《近事丛残》说：
“嘉兴（按：为兴化之误）钱公同文为莱州守，甚尊礼之（指心隐），执弟子礼，供奉衙斋中，惟意所欲，恐不得当也。先君奉训公故为钱公弟子，亦随钱公师事之。其徒党至江城，争先招礼之，以为敬。”
可见钱与何的师弟感情是很笃厚的。何心隐的弟子是很多的，且多是下层社会中人。周亮工《书影》载陈士业《答张谪宿书》中说：
“心隐之门人有吕光午者，浙之大侠也，其人与文之奇，不减心隐。……所至凡缁衣黄冠，与夫商贾驵侩，佣夫厮养，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备一节之用，擅一得之长者，皆籍记而周旋之。以故心隐所识奇士，尽于海宇。”
何心隐自设计除去严嵩以后，《秦州学案》称其“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在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首尾三年之间主要是在福建，而在钱同文的家乡兴化、莆田一带讲学时间最久，从游之人最多。最后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离闽。
离闽后，遇耿定向于江西彭泽（时耿官南直隶学政），一宿即别。又入安徽宁国会罗汝芳，罗官宁国知府。这一年罗以丁父忧去官，于是再往南京耿定向处。最后耿再送其往湖北孝感程学博家。这一年东西南北奔波，依罗汝芳、依耿定向、最后依程学博，全是为了躲避严嵩党的报复。这年三月，严嵩之子严世蕃被处死，情势较缓和。
依程学博两年后，到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何心隐已51岁，这时程任重庆知府，于是随程入川。在重庆时正逢白莲教起义，清代官方文书记载称“学博守重庆时，平白莲贼蔡百贯，汝元力也”（《孝感县志·流寓传》），其事不详。
程学博任重庆知府五年，到第三年（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因钱同文之死，何心隐便离开重庆往福建哭之。既而又往杭州会讲学者，曾与平日相与讲学的友人夏道南（见吾）相见，由杭州遂再流寓孝感。到隆庆六年春天，由孝感赴道州会旧友周良相（合川），与周同归孝感，又往黄安会耿定向、定力兄弟，相与讲学将近一年。
到了神宗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何心隐已60岁，根据何心隐的自述，这一年仍讲学于孝感。七月间，程学博之亲弟突乘舟来送心隐出湖广境，并派其表兄焦茗送心隐避地泰州，原因是湖广高典史带兵以大盗犯缉心隐。程学博除设法护送心隐出境外，随即又致书“辩于湖广两院各道”。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七月，何心隐归永丰葬父母，准备事毕后“自辩于朝”。到十月中焦茗之父又领德安府票（孝感县属德安府）来缉其子并缉何心隐，于是心隐再避走祁门，住弟子胡时和家，万历七年三月为南安朱把总所逮捕。被捕后，辗转经浮梁、鄱阳、余干、进贤、南安等地，押解至武昌。九月初二日，被湖广巡抚王之垣承张居正的意旨所杀害。
虽然封建统治者对何心隐如此残酷，但他的朋友门人却对他表示极大的关切与同情。除程学博为他向当道声辩外，在祁门被逮后，弟子胡时同一路随同他至武昌，他死后收他的骸骨，并根据他的遗言与程学颜合葬一墓。甚至在他死前，他的弟子王之垣（与楚抚同名，系王艮之孙）要舍身为之替代。罗汝芳也极力要为之援救。李贽的《何心隐论》更有力地说明了当时人民对何心隐冤狱的不平，文中说：
“今观其时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呼叱咤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而咸谓杀公以媚张相（张居正）者之为非人也。则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以盖复矣。虽公之死无名可名，而人心如是，则斯道之为也，孰能遏之。”
这说明人民的抗议和斗争是不可遏制的。“嘘呼叱咤”的数万人都是同情心隐的。这段记录可与其后复社领袖张溥所写《五人墓碑记》相互对照。张溥记姑苏人民反对宦官魏忠贤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与李贽所记武昌人民反对巡抚王之垣杀害何心隐的事件，在封建统治者称为“民变”或“人变”。这种“民变”或“人变”实际上是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反封建斗争的具体表现。而如何心隐这样接近下层人民而不屈不挠的“英雄之士”，在当时专制淫威下，也就“不可免于世（封建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了。
最后，从何心隐的生平，我们认为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他仇视封建社会制度，从青年时与闻王艮“立本”之学后，便放弃了封建科举的道路。其后反对官吏额外征税，反对强拆民房，入京后与统治阶级当权人物严嵩进行斗争，可见他是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战士。
第二，嘉靖三十九年以前他在家推行他的理想聚和合族，此后往来四方，所交游以及从学者甚众，且有不少下层社会人物，我们可从中看出他与下层社会有着秘切的关系。其一是根据他遗书自述中称他一生中曾三度会见术士阮中和，阮系传“纯阳道法”的人，起初何认为从阮中和处无所得，最后一次见面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自称“似有所悟”。另一事据李贽《焚书耿楚倥（定理）先生传》称耿楚倥“得黑漆无入无门之旨于心隐，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复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语者，故遂终身不谈。”所谓“纯阳道法”以及“黑漆无入无门之旨”其性质之秘密使耿定理认为“世人莫可告语”等等情况，都暗示何心隐与民间反封建秘密组织的可能联系。
第三，他“家世饶财者也，公独弃置不事，而直欲与一世圣贤共，生于天地之间”（李贽：《何心隐论》）。他在社会上是以朋友为性命的，因此他的朋友门生对他也表示很大的热忱。兹附编何心隐年表如下：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