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所传入的数学

科学著作中传教士所介绍过来的最重要的一部，当然要算欧几里得（鼎盛期约为公元前三百年左右）的《几何原本》（利玛窦、徐光启译）。徐光启自认为这本书是他科学编著中最重要的一种，叶向高说：“即其（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矣”（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可见当时人对这本书的推崇。后来的人也推崇其为“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徐光启之所以要研究几何，为的是要把数学原则引用到实验科学上来，他相信数学是科学的准绳，他不但用数学原理进行天文历法的工作，而且也用数学“量算河工及测验地势”（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一四）。这种精神和方法与文艺复兴期意大利的科学家们是极其相似的。李之藻一方面醉心于西方数学的新奇，“特自玄畅，多昔贤未发之旨”（李之藻：《同文算指·序》），一方面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数学，两方面“并蓄兼收”（同上），“斟酌去取”（徐光启：《同文算指·序》）。他和利玛窦一起完成了《同文算指》一书。但是应该指出：在这一重要领域之内，传教士基本上也没有超出希腊的水平和范围。像《几何原本》或《圜容较义》这样的几何学，已经存在了一千余年，然而并没有直接引导到近代科学。所以几何学的传入并不表示就能引导中国接受近代科学。此外，罗雅谷的《测量全义》，系摘译自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的，自然也还是古代希腊的东西。

属于近代科学之列而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唯一东西恐怕要算是对数。清初，对数最初由穆尼阁传给薛凤祚，但薛凤祚所得的东西，无论是对数，还是三角，都很不完备，薛凤祚于穆尼阁的对数只提到“以省乘除，而况开方立方三四方等法，皆比原法工力十省六七”（薛凤祚：《比例对数表·序》，载《天步真原》）。另《天学会通》（穆尼阁授薛凤祚译）一书讲平面三角与球面三角，然作图草率又无几何证法，连梅文鼎都看不懂，当然也未能获得广泛的流传。

清代以来，伟大的数学家几乎全都是潜心西学以求会通中西的。方中通、薛凤祚都曾向穆尼阁学过数学，王锡阐“兼通中西之学”（梅文鼎：《方程论》，潘耒“序”），被钱大昕视为是“国朝算学第一”（《畴人传》卷三八《梅文鼎》）的梅文鼎曾与殷铎德（即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1625—1696年，意大利人，1659年来华）谈过历法，他和王锡阐两个人是被人认为“能尽得西法之长”的（《畴人传》卷四四《利玛窦》），而他的工作则是要“见中西之会通，而补古今之缺略”（《畴人传》卷三八《梅文鼎》）。陈万策“兼中西之法”（《畴人传》卷四〇《陈万策》），梅谷成不但学过西洋的东西，并且自命是“殚精已入欧逻室”的（江永：《翼梅·自序》）。江永是精于西法的，他的弟子戴震也遵循他的路线。同时的钱大昕也曾经探讨过“中西诸法”（《畴人传》卷四二《江永》、《戴震》，卷四九《钱大昕》），焦循也是“会通中西”（《畴人传》卷四一《陈厚耀》）的。可见第一流的数学家几乎无一不是精研西学和会通中学的，然而因为耶稣会会士的从中阻挠，近代科学中数学方面的伟大进步与成就，如解析几何、极限与微分积分、级数与或然率，就都没有能传入到中国科学家之手，以致他们所学的大致不出中西古代的范围，而始终认为“象数莫精于几何”（方中通：《数度衍》卷三）。假如中国科学家能够接触到当时先进的数学成果，那么以中国这些大师们“精研西法”的精神那无疑将会大大地有助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形成。由此可见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与科学的交流上是起的什么作用；资产阶级学者经常吹嘘耶稣会会士传入了科学，然而事实证明正是耶稣会会士阻挠了近代科学的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