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心理年龄，看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欧洲和解
在分析社会心理年龄之前，我们先了解每个人作为个体的心理年龄，然后再掌握社会心理年龄以及社会心理年龄所处的阶段。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把重心放在每个个体在面对某件具体事情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年龄水平，我们不能单凭这些具体的事件就认定这个人的心理年龄在儿童期，或者在青春期，这样本身就是片面而非全面的。但是，如果一个人遇到困境或复杂问题，在多数事情中，在多数的时候都表现出儿童期或者青春期的心理特征，那就说明，他的心理年龄总体上是在儿童期或者青春期。因此，要判断具体某个人所处的心理年龄阶段，必须看他的综合情况。
一个国家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其成年人的心理年龄必然分布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有人在儿童期，有人在青春期，有人在成年期，有人在父母期，我们按这些不同心理年龄阶段的人所占的比例，来判断社会心理年龄处在何种阶段。一句话：在相应社会的所有成年人之中，当儿童期心理年龄的人所占比重最高，社会心理年龄就在儿童期；当青春期心理年龄的人所占比重最高，社会心理年龄就在青春期；当成年期心理年龄的人所占比重最高，社会心理年龄就在成年期；当父母期心理年龄的人所占比重最高，社会心理年龄就在父母期。
在一个特定社会的全部成年人之中，如果某个心理年龄阶段的人所占比重最高，并且这个比重超过了50%，这就成为典型的社会心理年龄阶段。比方说，社会心理年龄可能出现典型的儿童期、典型的青春期、典型的成年期、典型的父母期等等。在社会心理年龄的某个典型阶段，由于这个心理年龄水平的人超过其他三个心理年龄的人的总和，这种特征便成了当时社会的最主要状况和最主流面目。
要说明的是，无论社会心理年龄处在哪个阶段，甚至处在典型的哪个阶段，同样包含着其他心理年龄的人，只不过所占的比重不同而已。同时，社会心理年龄不是一个绝对化的状态，当所面对事情的挑战性呈很大幅度的增加时，社会心理年龄也会发生结构性的新变化。比方说，一个可以用成年期心理年龄面对六级挑战事件的人，当新事件的挑战远远超出当下，上升到十级挑战的时候，在新的挑战的情境下，他的心理年龄状态可能降到成年期之下的阶段。总而言之，心理年龄和社会心理年龄也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社会心理年龄所处的不同阶段，直接影响着人类的文明与进步。
比如说法德和解与欧洲一体化，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总结了许多的原因，这些原因多数为地缘政治、时代背景和发展所需。另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常常被忽略，这个原因就是社会心理年龄。地缘政治、时代背景和发展所需都是外因，而这些民族逐步发展到的社会心理年龄水平则构成内因。
在青春期心理年龄阶段，其主流的行为方式是竞争和对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合作。在成年期心理年龄的阶段，其主流的行为方式是合作与共赢，但必需的时候也会展开竞争。成年期心理年龄的人深刻理解合作给人带来的综合价值，竞争中的“胜（剩）者为王”可以给胜者带来外在的很大的快感，但合作后的“共赢”能够给所有的关联者带来巨大的内在的心灵满足。对于成年期心理年龄的人而言，面对着不懂得竞争的极端的“青春期”对手，他们不排除竞争，但依然记得“在合作中竞争”，即使竞争也会避免走向你死我活的极端境地，更非选择那种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式的情绪宣泄。
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中，社会和地区的进步，同时受社会心理年龄和执政者心理年龄的双重影响。执政者因为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其心理年龄对于执政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而民众是执政的基础，民众的社会心理年龄则是该地区社会文明进步的心理基石。
我们从执政者的心理年龄和社会心理年龄的角度来阅读德国和欧洲的近现代历史。
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德国挑起的。用大规模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显然是青春期心理年龄的典型行为。所以，无论是一战时期的威廉二世，还是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其心理年龄都在青春期。那时候西欧的社会心理年龄也处于典型的青春期阶段。
当领导人个人的心理年龄和社会心理年龄从青春期开始向成年期迈进的时候，法德开始和解，欧洲开启了一体化的进程，迎来了“在合作中竞争”的螺旋式上升的新时代。
法德之间曾经是“世仇”，一部德国崛起的历史，就是法德之间的宿怨史。
法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这种辉煌深刻地印在法国人的记忆中，这是法国人魂牵梦绕的深厚情结。法国的民族自豪感在查理曼帝国时代达到极致。查理大帝（742—814年，相当于中国盛唐到唐朝后期）一生中进行了53次扩张战争，建立起了西起大西洋，东到多瑙河，南抵地中海，北达波罗的海的庞大帝国。
德国则很晚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一直到1871年之前，德国还是由众多分裂的弱小邦国所组成的一个松散联合体。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以武力改变现状，他说：“没有武力后盾而进行谈判，如同没有乐器而演奏音乐一样。”他的政策被后来的俾斯麦和希特勒所仿效。俾斯麦是对德国统一有着巨大贡献的卓越政治家，他的名言是：“天下的大问题，并不能靠议会辩论就能解决，唯有靠铁和血才能做最后的决断！”
德法两国双雄并立，战争不可避免，彼此之间形成“世仇”。两个国家不断地在仇恨中延续仇恨，在复仇中延续复仇。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普军占领巴黎。具有侮辱性的是，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竟然在巴黎凡尔赛宫即位为德意志帝国皇帝，随后又迫使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等领土，并赔款50亿法郎。法国著名小说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真实地反映了法国沦陷区的民众惨遭异族统治的悲愤心情和对祖国的热爱。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人一雪前耻。战争爆发之初，德国人坚信战争很快就会在当年的圣诞节前结束。一个德国人说：“过去的战争检验了普鲁士宝剑的锋利，因而，我们的首相可以宣称——我们德意志人除了怕上帝，不怕世上任何人。”俾斯麦曾经立下的不与俄国为敌的原则被抛弃，德国同时在东西两线作战，很快陷入长期的对峙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美国参战，使德军更加雪上加霜。1918年11月，德国在贡比涅森林的福煕元帅的车厢里签署投降书。为了纪念胜利的荣光，法国人将这节车厢珍藏进了博物馆。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法国精心选择这个日子，就是要羞辱和报复德国，因为正是48年前的这一天，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即位并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法国要在48年后的同一天，在同一个地点对德意志帝国进行肢解。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处置结果让德国人震惊且愤怒：德国因此丧失了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及全部海外殖民地，军事力量遭到彻底限制，且必须短短两年内赔款200亿金马克。由于赔款数额巨大，到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 000 000%，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近20亿倍。德国经济完全崩溃。
这样的残酷制裁在德国人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仇恨，甚至比当年法国对德国的仇恨更为强烈。希特勒充分利用了德国人极其强烈的民族复仇意识，于1933年1月当选为德国总理。希特勒上台意味着：法国和德国的复仇轮回又启动了。1940年5月，德国人对法国发动了袭击，仅仅一个月之后，德军占领巴黎。
6月21日，希特勒命令将当年福熙元帅的那节车厢，从博物馆搬回到贡比涅森林，德国人坐在同一个地点的同一节车厢里，迫使法国签署了投降协定。法德之间的冤冤相报，透过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如此分明地感受到。
从此开始直到二战结束，法国的经济完全掌握在德国人手中。法国人遭到德国人的严酷盘剥，由于营养不良，健康状况遭受了严重破坏，平均寿命缩短了8年。
面对百年的仇恨和巨大的痛苦记忆，法国和德国还能够走到一起吗？然而今天的德法之间已经从仇恨走向和解，历史常常因为伟大的人物而开始改变，历史常常因为领导者和社会心理年龄水平而沉淀出一个新的时代。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于1949年、1953年、1957年、1961年连续四次出任联邦德国总理。他经历了从德法世仇直到和解的整个历史过程，在他的领导之下，德国在政治上从战败国的地位到重新获得主权，经济上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作为德国公认的最杰出的总理，德国现代史已深深地打上了阿登纳的印记，他的影响至今仍到处可见。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阿登纳时代”。阿登纳认识到，如果不与法国和解，德法之间的冤冤相报就没完没了，而在这种仇恨与复仇的烈焰中，积累的财富就会毁于一旦。他知道，只有德国人设法减少反对法国的力量，德国的前景才会变得更加美好。痛定思痛，德国决心主动走出这种复仇的轮回。那么，此时的法国领导人在想什么呢？
夏尔·戴高乐（1890—1970），作为军人，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抗击着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在战后成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担任第一任总统。在总统任职期间，他提倡东西方“缓和与合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美军退出越南。2005年，法国国家二台举行的“法国十大伟人榜”评选，电视观众评选戴高乐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戴高乐说，法国和德国必须尝试把历史的进程颠倒过来，使我们两个民族言归于好，并把两者的力量和才能联合起来，实现法兰西的伟大复兴。法国这时候愿意让渡一部分权力，建立欧洲共同体，拿戴高乐的话来说，就是“放弃某些主权权利不是为放弃而放弃，而是一种必要”。
戴高乐认为，法德间的战争属于一种兄弟残杀。而德国总理阿登纳也认为应该寻找一种方式，结束法德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1950年，法国建议“把法德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最高联营机构管理之下”，使“德法之间进行任何战争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物质上也不再具有可能性”。德国迅速而坚定地做出响应，阿登纳说：“（这就）庄严地结束了两国人民过去由于互不信任、竞争和利己主义所造成的彼此一再兵戎相见的状态。”
德法两国领导人开始频频接触，仅仅从1958年秋季到1962年，阿登纳与戴高乐通信达40多次，会晤15次。1963年，阿登纳访问法国，与戴高乐签订了德法《合作条约》，成为德法真正和解的标志。法德和解成为改变欧洲命运和趋势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没有法德和解，欧洲一体化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法德和解之后，没有人会再害怕一个崛起的德国或法国，欧洲国家不再进行军备竞赛。没完没了的战争，在欧洲结束了。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冒着大雪过后的凛冽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这是勃兰特来到波兰的第二天，在这两天里他都看到了什么？当迎接仪式上奏起联邦德国国歌时，他看到了波兰人民悲愤的目光和眼里滚动的泪水。他知道，当年的德国纳粹就是在这个乐曲中，屠杀世界上的犹太人、屠杀波兰人民的。
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后，肃穆垂首，突然双膝跪下，缓缓地，他祈祷着：“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以此举向二战中被纳粹党无辜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随同人员惊呆了，这个未在日程安排当中的出乎意料的举动，让他们手足无措。周围的波兰官员和民众也惊呆了，但很快被这突如其来的举止深深震撼了。一时呆愣住的各国记者们在短暂的愕然之后，纷纷举起相机，一位跪立在冰冷石阶上的德国总理的形象随即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二战后世界上意义重大的瞬间定格，在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心头激起了强烈的、恒久的震荡。
从此，在深深受过德国纳粹铁蹄蹂躏的各国人民心中，德国人不再只是青面冷血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在他们的心中，从此永远还会跪立着一个德国人，那是真心为自己的民族赎罪，真诚地向曾被奴役的国家请求重归于好的一位德国总理。
德国《明镜》杂志当时做了一个民众调查，48%的德国人认为这太出格，41%认为很恰当，11%中立。请注意：41%，质的变化即将来临，德法和解的声音已经从具有高度智慧的领导人中间，开始走向了民间的层面。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了。
1985年6月，德法等五个国家在卢森堡边境小镇申根签署了《关于逐步取消共同边界检查》协定，即《申根协定》，在协定签字国之间取消相互之间的边境检查点。该协定签订以后不断有新的国家加入进来，截至2011年，申根的成员国增加到26个。《申根协定》的签约国取消了内部边界，极大方便了人员、货物、资金和服务的自由流动，成员国在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开展了合作，给各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增强了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与信任。《申根协定》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2005年，瑞士举行全民公投，55%的公民赞成加入《申根协定》。2009年，瑞士再次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接纳经济水平差距较大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公民在瑞士自由流动，赞成票占49%，反对票占40%，11%犹豫未决。瑞士是直接民主的国家，全民公投反映出合作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这是社会心理年龄在另一个角度的直接体现。
在西欧，社会心理年龄达到成年期的比例的不断上升，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民意基础，虽然可能还会有各样的曲折，但社会本来就是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的。
在今天东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社会心理年龄主要仍处于青春期的阶段，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尖锐，和解共赢的曙光还在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