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项目的梳理与构结理论基础
矫正项目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罪犯矫正缺乏操作工具的问题，所以深受各方赞同，特别是罪犯矫正机构工作人员。正因为如此，矫正项目发展得很快，特别是在数量上。
是否矫正项目开发得越多越好？这个问题需要从宏观上回答。
一、迅速发展的矫正项目
2014年，江苏监狱管理局开始探索暴力犯愤怒控制矫正项目、女犯心瘾戒断矫正项目、职业技能培训矫正项目、理财能力矫正项目、未成年犯不良交往矫正项目的开发。2017年，云南小龙潭监狱在探索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编撰了“吸食型毒品罪犯矫正项目”“牟利型毒品罪犯矫正项目”“暴力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暴力侵害公民财产罪犯”“暴恐类罪犯去宗教极端矫正项目”。2019年，北京监狱管理局全面试点推广罪犯积极习惯养成训练项目、暴力犯愤怒控制改造项目、内视观想改造项目、经史合参改造项目，此外，北京监狱管理局还探索职务犯负性情绪干预项目、亲情修复项目等。我们看到，由于矫正项目开发单位不同，矫正项目也有所不同。从表面上看，随着开发单位的不断加入，矫正项目数量迅速上升。实务探索中的矫正项目数量实际仅是理论设计的一小部分。理论设计中的矫正项目数量更大。如管荣赋、徐肖东、李凤奎就主张矫正部门需要开发6类33个矫正项目。第一类，认知类矫正项目。这类矫正项目有自知心缺失矫正项目、自主性缺失矫正项目、自信心缺失矫正项目、错误义利观矫正项目、错误幸福观矫正项目、错误人生观矫正项目、歪曲理念矫正项目、错误归因矫正项目、片面思维矫正项目。第二类，情绪情感类矫正项目。这类矫正项目有抑郁倾向矫正项目、愤怒控制矫正项目、焦虑倾向矫正项目、同情心缺失矫正项目、罪责感缺失矫正项目、进取心缺失矫正项目。第三类，意志类矫正项目。这类矫正项目有情绪易变性矫正项目、意志力缺乏矫正项目、自控力缺乏矫正项目。第四类，行为类矫正项目。这类矫正项目有侵占贪财行为矫正项目、暴力倾向行为矫正项目、非法性倾向行为矫正项目、自杀倾向行为矫正项目、毒瘾矫正项目。第五类，犯罪倾向性人格类矫正项目。这类矫正项目有反社会型犯罪倾向性人格矫正项目、冲动型犯罪倾向性人格矫正项目、被动攻击型犯罪倾向性人格矫正项目、偏执型犯罪倾向性人格矫正项目、边缘型犯罪倾向性人格矫正项目。第六类，社会功能类矫正项目。这类矫正项目有法律社会功能矫正项目、就业社会功能矫正项目、社会适应社会功能矫正项目、家庭社会功能矫正项目、人际交往社会功能矫正项目。[2]
由于罪犯矫正需要不同，而矫正项目的开发部门与个体又很多，所以，矫正项目数量增加具有必然性。在国外，矫正项目开发也呈现数量多的特点。根据英国“罪犯矫正认证与咨询小组”（Correctional Services Accreditation and Advice Panel，CSAAP）2020年5月发布的认证的罪犯矫正项目名录，无论是社区矫正领域，还是监狱领域，被认证的罪犯矫正项目数量都超过10个。[3]
根据这一名录，社区矫正领域可以选择使用的矫正项目有17个。它们是：“成为新的我矫正项目”（Becoming New Me），这一项目适用于男性学习存在障碍的性犯罪人员，帮助他们学习亲社会的能力。“在线戒断矫正项目”（Breaking Free Online），这个矫正通过8次课程帮助有酒瘾或者毒瘾的罪犯戒断酒瘾或者毒瘾。“恢复的支柱”（Pillars of Recovery），这是一个指向具有酒瘾或毒瘾罪犯心理与生活方式的矫正项目，接受者需要参加12次课程。“建立良好关系矫正项目”（Building Better Relationships），这个矫正项目指向对亲近的人实施暴力行为的男性罪犯，主要方法是通过认知行为疗法帮助罪犯提供理性、情感与行为的管理。“恢复自己的技能矫正项目（Building Skills for Recover）”，这个矫正项目是通过帮助有酒瘾或者毒瘾的罪犯恢复正常生活，降低他们重新犯罪与药物滥用可能。“酗酒预防矫正项目”（Drink Impaired Drivers Programme），该项目是指向可能酗酒的司机的矫正项目，该矫正项目通过自我意识、自我监督、了解后果等帮助其避免可能发生的酒后驾车。“合法身份认知矫正项目”（Healthy Identity Intervention），这个矫正项目适用于倾向极端主义犯罪的罪犯，该矫正项目通过帮助罪犯认识合法生活与合法身份，与极端主义保持距离。“视线矫正项目”（Horizon），这个矫正项目适用于具有中度与高度危险的性罪犯，这个矫正项目通过发展罪犯亲社会的生活与提高其社会地位帮助罪犯不再犯罪。“网上视线矫正项目”（iHorizon），这个矫正项目通过发展罪犯亲社会的生活方式，控制罪犯下载、保存与传播不雅图片。“行为体面矫正项目”（Identity Matters），这个矫正项目适用于具有帮派背景的罪犯，这个矫正项目通过鼓励罪犯与帮派成员疏离而接受亲社会的体面生活。“不断改进矫正项目”（Kaizen），这个矫正项目适用于具有较高危险的性罪犯，该项目通过强化罪犯的亲社会身份，帮助罪犯安排合法的生活，避免其重新犯罪。“新的自我矫正项目”（New Me Strengths），这个矫正项目适用于学习能力有问题的罪犯。这个项目的矫正方法偏重帮助罪犯学习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一个新我生活矫正项目”（Living as New Me），这个项目适用于完成“新的自我矫正项目”后的罪犯。“新我矫正项目”（New Me），这个项目适用于完成“视线矫正项目”、“不断改进矫正项目”的罪犯。“解决矫正项目”（Resolve），这个项目适用于中度、高度危险的暴力犯，这个矫正项目通过使用暴力方法解决措施降低罪犯重新犯罪的可能。“思维技能矫正项目”（Thinking Skills Programme），这个项目适用于重新犯罪危险高的罪犯，这个项目通过改变罪犯的认知技能，发展保护性因素，帮助罪犯不再重新犯罪。
“罪犯矫正认证与咨询小组”认证的罪犯矫正项目有26个，它们是：“酒精依赖治疗矫正项目”（Alcohol Dependence Treatment Programme），在这个矫正项目中罪犯需要戒酒，参加伙伴互助、个人支持活动。“与酒精相关的暴力控制矫正项目”（Alcohol Related Violence），这个项目通过酗酒前后的认知比较帮助罪犯控制自己。
“改变的挑战矫正项目”（Challenge to Change），这个项目关注规则接受，伙伴交往，注重思维改变、态度改变、行为改变。“选择、行动、关系与情感矫正项目”（Choices，Actions，Relationships，Emotions），这个项目帮助罪犯知道自己对他人、自己的危险。“酗酒司机暴力冲动控制矫正项目”（Control of Violence for Angry Impulsive Drinkers），这个项目帮助罪犯知道自己的行为与后果，以帮助罪犯控制自己的行为。“酗酒司机暴力冲动控制——女性矫正项目”（Control of Violence for Angry Impulsive Drinkers—Group Secure Women），这个项目与上一个相同，但是适用于女犯。“自主矫治社区模式矫正项目”（Democratic Therapeutic Community Model），这个矫正项目通过创建特殊环境帮助罪犯。“强化的自主矫治社区模式矫正项目”（Democratic Therapeutic Community Model Plus）是“自主矫治社区模式矫正项目”的加强版。“毒品依赖矫治项目”（Substance Dependency Treatment Programme），这个矫正项目关注戒毒动机并借助外在力量。“金桥矫正项目”（The Bridge Programme），这个矫正项目通过伙伴帮助、团体治疗等帮助罪犯戒毒。“女性毒瘾戒治矫正项目”（Women’s Substance Dependency Treatment Programme），这个矫正项目关注戒毒动机并借助外在力量。
二、矫正项目开发的规划
无疑，随着矫正项目数量的增加，可以使罪犯矫正机构有更多选择矫正罪犯工具的空间，同时开拓人的思路。但是，矫正项目的不断膨胀也可能造成矫正项目的重复或者重叠，造成研发资源的浪费，甚至破坏矫正项目开发的秩序，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
矫正项目是针对罪犯犯罪的个体原因及监管中出现的问题所安排的矫正方法。矫正项目的种类与罪犯犯罪的个体原因及监管中出现的问题存在对应关系，否则，矫正项目就会缺乏靶标。关于罪犯犯罪的个体原因，传统观点是心理原因、生理原因与社会原因，近年来随着统计方法的适用，犯罪个体原因分析得越来越细致，罪犯犯罪个体原因种类增加，罪犯犯罪个体原因可以概括为10种，[4]即犯罪人以前服刑的情况、出狱后的住宿、罪犯所受教育、培训与就业情况、理财能力、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与社会联系、使用毒品情况、酒精滥用情况、精神健康状况和罪犯的思考与行为方式。虽然罪犯个体犯罪的原因差别性非常大，但是，罪犯的人性决定了罪犯个体犯罪的原因聚类难度并不大，所以，罪犯矫正项目的种类并不是不可归纳、不可把握的。在第一章我们介绍过，根据罪犯矫正需要的不同，矫正项目被分为劳动技能培训类项目、教育类项目、重返社会帮助类项目、认知行为矫治类项目、社会交往技能类项目、情绪控制类项目、家庭矫正类项目、生活能力帮助类项目、戒毒类项目、暴力类防治项目、性犯罪控制项目。通过这个分类我们可以看到矫正项目开发的前景，那就是矫正项目的开发要聚焦在核心矫正项目上。
所谓“核心矫正项目”就是指向罪犯矫正需要的基本矫正项目。这些矫正项目不仅指向罪犯矫正的需要，而且能够带动对满足罪犯某一方面矫正需要的矫正项目研究。核心矫正项目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就矫正项目研发而言，核心矫正项目是基础矫正项目，是矫正项目进一步研发学习与批判的对象。就矫正项目运用而言，核心矫正项目是骨干矫正项目，是满足罪犯某一方面矫正需要的主体矫正项目。正因为如此，矫正项目的研发需要聚焦在核心矫正项目上。
在开发矫正项目中，开发出核心矫正项目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便于从事罪犯矫正工作的人员掌握。毕竟可以开发出的矫正项目数量很多。由于核心矫正项目有限，明确核心矫正项目有助于罪犯矫正机构及罪犯矫正工作人员学习、掌握核心矫正项目，从而尽快且长期运用某个矫正项目。
第二，便于项目矫正的稳健推进。项目矫正的推进是渐进的过程，刚开始，摊子不宜铺太大。
第三，有助于矫正项目的打磨。任何一个矫正项目都具有生命性，都需要打磨、完善，才能成为理想的矫正项目。不断打磨核心矫正项目不但有利于项目矫正当下的推进，而且有助于项目矫正未来的发展。
如何确定核心矫正项目？
我们确定下列原则。
矫正需要原则，即满足罪犯矫正的需要。
实践原则，即要考虑国内外的探索。在国外，罪犯教育、劳动就业技能培训都作为独立的矫正项目使用。[5]考虑到我国罪犯教育、劳动就业培训在法律上的地位与实践中的普遍性，我们将罪犯教育、劳动就业技能培训作为矫正项目的模块，这样，不仅使罪犯教育、劳动就业培训与其他模块结合起来，而且与我国的法律、实践也结合在一起。
本土文化原则，即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中国人对罪恶的观念、人际交往的文化、家庭关系等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所以，矫正项目的设计除了考虑罪犯的矫正需要，还要考虑中国的文化因素。(https://www.daowen.com)
根据上述原则，本书确定了下面九个矫正项目为核心矫正项目：认罪悔罪矫正项目、理性化矫正项目、定修矫正项目、责任培育矫正项目、家庭关系矫正项目、理财能力矫正项目、积极生活矫正项目、人际交往矫正项目、休闲时间安排矫正项目。
认罪悔罪矫正项目面向不认罪或者不能真正认罪的罪犯。
理性化矫正项目面向容易冲动、被情感所左右的罪犯。
定修矫正项目面向被过去纠缠，对未来绝望、失望的罪犯。
责任培育矫正项目面向不能自律、缺乏责任的罪犯。
家庭关系矫正项目面向家庭有问题的罪犯，包括与配偶的父母子女关系。
理财能力矫正项目面向理财观念有问题、理财习惯有问题的罪犯。
积极生活矫正项目面向自暴自弃的罪犯。
人际交往矫正项目面向交往有问题的罪犯。
休闲时间安排矫正项目面向不会安排闲暇时间，容易无事生非的罪犯。
考虑到每个矫正项目由不同模块构成，这样就能够满足不同罪犯的不同矫正需要。这九个矫正项目一方面可以单独使用，另一方面可以结合起来使用，以矫正不同类型的罪犯，如成瘾罪犯、暴力犯、性罪犯。
对成瘾罪犯、暴力犯、性罪犯等类型犯的矫正，近年来国外多采用专门的矫正项目进行矫正，如成瘾罪犯矫正项目、暴力犯矫正项目、性罪犯矫正项目等。[6]虽然专门项目指向明确，但是，考虑到这些罪犯的问题比较复杂，本书认为，对类型犯宜采用复合矫正项目。一方面，类型犯的矫正需要较多，需要一个以上的矫正项目。另一方面，罪犯的矫正项目开展时间宜与其服刑一致，而不宜以几次活动替代矫正项目实施。
三、矫正项目构结的理论基础
在我们设计的家庭矫正项目中，构成模块分别是：说理/阅读欣赏/读写讨论模块；认知改变/思维方式改变模块；正念冥想/瑜伽模块；打坐修心/内观模块；运动模块；音乐欣赏模块；工艺/园艺活动模块；劳动技能培训模块。这8个模块通过小组/监区矫正工作形式进行，同时也通过个案矫正工作方式展开，个案矫正工作方式为小组/监区矫正工作开展铺垫基础，补充、配合小组/监区矫正工作。
为何矫正项目不同，而矫正模块相同？虽然认罪悔罪矫正项目不同于理性化矫正项目，但是其构成模块基本相同，都是由说理/阅读欣赏/读写讨论模块、认知改变/思维方式改变模块、正念冥想/瑜伽模块、打坐修心/内观模块、音乐欣赏模块等构成。
这是我们要讨论矫正项目构结理论基础的原因。
矫正项目构结的理论基础是事物的意义解读差异理论。虽然相同事物的意义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不同之处。这种不同表现在：第一，事物的意义可能随解读者的不同而不同；第二，事物的意义可能因为解读维度的不同而不同；第三，事物的意义可能随着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解读；第四，事物可能随着社会背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解读，进而形成不同的意义。
事物的意义解读差异理论源于符号互动主义。
符号互动主义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创立，由布鲁默于1937年正式提出的。符号互动论认为事物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往往不在于事物本身所包含的世俗化的内容与功用，而是在于事物本身相对于个体的象征意义，而事物的象征意义源于个体与他人的互动（这种互动包括言语、文化、制度等），在个体应付他所遇到的事物时，总是会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事物对他的意义。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是事物本身不存在客观的意义，它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由人赋予的；人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根据自身对事物意义的理解来应对事物；人对事物意义的理解可以随着社会互动的过程而发生改变，不是绝对不变的；一个人在应对他所遇到的事物时会使用解释过程，而这些意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加以运用。[7]
根据事物的意义解读差异理论有以下判断：相同的事物具有意义相同的一面，也有意义不同的一面；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解读可以产生不同的意义。
具体到我们的矫正项目，虽然矫正模块相同，但是，由于意义不同，因此构成了不同矫正项目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劳动模块，其在认罪悔罪矫正项目中被赋予帮助罪犯理解“付出为因，回报为果”的意义，而在定修矫正项目中被赋予通过劳动帮助罪犯关注当下的意义。又比如修心模块，在责任培育矫正项目中修心模块的内容是反思是否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家庭负责，而在积极生活矫正项目中是理解别人、理解世界、反思每天的不足，面向每天取得的微进步。
对不同模块意义的诠释构成了矫正项目的丰富多彩。对意义的解释是矫正项目构结最具有灵性的部分。
在一定意义上说，矫正项目就是对罪犯借助一定活动进行意义阐释。虽然意义阐释是罪犯矫正工作人员每天进行的活动。罪犯可能每时每刻都可能向罪犯矫正工作人员提出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罪犯矫正工作人员进行阐释。由于个体的不同，阐释者的积极性不同，所阐释的意义不尽相同，效果差异也很大。开展项目矫正就是有目的指导罪犯矫正工作人员开展阐释工作，使罪犯与阐释者处于一定情境下，在一定矫正项目框架下开展阐释，展现意义，从而在合理的时空下最大程度影响罪犯、改变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