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名山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岳麓书院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坐落在岳麓山下。古人视岳麓山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是衡山之麓，因而得名岳麓。岳麓山近市而不喧，林深而泉甘，因而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名山多佛道，岳麓山早已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西晋以前，这里是道士修炼的“福地”。禹王碑下苍篦谷上有一个幽静的“蟒蛇洞”，又名“抱黄洞”，传言是当时道士修炼之处，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道教建筑。以后，传说有道士邓郁父子及徐灵期到此修炼，这些都说明当时岳麓山有相当规模的道教活动。

自西晋佛教传入、麓山寺创建以后，岳麓山的佛教势力日益发展。著名的“湘西二寺”之一的麓山寺（原名慧光寺），建于西晋泰始四年（268年）。它比佛法传入三国东吴只晚二十多年，为湖南最早的佛寺之一，有“湖湘第一道场”之称。唐开元十八年（730年），大书法家李邕写了著名的《麓山寺碑》。李邕（678—747年）工文善书，取法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而自成一家。《麓山寺碑》为其代表作，文词华茂，字体秀劲，加之刻工传神，因此人称“北海三绝”（李邕曾官至北海太守，又称“李北海”）。与麓山寺并称的道林寺，起于六朝，盛于唐。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曾题写了“道林之寺”的门额，有“道林三百众”之称。“邻居尽金碧，一一梵王家”的诗句，真实描述了唐代麓山佛教的发展，已形成寺庵林立、殿阁相望的景象。(https://www.daowen.com)

岳麓历来为文人骚客所眷顾，自神禹开疆以来，文士们寄寓隐居、游憩读书，为麓山增添了光彩，为开创书院创造了文化条件。如陶侃、马燧、裴休、杜甫、沈传师、刘长卿辈开舍结庐，云蒸星璨。晋代陶侃曾居麓山“杉庵”，其址就在书院内。道光十五年（1835年），两江总督陶澍复建“陶桓公杉庵”一间，并刻制麓山寺碑于内，以为纪念。唐将马燧（726—795年）曾建道林精舍于道林寺旁，作为文士活动的地方。当时亦有称道林精舍为“书院”的，因它是隐居读书之处，故也是儒家的活动阵地。

儒、佛、道之间的交流融合，为岳麓文化的新发展开辟了道路，也为岳麓书院的创办奠定了文化基础。当然，只是在岳麓书院创建后，作为文化名山的岳麓山才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以儒学为中心的岳麓文化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