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藏书
清代学者认为，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也。唐代，书院多为藏书、校书之地，宋以后，书院成为独立的教育机构，但藏书仍是书院“三大事业”之一。
藏书的文物建筑是御书楼，始建于宋咸平二年（999年），始称书楼。其后屡建屡毁，其址亦屡经变迁，名称也相继改为藏经阁、尊经阁等。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建御书楼于今址。其后，又屡经战火，乾隆、嘉庆、咸丰、同治各代又数次重修。1938年，书楼被日机炸毁，今存建筑为1986年重修。
御书楼位处中轴线尾端，是一座仿宋代风格的三层楼阁建筑。五间凸形平面，前出门廊，后置山墙，重檐歇山顶，采用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卷棚檐口，琉璃瓦当，脊上置坐狮和避雷铁剑，青吻为琉璃飞龙，气宇轩昂。两侧复廊与讲堂后廊相接，自成院落，复廊前部各建重檐古亭，名为拟兰、汲泉，设花格漏窗，亭下有流泉通过，院内筑有池，中架石桥使书楼与讲堂后门拜厅相连。楼上藏典籍古器，楼下有流泉溪水，廊内嵌明清碑刻，廊外蓄游鱼青荷，有水声山色之美，有名山深宫之幽，有翰墨佳酿之趣，实为读书研习、修身养性的最佳之处。楼前所悬“御书楼”匾系集朱熹手迹而成。檐前的柱上挂有对联：
圣域修文，前有朱张讲坛，宋清宸翰；
名山汲古，上藏三坟五典，诸子百家。
“圣域”意为神圣之地。“修文”指采取措施，加强文治，修治典章制度，提倡礼乐教化。“宸翰”指历代帝王赐给岳麓书院的匾额手迹。
书楼前壁嵌有“岳麓书院法帖”碑十数方。其中以颜真卿的楷书帖和米芾的行书帖最有名。此外还有两方难得的临《文殊帖》草书法帖，其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都很高。
楼的两侧复廊所刊朱熹诗碑、《重修岳麓书院记》碑、《文昌阁祭田碑记》碑、《文昌阁祭田契券》碑等都为历朝遗物，是书院现存文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御书楼是体现我国古代书院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之一的藏书功能的主要场所。岳麓书院奉行古制，始终注重收藏图书典籍，据书院志载，第一次有详细书目的藏书是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潭州太守李允则上奏朝廷，请得的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典籍。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巡抚丁思孔又请得《日讲经义》《明史》《数理精蕴》《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十八种“御书”，于是改书楼为“御书楼”，自此，御书楼的名字相沿不变。清同治年间增藏至一万四千一百三十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熊希龄等捐赠一百二十种“新学”图书，标志岳麓书院藏书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岳麓书院法帖之颜真卿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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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法帖之米芾手迹
岳麓书院生员试卷全册
书院藏书的来源极为广泛，大体可分为皇帝赐书、地方政府拨款购置、书院自置、社会人士捐置及书院自刊等途径。
现在就书院自刊书籍做一个简要说明。书院自刊书籍主要有两大块：一是书院志，二是各时期的学术成果及同门录。
书院最早的志书是明正德九年（1514年）由湖广学道陈凤梧主修、山长陈论实编的《正德岳麓志》，可惜该志已无存于世。第二部志书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长沙知府、滨州人吴道行纂修的《万历岳麓志》，该志存台湾省。崇祯六年（1633年），岳麓书院山长、长沙人吴道行重修《岳麓志》，但也没留存下来。《康熙岳麓志》是现在流传于世较早较多的志书，该志为长沙郡丞赵宁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倡议纂修。岳麓书院半学斋有重刊本，志名沿旧称《新修岳麓书院志》，雕版藏于岳麓书院半学斋。清同治六年（1867年），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主持修纂《续修岳麓书院志》，此志是对《康熙岳麓志》的续补增订，雕刊于半学斋。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湖南巡抚刘崑又在《续修岳麓书院志》基础上，增补纂修了《同治岳麓续志补编》，这是书院清代最后一部志书。
书院的学术成果及同门录，最具影响性和代表性的要数嘉庆道光期间的山长欧阳厚均所编《岳麓诗文钞》《岳麓书院同门齿谱》初、续二集，此外还有《岳麓书院课艺》《岳麓书院课文》《岳麓会课》等等。《岳麓诗文钞》成于道光十年（1830年），全书共五十七卷，收诗、词、赋、文计一千零九十首（篇），录及作者五百五十八人，作者时代历唐、宋、元、明、清五朝，前后千年。这是研究书院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岳麓诗文钞》在编辑上有一个特点，即由山长欧阳厚均就见闻所及初编成册，再由肄业诸生分卷校勘，然后刊刻出版。当时全院生徒一百零一人，全部参加了工作，师生合编典籍，实为岳麓书院史上的一大创举。
康熙志咸丰重刊本
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关于图书征集收购、整理编目、借阅保管等一整套严密的图书管理制度。清嘉庆年间，湖南布政使敦良、盐道长宝道胡鏻，会同山长欧阳厚均及诸生周有簠等制定出《岳麓书院捐书详议条款》，关于图书的征集、收购，该条款规定：殿版、官刻、家刻、坊刻、官绅士民家藏著作及图书、雕版均在征集范围之内，征集到的图书应随时饬交监院收贮。对于图书登录整编入库规定：应责成监院设立册档，按年登载，每书于壳面上俱钤用监院钤记，并于逐页加钤“岳麓书院藏书”图记一颗，以免偷换。而现今捐购各书，每书每本首页尾页，俱钤盖“岳麓书院官书”戳记。关于图书的借阅、保管规则，则规定书院“院长及住斋诸生，取阅书籍，应由监院发交，造册存查，随时登号记数，阅后缴册销号”。为了避免图书散佚，规定监院“不得假手书吏，代其办理图书收发工作，藏书如有短少，责成监院赔补”。其他图书安全保卫措施，要求：凡岳麓书院图书都集中存放在御书楼上、下两层，专配监院教官一员，全面经管图书；配看守一名，在馆居住，严禁闲游人等入内，并不许肄业诸生借住楼下。每年梅雨月份，禀请监院，跟同晒晾书籍。
书院如此详备细致的图书管理制度显然与书院藏书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书院藏书楼与官府及私人藏书楼在收藏目的上是很不同的。官府和私人藏书楼看重的是书籍版本，其目的是尽其所能让这些书籍永久保存；而书院藏书楼却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书籍贮存的信息，使书院师生吸收知识养分，其实它已经具备了现代图书馆的某些特征。嘉庆间，李尧栋《岳麓书院藏书记》中明确提出了“书不贵能藏，贵能读”的藏书宗旨。他认为，藏书是士民之表、经士之业；读书在于经明、行修，齐家治国。把藏书和读书联系起来，突出读书的重要性，这就是书院藏书楼的特性所在。今天，也许我们已经很难找到藏书楼过去的藏书了。但我们能看到，这些不复存在的书籍曾经哺育了湖湘几多英才，而他们又给我们祖国的历史发展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在这里，书楼的贡献，显然获得了超值的回报。
今天的御书楼仍然作为图书馆供书院教研人员及学生使用，藏书数量已逾五万册，大型工具书如《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等均有珍藏。一楼则恢复古代藏书和借阅规制，对书楼历代重大藏书故事做了简洁的陈述，大厅正中屏风上，悬挂“真宗赐书”大幅图画，两边分别刻有《岳麓书院藏书记》《岳麓书院捐书详议条款》，这是藏书楼最原始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