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恢复

明代政府致力于发展官学，不提倡兴复书院。故而明初近百年内，书院兴复寥寥可数，且多冷寂无闻。岳麓书院自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兵毁之后，也是破屋颓垣，隐然荒榛野莽间。

明代岳麓书院的真正兴复，是在弘治（1488—1506年）初年由陈钢、杨茂元等实现的。陈钢，字坚远，应天人（一作四明人），弘治中以黔阳知县迁长沙府通判，弘治七年（1494年）七月，他组织修复开工，次年完成。杨茂元，字志仁，鄞县人，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任长沙府同知时与陈钢交往甚深，对其修复书院尤为赞赏。弘治九年（1496年），他又与知府王瑫在陈钢重建岳麓书院的基础上“辟道路，广舍宇，备器用，增公田，储经书”，到此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观，具备了重新开学的条件。

这次重建，突出了张栻、朱熹的理学传统。陈钢首创朱、张专祠——崇道祠。杨茂元建尊经阁，并嵌刻“紫阳遗迹”，彰显朱熹在湖南之功勋。麓山讲学、衡岳同游、安抚湖南、谕降狪獠、更建书院、节制虎军、考正礼仪、录旌忠节等八题，每题书年谱之文于首，命工分绘为图，而名为之赞，于后合而名之曰“紫阳遗迹”。著名诗人李东阳回湘省亲，特为重建岳麓书院作记，也用张栻“言仁之旨”、朱熹之学及其教学原则规范学生。

正德二年（1507年），守道吴世忠根据长沙卫指挥杨溥和长沙府县生员何凤等人的建议，率领府、卫、县官员及师生对书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向扩建。当时，他下令拆毁被视为“淫祠”的道林寺，而将道林寺的木石砖瓦搬回书院，充作扩建材料。这次岳麓书院扩建，以所谓风水需要，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勘测规划，虽然出于迷信观念，调整了书院大门朝向及道路安排，却也体现出书院建筑群体与麓山地势、风景条件的有机结合。从江岸书院牌楼，经咏归桥，直至书院，登而上极高明、道中庸、禹碑诸亭，形成了麓山的一条中轴线，突出了书院的中心地位，更表现出岳麓山的幽深层次和群峦呼应的景观特色，为此后文教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嘉靖元年（1522年）以来，随着全国书院发展高潮的到来，岳麓书院于宋、元形成的规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https://www.daowen.com)

嘉靖六年（1527年），长沙知府王秉良开始扩建书院，次年，工程告竣。这次建有成德堂及东、西两座讲堂，“诚明”“敬义”“日新”“时习”四斋，“天”“地”“人”“智”“仁”“勇”六舍，供定额生徒住宿，其延宾、集贤二馆，则寄寓四方游学之士及来院讲学的名师，岳麓书院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其时，杨茂元重建书楼——尊经阁，孙存又请得赐书和御制“敬一”诸箴，书籍藏量增加，为书院教学和研究提供了较好条件。

明代，岳麓书院的崇祀对象有所增加，首先是将讲堂前大成殿拆除，扩为文庙，提高祭孔的规格；其次是将朱熹、张栻神位从“诸贤祠”移出，另建“崇道祠”供奉。设“崇道祠”特祀朱熹、张栻，是岳麓专祀学术大师的开始，反映出当时岳麓的学术风尚。

嘉靖五年（1526年），学道许宗鲁、知府杨表又辟旧院讲堂为六君子堂，供祀宋潭州知府朱洞、李允则，安抚刘珙，山长周式，明长沙府通判陈钢，同知杨茂元等六人。这是岳麓书院专祀建院功臣的开始。后来，凡有功于岳麓书院者，都供祀于此。

嘉靖元年（1522年）以来，岳麓书院规制有所发展，这与明世宗及官府的支持分不开。嘉靖七年（1528年），岳麓书院请赐书，并如白鹿洞例置山长，又请以御制“敬一”诸箴，“九年庚寅（1530年）春正月壬辰朔，颁御制敬一等箴于湖广长沙府岳麓书院”，知府潘镒特建敬一箴亭以藏之。对书院赐书、颁箴、置山长，在历朝历代中算是难得的际遇，反映了明世宗对书院的肯定和对岳麓书院的重视，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书院遂又兴盛起来，岳麓书院出现“振美一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