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院创建

唐末五代战乱，文教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政治稳定，生产发展，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士子们要求读书的愿望也十分强烈。北宋初，统治者虽也采取重文政策，但注意力用在发展科举上，对教育发展十分不力，宋初83年间，官学没有任何新的发展。萌芽于唐末五代的民间书院，这时因适应了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故得到了蓬勃发展。

岳麓书院也是在宋初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的。但是，在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有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它是岳麓书院的前身。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战乱，文教遭到破坏，而湖南偏远，更为落后。智璇等两个和尚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办学，使士人“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岳麓书院就是在此基础上“因袭增拓”而成。可见，这个书院的雏形体现了儒佛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和融合。僧人崇儒者之道而办学，说明儒学对其有深刻影响；书院又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并吸取了禅林经验，反映出宗教对儒学的影响。儒佛之间的影响和融合客观上促进了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繁荣，特别是促进了书院本身的发展。

二僧办学图

北宋开宝六年（973年），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当时地方官学未兴，有识之士提出要在州治所在地长沙创办学院。麓山有幽静的环境和智璇的办学基础，是办学的理想地方。开宝九年（976年），在刘鳌的倡议下，朱洞把僧人兴办的学校扩建为书院，于是岳麓书院诞生，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文教基地。岳麓书院不是官学，但一开办就受到官府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后来历代重兴，也多由地方官员主持，形成了岳麓办学的一个特点。(https://www.daowen.com)

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重新扩建书院，使岳麓书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李允则经过一番调查清理和扩建发展，建成了一所颇具规模并形成基本规制的书院。李允则还想进一步取得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年），李允则上奏朝廷为岳麓书院修广舍宇，并请得了国子监的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典籍。这是岳麓书院首次得到朝廷的赐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员六十余人，求学者显然不限此数，因而李允则在湘江西岸增设湘西书院。

岳麓书院的扩建，标志着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已经形成，以及学田设置的开始，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讲学部分是书院规制的首要内容，它包括讲堂和斋舍。讲堂是老师讲学论道的地方，斋舍除供学生住宿外，又是平时读书自习的场所。李允则扩建书院时确定了讲堂在书院的中心部位，以后书院屡有衰落和发展，中间设讲堂这一布局特点，始终未变。

藏书部分为书院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与书院的名称及由来有着密切的联系。书院在唐代主要指藏书、校书之地，到宋代成为教育机构时，它收藏图书典籍这一特点没有变。李允则收集图书，正式建立了藏书楼，并把国子监经书藏于书楼。以后，岳麓书院又多次请得历代朝廷所颁经籍，藏书楼又有“藏经阁”“尊经阁”“御书楼”等名称，且大都安置在讲堂之后的中轴线上。藏书楼为书院的唯一楼阁建筑，显示书楼在书院的崇隆地位。

供祀部分也是书院的重要内容。宋以前的学校就有祀先师的祭祀活动，岳麓书院继承了学校祭祀这一传统。李允则扩建时设置“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增建了祭祀设置。以后，书院的祭祀很快发展为一种有特色的形式，它不仅供祀先师孔子，还供祀本学派的大师、有功于本书院的乡绅名宦，以及可供学习仿效的忠臣、学者。这样，书院的祭祀就发展成为推崇学统、标榜学派，以及对学生进行道德、礼仪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

讲学、藏书、供祀的基本规制，又被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反映出书院的重要特色。李允则扩建岳麓书院奠定的基本规制，在全国书院中是比较早的，因而它又为其他书院所仿效。以后岳麓书院历时一千多年，规制的具体内容都有所演变和发展，但由这三个部分所组成的基本规制相沿不变，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王禹偁的《潭州岳麓山书院记》称赞说：“使里人有必葺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他把素称“南蛮”的湖湘地区比作孔孟家乡的“洙泗”“邹鲁”，正是对岳麓书院促进南方文化发展和学术繁荣的历史功绩的肯定。以后，这里成为湖湘学术的中心、高等教育的基地，也就不是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