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熹讲学
南宋岳麓书院的蓬勃发展，还与另一位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讲学联系在一起。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祖籍婺源（今属江西），生长于福建尤溪。他18岁登进士，除在福建、江西、湖南任地方官约十年外，其余时间均从事著述和讲学。他的著作很多，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佛学、自然科学等领域，是一位具有广博学问和深厚文化素养的学者。爱国诗人辛弃疾对朱熹的学术成就钦佩不已，称赞他说：“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朱熹在学术上的最突出成就在于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包括天理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在内的精密的理学思想体系。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后世科举必读之书和标准答案。
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有两次，一次是乾道三年（1167年）的朱张会讲，一次是绍熙五年（1194年）的更建书院。现分别论述。
乾道三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启程，由学生范伯崇、林择之随行，至九月八日抵达长沙。朱熹当时就是一名颇有名望的学者，来听讲学的人很多，盛况空前，以至“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开创了岳麓自由讲学的风气。
朱张讨论学术问题十分热烈，据侍行的范伯崇说：“三日夜而不能合。”湖湘学派主张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与此相应，在进德之序上提倡先察识后持养。朱张会讲所展开的“中和之辩”，以朱熹接受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而结束。两年之后，朱熹的一些学术观点发生变化，张栻后来的很多观点则接近于朱熹的，可见他们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因此，朱张会讲闻名遐迩，传为佳话。
朱熹诗碑4
朱熹诗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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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碑2
朱熹诗碑1
书院区别于官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这种重要的教学形式，体现了书院内各学派“百家争鸣”的特色。会讲让不同学派相互讨论，相互促进。书院会讲制度始于南宋。过去有的学者考证，认为会讲始于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也有学者认为，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在江西信州鹅湖寺邀请朱熹、陆九渊进行学术讨论，也是一次较早的会讲。但朱张岳麓会讲为乾道三年，实际上要比朱、陆、吕鹅湖之会早八年，比陆九渊讲学白鹿洞书院早十四年，可见这次岳麓会讲才真正开了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
绍熙五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至潭州。在任期间，他着手振兴岳麓书院教育。他在《潭州到任谢表》中，明确表示了要以治教为重，他还从繁忙的公务中抽出时间，关心、整顿书院教育。
首先，他聘请了黎贵臣、郑贡生分别担任书院的讲书职事和学录。其次，增加了额外学生十名。额外生名额可以不由考试而进，其廪给与郡庠相等。其三，他进一步修建书院。此外，朱熹还为岳麓书院置学田50顷。乞赐九经御书，甚至对安排书院的斋舍、几案、床榻之类的具体事项，也无不关注。朱熹此次在长沙任职时间很短，且公务繁忙，但仍过江讲学。
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举措是颁布了“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所谓学规，是书院所订的规程章法，用以规范约束生徒。学规一般规定书院教育总的方针、培养目标、修身治学准则，以及日常作息生活规则等。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南康军时，复兴白鹿洞书院，曾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有名的学规，后也成为岳麓书院的学规，改名为《朱子书院教条》。
朱熹在学规中明确规定了书院教育总的方针是实施“五教”，即把儒家纲常伦理作为书院教学的主要目标。在教学方法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想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他反复要求“讲明义理”，修养心性，恢复古昔圣贤教人为学之意，以体现其理学教育的根本特点。进而在学规中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其中包含着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为人、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理学的传统学风。
朱熹所定学规，把学、问、思、辩、行规定为“为学之序”，作为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具体规定在书院的教学实践中。书院在教学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合一等特色，是与教条中规定的“为学之序”密切相关的，这中间所包含的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东西，仍是值得我们今天深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