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高等学堂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进入近代社会。近代中国面临双重危机：民族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这就迫使近代中国只有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变革，才能重获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书院教育毕竟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旧教育，它在教学内容、办学形式方面均有极大的弊端和局限，不能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故而，随着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书院改制的要求日益迫切。

最初，岳麓书院进行了一些课程方面的改革。清光绪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感到教学内容非改革不可，故开始改革书院课程，将教学内容分为“经义”“治事”两门，以增添算学、译学两门新课程，并另聘学长传授这两门西学课程。此外，他还要求刻印宣传“新学”的《时务报》发给学生阅读。这是岳麓书院的最早课程变革。但是，王先谦的改革立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坚决反对书院制度作根本性变革，他反对传授西方社会科学等内容。

随着湖南维新改良运动的蓬勃兴起，维新派创办了湖南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时务学堂，它后来与岳麓书院合并成湖南高等学堂，故在此专门论述。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一大批有远见卓知的知识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掀起了爱国救亡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湖南新政时为全国各省之冠，为了推动变法维新，谭嗣同、熊希龄等主张除了办好校经书院以外，还拟新创时务学堂，以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维新人才。此议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刊发《时务学堂缘起》，并由陈宝箴签发《招考示》在全省范围招生。

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到长沙后，拟定了《时务学堂学约十章》，即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规定了时务学堂的宗旨，即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为达此目的，须立志、读书、经世。学问以中西兼顾，“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

时务学堂以熊希龄为总理，主持一切行政事务。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韩文举、叶觉迈为分教习（次年三月，梁启超离湘，增聘唐才常、欧榘甲为中文分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https://www.daowen.com)

时务学堂的课程分为两种：博通学和专门学。博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和中外史志及初等格算诸学。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等。时务学堂的教学内容，强调融会中西，将学习《春秋公羊传》《孟子》与西方民权思想等结合起来，向学生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时务学堂前后招考三次，共招正课生116名，附课生77名，为湖南培养了一批维新运动骨干。

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受到打击，有关维新的教学内容被取缔。不久，时务学堂又被迫改为求实书院。求实书院虽恢复书院名，却还是保持中西学的内容，包括中学、算学、西文译学等。由于教育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几年后，关于改革书院的议论再度兴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采纳总督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下诏全国各地改书院为学堂。湖南巡抚俞廉三将求实书院改制为省城大学堂。但是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没有改制。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新任湖南巡抚赵安巽到任，积极推进书院改制，奏请改岳麓书院为学堂，并将由时务学堂改制的高等学堂迁入，合成湖南高等学堂。学堂强调以“研求中西学为主旨”，改建斋舍，初招预科二班，办文理二科。课程有经学、史学、国文、舆地、算学、物理化学、博物生理、英文、体操等。担任学堂监督的有陈庆年、赵启霖、黎承礼等。

时务轩

至此，延续近千年的岳麓书院，终于改变了其办学组织形式，由一所古代书院演变发展为一所近代高等学堂。千年学府开始发展到近代教育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