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规制发展

清代岳麓书院的建设，突出体现于原有规制的进一步发展。现按讲学、藏书、祭祀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首先是讲学。

清初重建书院，仍承明制，设有两处讲堂，一名“静一堂”，一名“成德堂”。清代书院斋舍也曾屡加扩建，初有存诚、主敬、居仁、由义、崇德和广业六斋，长沙知府李拔还为各斋作有铭文。到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仍为六斋，讲堂前之东有二斋，名为进德、居业，西有二斋，名曰正谊、明道。进德、居业又分二斋于文昌阁之右，总计斋舍98间。同治七年（1868年），书院又做了一次大修，将斋舍调整成明道、进德、正谊、居业四斋，扩至114间，另有半学斋为山长住处。

清代学生名额分正课、附课两种。乾隆五十年（1785年），正课生增至68名，附课生增至35名，计103名。嘉庆七年（1802年），又增附课生35名，生额总计138名。其后，生额保持不变，有时也额外接收游学之士。因而，住院生一般保持在一两百人。

其次是藏书。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巡抚丁思孔请得《日讲经义》《明史》《历象考成》《数理精蕴》《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18种“御书”，于是兴建“御书楼”。此后，御书楼相沿不变。后经多次重修，日益增添书籍，到嘉庆末年，藏书达10054卷。咸丰战火后，同治年间增藏图书至14130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熊希龄等捐赠120种“新学”图书，标志岳麓书院藏书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书院藏书的来源极为广泛，大体可分为皇帝赐书、地方政府拨款购置、书院自置、社会人士捐赠及自行刊刻五种途径。随着藏书事业的发展和图书管理工作的完善，形成了严格的管理制度。(https://www.daowen.com)

再次是祭祀。

嘉庆以前，岳麓书院设祭15处。嘉庆年间，陆续动项兴修及捐建祠宇，又增12处，同治年间，设欧阳厚均专祠，光绪初再增船山祠，前后相加，计有29处之多，受祀者将近百人。祠宇之众、受礼对象之多，前所未有。

嘉庆十七年（1812年），山长袁名曜认为，书院原有四箴亭祀二程，崇道祠祀朱张，而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无专祠不合情理，且谓“书院为湖南学者萃聚之地，濂溪周子为湖南人，尤当建专祠于从祀外加特祀”。濂溪祠新建于崇道祠之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巡抚李尧栋认为“祠在朱张祠之右，位置未免失序”，因而迁建今址，同时又移建四箴亭于其右。四箴亭旧址则改名“六君子堂”，形成现存布局形式。经过一番调整，理学道统源流周敦颐——二程——朱张昭然显现，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亦借以充分体现。

岳麓书院祭祀除了继承发展原有规制以外，还出现了前代所没有的内容。周召南重建书院时，建文昌阁于讲堂之后，供奉文昌帝君，凡在院诸生获隽者，悉得题名其间，很显然，设置文昌阁为了追求科举功名，它是书院官学化在供祀上的反映。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有魁星楼创建于院前土阜，以其风水可兆科甲。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又将原六君子堂改为岳神庙，这些均是书院官学化的反映。

船山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