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城乡关系与乡愁形态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核心特征。“现代城市代表着传统的乡村生活的对立面。” (1) 现代化是一个塑造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在改变城市的同时，也在改变乡村，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塑出了不同样态的城乡关系。人们的乡愁情感也伴随着城市和乡村的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发展和演化。乡愁与城乡关系相生相伴。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分离、城乡差别越是加剧，与之相对应的乡愁也就越是突显，并构成城乡关系发展的内生性情感制约要素。在现代化视野下，认识乡愁不能忽视城乡关系，也离不开城乡关系。只有从城乡关系的维度去理解乡愁，才能理解乡愁的国家结构性和空间分割性。
（一） 传统社会：有差别的城乡与无差别的乡愁(https://www.daowen.com)
恩格斯认为，国家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2) 的，“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 (3) 。从居住地来看，城市和乡村构成一个国家地域的两个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两个部分。徐勇教授认为：“在一个国家内，由于城市和乡村依托着不同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也会生成不同的政治现象，形成两个有差别、发展不均衡的政治共同体。” (4) 城乡的分野是自有国家以来就已经发生了的。在传统社会，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就已经产生，城市和乡村是有差别的社会共同体。城市和乡村在政治体系、社会形态、经济发展和文化特征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差别。城市是集聚的，是统治者的建构，是政治经济中心，是政治权力的堡垒，是正统文化中心；乡村则是分散的，是乡民基于共同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是乡野文化之地，是远离朝堂皇权的地方。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官僚驻地，乡村则是没有官僚的自治聚落。” (5) 在传统社会，城市与乡村是分离的、有差别的，但是这种差别和分离并不意味着城乡之间的绝对封闭和绝缘。相反，城乡之间既存在着基于统治者的政权统治需要而发生的基础性资源由乡村流向城市的单向资源汲取流动，也存在着人们基于自身需要自主发生的城乡流动。前者较多，由国家主导；后者较少，个体或社会是主导。或是出于儒家文化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的抱负激励，或是出于生计而外出经商，或是出于个人外出读书或游历，或是因为保家卫国需要而出征在外，或者因为政治权力追逐而宦海漂浮，乡村里的人离开家乡故土，流向与乡村相对的城市，城里的人离开所生活的地方，流向其他地方。伴随着离开乡村或城市，个体的乡愁情绪也随之开始生长。无论其在朝堂、在城市、在他乡、在他城是否得意，人们都会心存乡愁之情、乡愁之感、乡愁之念。作为一种情感，乡愁在城乡之间确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和分离，反而是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联系之处。政治社会现象上的城乡差别与乡愁情感上的城乡无差别，形成鲜明对比。政治上的差别是由政治权力关系、社会空间、历史条件等因素所决定的，乡愁情感上的无差别则是由趋同的农业社会性质、乡土文化内涵所决定的。
在乡愁的情感内涵上，城乡的乡愁具有相同性。在传统社会，无论城乡，乡愁都是离家人、离乡人的个体情感，表达的都是对出生之地、成长之地、生活之地的一种依恋、怀想、思念的情感。特定的土地、空间以及社会塑造了人们独特的情感和性情，人对特定的土地、空间和社会有依赖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将其认定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情感家园。故而，乡愁背后反映的也是人与地、人与社会的一种紧密的地缘联系、文化联系和情感联系。这种情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血缘家庭、地缘乡村的怀念，由此，思家、思乡是一体的情感。这是乡愁的主要体现。当然，还有第二个层次，爱国、忧国的乡愁。这一层次的乡愁情感集中体现在少数文化精英和知识精英身上。他们受到作为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自身内负很强的家国抱负，不自觉地将思家思乡的情感上升到国家情感层次，并与报国、忧国紧密结合，形成“思家、思乡、思国”的一体化乡愁情感。在传统社会，因为离土而生乡愁。乡愁也是对故土的思念。乡愁是个体心中“返乡”冲动的情感体现。无论是从乡村离开的人，还是从城市流向其他地方的人，个体的空间位移是乡愁的直接原因，个体的空间回位也是乡愁的理想。在乡愁的情感形态上，城乡之间并无太大的差别，反而存在相同性。对于城乡而言，乡愁皆为故土之思、故乡之念。
在乡愁的文化意蕴上，城乡的乡愁具有共同性。乡愁是情感，更是文化。乡愁是中华文化的情感部分，中华文化是乡愁的根。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忠孝一体、仁义礼智信、邻里守望相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化意识是乡愁的文化意蕴。在传统社会，儒家文化渗透到了城市和乡村社会，不仅塑造着城乡基层社会形态，也塑造着城乡居民的精神。城市和乡村受着同样的文化体系的支配和约束，所塑造出来的乡愁情感也有着共同性。“共同的儒家文化基础将城市和乡村联为一个精神整体。” (6) 在乡愁的文化意蕴上，城乡的乡愁情感一方面根植于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的文化执念，一方面延伸出衣锦还乡、告老还乡、造福乡里的精神追求。在传统社会，乡村也成为人们最后的精神之地、文化之地。达官贵人、贬谪官员、郁郁不得志的文人，都把乡村作为盛放自己理想、精神和灵魂的空间，回归乡里成为不二选择。这既是中国独特的城乡政治结构的结果，更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结果。卢汉超认为，直至19世纪，处于不同的地理区域，行政管理、商业经营水平完全不同的城市和乡村，呈现出一片和谐相融的景象，尤其在社会文化方面，城乡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和鲜明的对照。 (7) 正如费孝通所言，从基层看中国，“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8) 。文化的乡土性是中国乡土性的具体体现。乡土文化具有根性，这个根在乡村，传统时期的城市和乡村是已经被统一的文化所高度整合的文化共同体。在城乡的文化观念里，乡土情结、乡村情怀占据了一大部分，是城乡共同乡愁的文化基础，这种观念是乡愁的文化意蕴，而且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
在乡愁的地理空间上，城乡的乡愁具有相似性。在传统社会，无论城乡，乡愁的客体都是自己曾经长期居住过的地域空间。久居之乡以及这个空间里的人、情感和物质是乡愁的客体。由于传统社会的城乡乡愁不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情感，而是个体化的情感，乡愁的地理空间也就具有个体性和具体性。乡愁之乡更多地指向与乡愁主体高度关联的出生之乡、成长之乡和生活之乡。无论城乡，乡村是乡愁扎根的地方，也是治愈乡愁之药方。“不是城市，而是乡村成分规定了中国的生活方式。” (9) 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低水平化和社会分工的模糊化，传统社会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整个经济社会的变革速率较低。以人的生命周期为一个时间单位来观察，乡愁之地很难有较大的变革。由于城市的政治属性远远强于其经济属性。在乡土文化、“家国一体”儒家文化的共同构造下，城市生活也只不过是乡村生活的扩大，城只是更接近权力的政治驻地。但是，乡村才是接近人们精神和理想追求的情感驻地。费正清认为：“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等级层次的汉民族，都具有同一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共有意识。他们拥有广泛的共同的价值观，直到近代，上流社会人士仍力图维持一个接近于自然状态的农村基础。” (10) 因此，无论城乡，乡土是乡愁之因，也是乡愁之果。乡愁起于离乡、离土，乡愁终于归乡、归土。
（二） 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差别城乡与有交叉的乡愁
城乡从无差别到有差别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社会分工是城乡分立演进的基本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 (11)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资本和社会的力量“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12) 。伴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的加速，城市和乡村不断出现新的、更加剧烈的分离，城乡的差别点自然也会越来越多。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型现代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 (13) 现代化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各种要素的聚集，这也决定了城市在现代化中具有天然的优势；但城市现代化必须以农村为支撑，因为农村可以为城市现代化提供所必需的基本要素。这也就意味着，现代化具有阶段性和部分性。 (14) 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的两个部分，必然存在时间上的差异。现代化的阶段性和部分性一方面表明了城乡差别的存在，且是多面的差别，具体体现在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发展、产业结构、咨询信息获取、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形式、资源占有与配置等方面；另一方面也导致在国家现代化的每一个阶段都塑造出不同样态的城乡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经历了“要素汲取型的工农城乡分割、放权让利型工农城乡关系缓和、资源赋予型工农城乡转型、还权赋能型工农城乡融合”四个发展阶段。 (15) 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带来城乡关系的变革，而且使传统乡愁情感所依存的地理空间、乡土文化以及物质基础也在发生急剧变化，甚至是消逝、消散或瓦解。进一步说，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塑造了不同形态的城乡关系，也塑造出不同样态的城乡乡愁。
第一，在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在演进变化，乡愁的物质载体也在发生改变。城市工业发展需要更多的空间和要素，导致城市逐渐向城郊扩张，在这个过程中，会对城市内部或外围的自然环境、人文形态以及空间格局等进行重构。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市场化也在迈进，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又把城市现代元素带入乡村社会，对乡村进行塑造。伴随着城乡生活和生产的现代化，人们所处的环境空间也逐渐去传统化，进入一种夹杂着现代性要素的混合状态。乡愁情感所立基的生活方式、居住格局、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关系等都会发生改变。城乡乡愁已逐渐脱离原本的物质生活感知，成为文本建构或自我经验建构起来的情感意向。伴随着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传统乡愁逐渐走向现代乡愁。
第二，现代化是一个塑造现代性文化的过程，伴随着城乡关系在文化形态的差异性，乡愁的文化根基也在发生变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塑造新的文明形态的过程。现代化以现代文化为价值核心。在乡土中国迈向城市中国的进程中，城市“在现代文明到来之前先行一步，进入人心，城市在想象中幻化成了进步的意念” (16) 。城乡在文化形态上的差别逐渐明显和加大。传统社会那种以儒家文化、乡土文化、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城乡文化共同体在逐步瓦解。如亨廷顿所言，城市的文化是开放的、现代的和市俗的，而乡村依然是封闭的和传统的，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 (17)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以城市文化、市场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都逐渐成为主流文化，与传统的乡土文化相对，并对传统文化具有侵蚀性。但是，乡愁的文化支撑是城乡社会中极具传统性、乡土性、自然性的那一部分文化，这一部分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危机。而与此同时，人们在城乡现代生活中的文化认同和文化遵循尚未完全扎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内在冲突与矛盾就会催生人们怀旧的文化乡愁以及对于现代化发展的反思性乡愁。城乡乡愁的文化根基、文化寄托在发生变化，但乡村由于保留着更多的传统乡土文化，自然也就成了文化乡愁的主要对象。
第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多元的流动性催生和塑造多样态的乡愁。社会流动是乡愁的根源。在现代化进程中，既有乡村人口为谋生计进城务工的“由乡到城”、城市人口因工作原因的“由城到城或到乡”的异质性空间流动，也有农村、城市因拆迁、搬迁、合并、国家工程建设等带来的“由村到村、由城到城”的同质性空间流动。但无论是什么方向、什么性质的流动，都会带来主体的空间位移。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主体的空间位移，乡愁情感或物质意向也随之空间位移；进入新的空间，随着时间的发酵，新的生活记忆又会印刻出新的乡愁。社会流动的多维性、交叉性塑造了人们乡愁的复杂性、多样性。
如博伊姆所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迅速步伐增加了人的向往，向往昔日较慢的节奏，向往延续性，向往社会的凝聚和传统。” (18) 乡愁源于现代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和社会转型。现代化改变着城乡关系，也塑造着乡愁。城乡关系的分离越剧烈，越是会强化乡愁感。由于现代化对城乡的塑造表现出同质性、同一性、阶段性和次序性，形成了较多差别的城乡，进而形塑了“既相同又交叉”的城乡乡愁情感。乡愁的另一面是城愁，二者彼此联系和交叉。现代乡愁的完整意义是“城乡同愁”“城乡共愁”。首先，城乡乡愁的主体有交叉。在现代社会，离乡的人、离城的人、居住在城里的人、生活在乡村的人，都有乡愁，都是乡愁的主体。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有乡愁的人都是离乡人。其次，城乡乡愁的承载客体有交叉。传统社会，城乡的乡愁具体指向家乡故土。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城市和乡村，凡是处于现代化时间轴上的过去记忆，都是乡愁的承载客体。人不流动，但现代化却带来物质环境变革，导致乡愁不是因个体的“动”而产生的情感，而是因外部社会、空间或环境的“动”而酝酿的情感。再次，城乡乡愁的具体性有交叉。城里人的乡愁既有城市过去的生活记忆和文化记忆，也有乡村的生活记忆和文化记忆。乡村人的乡愁既有对乡村过去记忆的怀念，也有对城市历史文脉的畅想。最后，城乡乡愁的诱因有交叉。无论城乡，乡愁的诱因既有个体的原因，也有现代化进程中所带来的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冲突以及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压力等结构性的原因。而后者是主要原因。这是与传统乡愁的不同之处。如果说传统乡愁是心理性情感，那么现代乡愁则是结构性情感。结构性体现在现代化所以引致的城乡结构性变革及其塑造的城乡新结构。因此，要理解中国现代乡愁，就必然要把乡愁放在城乡结构中，才能真正透视和理解现代乡愁的制度性根源和社会性根源。
（三） 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图景：乡愁形态与现代样态的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国土空间均衡布局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19)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20) 在现代化初期，城市的现代化优先于农村现代化进程；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进入中后期，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重要内容，城乡进入合治阶段。“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从城乡分离、对立，再走向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21) 城乡关系走向融合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高质量的现代化也必然依赖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策略。在现代化视野下，乡愁是人在城乡流动、城乡社会变迁中的情感表达，是人对于“城市战胜乡村”的现代化变迁的心理反映，“乡愁”因“城愁”而生，“城愁”因“乡愁”而起。 (22) 乡愁指向的是城市和乡村里的具有乡土性、传统性的以及有人们长期习惯的生活记忆的那一部分空间或物质，它们与现代性相对应，但并不矛盾。城乡现代化不是要去乡愁化，而是要留住乡愁，并以乡愁的物质基础为构建现代化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一体化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中国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一个分散的、城乡差别的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顺着历史遗留下来的足迹走自己的道路，要在留住城乡共同乡愁的基础上建立和推进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关系。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图景应该是乡愁形态与现代样态的并存与融合。乡愁与城乡关系紧密联系。乡愁因城乡分离、城乡差距而扩大，又因城乡关系的弥合而得以纾解和变得美好。城乡关系的演进发展是现代化的建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的城乡乡愁不是一种遣怀性乡愁，而是一种建设性乡愁，要彰显人的价值。
首先，城乡乡愁要求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回应人的情感诉求、适应人的情感归依。个体情感往往寄存于特定的空间之中，依附于特定的物质之上，牵系于特定的事物之间，乡愁是情感但却表现为思物、思景、思事、思人。因此，在城乡现代化进程之中，既要站在城市的角度，也要站在乡村的角度，去思考乡愁形态与现代样态的融合路径。
其次，城乡乡愁要求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彰显人本情怀。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这里的“人”既包括城里人，也包括乡村人。寓居于城乡之中、流动于城乡之间的人不仅是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还是自然生物人、生命感性人。 (23) 在推进城乡发展中，要同等地尊重城里人、乡村人的共同性情感价值，推进宜居、宜业、宜情的城乡互融，“要让进城的进得放心，让留在农村的留得安心，实现城镇与乡村的相得益彰” (24) 。
最后，城乡乡愁要求城乡融合发展必须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基因，重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乡愁之所以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基因，其根源于中国悠久的乡愁表达式和乡愁书写史。乡愁因文学史而得以升华，又因中华文化史而得以厚重。乡愁史、文学史和文化史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因而乡愁的文化基因特性取决于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又是城乡共同的文化之根。在推进城乡发展中，“留住乡愁”的一个核心要求就是传承和发展城乡共同的文化，以文化承继和延续城乡共同的情感和精神。这不仅是对乡村的要求，而且也是对城市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