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
今天下午，跟麦伦·阿德勒在一起时，我一反常态，大发雷霆。这一莫名其妙的行为使我自己惊讶不已，不用说更使麦伦手足无措。原来他打电话给我，商量一个临时工作：他在搞一次民意测验，我的职责就是向人们提问题。我急忙到“箭记”餐厅去和他会面，并共进午餐。我先到那里，占了后面的一张桌子，随之就感到后悔和沮丧。好几年我都没有到过“箭记”餐厅了。有一段时间，这里是一些道貌岸然、稀奇古怪的人经常聚会的地方。每当下午和傍晚，几乎随时都能听到人们在讨论什么“社会主义”、“精神病理学”，或者“欧洲人的命运”。这次提出在这里吃饭的恰恰是我自己。不知什么缘故，这个地方首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可是现在却使我大失所望。我左顾右盼，瞧瞧蒸汽桌，望望广告画，上面画着沉船和日本人的脸。突然，我看见吉米·彭斯和一个我素不相识的人坐在一张桌子旁。我和彭斯曾以“同志”相称，分手以后，我们只不过见过两三次面。他看上去变了，前额更高，表情更加严肃。我向他点了点头，可是枉费心机，他不搭理我。他盯着我的那副神气，我认为是正式规定对待“叛徒”才能有的。
过了几分钟，麦伦进来了。他一进来就急着谈工作。我不耐烦地说：“等会儿再谈。”
“怎么回事？”
“有点特殊情况，”我说，“等一会儿告诉你，你看见那边一个穿褐色衣服的人了吗？那就是吉米·彭斯。十年前，我还有资格叫他吉米同志呢！”
“唔？”麦伦说。
“刚才我向他打招呼，可是瞧他那副样子，好像根本没有看见我。”
“那又怎么样呢？”麦伦说。
“你认为该当如此吗？我们曾经还是好朋友呢。”
“唔？”麦伦说。
“别这个样子好不好？”我气急败坏地说。
“我是说，你想叫他把你搂在怀里不成？”麦伦问道。
“去你的。我还瞧不上他那副德行呢。”
“就算我没说对，我承认我没说到点子上。”
“那就听着。他没有资格不理我。我老是碰上这种事。这种事你不懂，因为你没有政治经验，可是我却知道这中间的奥妙。我要到他跟前去再次问个好，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别傻啦！你何苦自讨没趣呢？”麦伦说。
“我就是要自讨没趣，他究竟认识我不？他跟我很熟悉。”现在，我已经气得不得了，“奇怪的是你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是来商量工作的，不是来看你发脾气的。”他说。
“发脾气？你以为我在乎他吗？不，这里边有个原则问题，好像你并不明白。请问，仅仅因为我退了党，他们就可以指使这种混蛋不要理睬我吗？难道你还看不破这种名堂吗？”
“看不破。”麦伦漫不经心地说。
“那我讲给你听，我完全有和别人说话的资格。这是最起码的，如此而已。我坚持这个看法。”
“噢，约瑟夫。”麦伦说。
“不，真的，听我说。不准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谈话，不准他跟别人接触，不准人思考，因为许多作家认为，思考本身就是一种交流。而他的党不要他思考，只要他遵守它的纪律。问题就在这儿。因为它被认为是一个革命党。这正是使我恼火的事。一旦有人服从这种命令，他就替取消自由、行使独裁帮起忙来了。”
“得啦，得啦，”麦伦说，“你真是小题大做。”
“我得把小题大做两倍才行，”我说，“岂能等闲视之？”
“可是你退出他们那个党，跟他们断绝关系已经有好几年了吧？对不对？”麦伦问，“难道你才发现这一点？”
“只能说我没有忘记这一点。起初，我曾认为他们那些人是高超的。可是，后来我可看透了，他们所致力的事业，只不过停留于堂而皇之的清谈，什么‘民族’啦，‘人类’啦，一派空论罢了，而他们整个组织实际上做的事情，还远没有任何一个医院护士端端便盆给人类的贡献大。这一点，在我退党时的确看出来了。可是，以前要是有人这么说，我却感到十分厌恶。真是可笑之至。叫什么来着？改良主义？”
“我听说过这个名堂。”麦伦说。
“我想你会听说的。改良主义，怪吓人的帽子！记得在我们散伙一个月之后，我坐下给简·亚当斯[10]写了一封表示歉意的信。她当时还活着。”
“是吗？”他好奇地瞅着我问道。
“但一直没有寄出去，”我回答说，“也许我本该寄出去的。你现在不相信我了吧？”
“为什么不呢？”
“因为我改变了观点，不同意卡尔·马克思彻底改变世界的主张，倒倾向于逐步修修补补。当然这也是暂时的……”
“是吗？”他说。
“啊，老天在上，你明明知道，麦克！”我大声说。
这时，同彭斯坐在一起的那个陌生人转过身子来了，但是彭斯仍然假装没有看见我。“好吧，”我对麦伦说，“瞧，那小子尽往别处看，就是不看我。他真是一个疯子，他从来也没有清醒过！现在，一切都变啦，他还墨守成规、抱住八辈子老教条不放。他过时啦！瞧他那榆木疙瘩脑袋瓜，难道还想当个美国的罗伯斯庇尔[11]？别人都已经彻底妥协了，而他却依然相信革命，鲜血必将奔流，政权必将易手，最后，国家将按照必——然——的历史规律而消亡。我敢扒下衬衫打赌，我是了解他的。要不，我给你讲讲他的情况。你知道他房子里经常有些什么东西吗？有一天我上他家去，看见他那里有一幅大型城市地图，上面钉了许多大头针。我便问，那是干什么的？随后——我发誓没有说谎——他说他正在准备一份起义时用的巷战指挥图。他在主要街道上都标出了地下室、屋顶以及铺路材料的代号，还标出了能推倒充当街垒的街头报亭（你还记得巴黎的那些报亭吗？）的数目，连废弃的阴沟他也计划在战时用来隐藏武器。他是从市政厅的档案中查到这些的。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他这种行为有多愚蠢，反而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嘿，真是难以置信！我敢打赌他至今仍然收藏着那种地图。他着了魔啦，他们都是些着了魔的家伙，麦克！喂！彭斯！喂！”这时我忍不住喊叫起来。
“住嘴，约瑟夫！我的老天，你这是干吗呀，大家都在看你呢！”
此刻彭斯向我这边扫了一眼，又继续同那个人谈话，而那个人却又转过身子打量我。
“请放心，麦克。瞧彭斯那副不屑一顾的鬼样子，我根本不会惊动他的。在他看来，我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了。”我把手指捻得叭叭作响，“在他眼里，我是个小资产阶级，是个可耻的叛徒，还有比这更坏的吗？那个白痴！哼，鬼迷心窍的家伙！”我喊道。
“你疯了吗，过来，”麦伦把桌子往后一推，“我得叫你离开这儿，要不你可要干起来了。我看你会打起来的。你的外衣在哪儿？是哪一件，唉，你这个疯子！回来！”可是已来不及了，我已经坚定不移地站在彭斯面前。
“我刚才向你打招呼来着，你难道没有看见吗？”
他没有回答。
“你不认识我？我却好像和你很熟悉！你回答我，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你。”彭斯低声说。
“这就好。”我说，“我就想弄个明白。走吧！麦伦。”我从麦伦手里抽回胳膊，和他一起大踏步走了出去。
我觉得这一次我给麦伦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可是，我除了轻描淡写地解释一下我最近不太正常之外，并不想进一步为自己开脱。就连那几句解释的话，也是在我们到另一家饭馆吃第二道菜时，我才说出来的。我什么也不想说。我不明白，现在仍然不明白哪里来这么大的火气。我疑心这只不过是我心绪烦乱引起的。如果不充分地阐明我的心境和事情的原委，我怎么能向麦伦解释清楚呢？这会使他忐忑不安，我也会自怨自艾、感情用事的。
我们谈起要谈的事情。他答应把我推荐给他的上司，他用远不如原先他在电话里那样肯定的语气对我说，他希望我能弄到这个工作。麦伦喜欢我，这一点我清楚。但他好不容易才达到目前的地位。由于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所以，如果这时他要把我推托掉，并不费事。因为，也许事实会证明我是个靠不住的人。我将会大肆叫嚷什么“原则问题”，也可能一时冲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败坏他的声誉。再加上刚才的事，我就不该多责备他了。
可是这事也不能全怪我。捅乱子固然不对，但对彭斯发火却算不得什么过失。不过，吹牛说给简·亚当斯写过一封信却显然错了。我到底为什么要撒谎呢？当时我只是想提出个论据。不过我的确应当想一个更好的办法。有一刹那，为了表示起码的诚实，我想要忏悔。但是，我只谈此事，不谈别的（我也不想多谈），只会使他更加费解，心生疑虑。何必多此一举呢？
因此，在我们分手时，我说：“麦克，你如果知道还有谁想干这个工作，你就尽管推荐他好了，我也说不上我能干多久。他们有可能随时通知我入伍，半途而废总不太好吧。不过谢谢你对我的关照……”
“噢，约瑟夫，你看……”
“没关系，麦克，我说的是实话。”
“还是把你的名字报上去吧，约瑟夫，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好哇。我愿跟你谈谈，哪一天都行。”
“好倒好，但事实上我这个人是不合群的，跟谁都搞不到一块，就像老悬在空中。这件事就算拉倒吧。”于是，我急忙走开。这样一来，既卸掉了他的包袱，也使我体面地下了台。
后来，回想起来，我并不想承担所有过失。我觉得麦伦也可能并不因为我捅了乱子又惹起人们对他的注意而伤多大脑筋，他更加关心的是我发火的原因。如果考虑过这件事，他就会明白我的表现是有道理的，这些道理也许引起了一位朋友的不安。此外，他也许会发现，我所计较的，并不是无足挂齿的小事。彭斯的骄横无礼，证明了他对我一度献身的事业的彻底背叛。我的烦恼，虽然看起来我是朝着彭斯发泄的，实际上是对着所有那些糟蹋这一事业的人的。
也许我对麦伦有点苛求。现在，他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满意。他是一个步步高升的青年，日子过得舒舒服服，别人都羡慕他。眼下，他还没有遇到我最近所面临的精神上的火山口。最可怕的是，麦伦像许多人一样，学会了贪图安逸，学会了随机应变。这虽不是他个人的恶习，可是却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生朋友们的气，我总觉得他们“抛弃”了我。自从今年三月瑟瓦提斯家的晚会之后，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但我又想，也许问题并不是那样严重，并不是朋友们有意抛弃我，那只不过是我的感觉而已。真是庸人自扰。另外，可能与我自己已经克服了但却硬推到约瑟夫身上的自命不凡、沾沾自喜、无聊乏味的态度有关。事实上，瑟瓦提斯家的晚会只不过促使我更加深刻地注视到了我周围的人身上的毛病。这些毛病，如果我敏感一些，也许早就会注意到了。也许，长期以来，一定也能察觉到一部分。
我说的是“一部分”。这里让人不由得又想起那个方案迷约瑟夫。他曾对自己提出过一个我今天仍然乐意回答的问题，即：“一个善良的人应当怎样生活？他应当干什么？”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不幸的是，他那些方案大都十分迂阔，不过是自欺而已。有一种人往往按照主观愿望观察事物，或者顽固地按照一定的方案观察事物。约瑟夫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也许这样一种观点倒是公正的：人生来就弑父杀兄，嗜血成性，淫荡不羁，是一个需要驯服的动物，可是他根本不承认在自己身上会找到这种必须加以克服的劣根性。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善良的。这种信念，损害了他天生的聪明，其结果是害了自己，也害了朋友。那些朋友是干不出他所向往的事的。
他所向往的是一种“精神群体”，或者是一群协同一致来制止怨恨、流血和残酷行为的人。杀人、破坏是信仰人生长久的人们所需求的。世界是残酷无情、危机四伏的。如果不采取措施，生活的确会变得像霍布斯[12]所描写的那样“龌龊、野蛮、短暂”。约瑟夫对霍布斯的话是早已铭记心头的。如果另外一些人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和恶势力作斗争，生活并不一定会那样糟。
他相信他已经找到那“另一些人”了。可是在瑟瓦提斯晚会前，他（或者毋宁说我吧）已经开始对正在取得的进展悲观了。我终于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难于实施的方案，必须把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都考虑进去，包括堕落现象在内。我得忠于事实，而堕落正是一个事实。
可是，晚会上发生的事情令人震惊。
我原先并不想去，艾娃却一定要去。她出于对敏娜·瑟瓦提斯的一片赤诚，因为她深知当一个失望的主妇是什么滋味。很久以来，晚会，任何晚会都不曾给我带来什么乐趣。我最喜欢和朋友单独会见，或只会见一对夫妻。好多人聚集在一起，我就感到无聊乏味。这种场合，无非就是那么回事。如果说笑话，还不就是那些个说法；如果有表演，谁能出场，谁会被戏耍，谁会害臊，谁最高兴，也都估计得出来。你也会估计到斯梯尔曼会怎样，乔治·海莎会怎样，阿卜特会怎样跟每个人开玩笑，敏娜会怎样跟丈夫闹别扭。那里也一定会出现恶作剧，也一定会发生误会，有时也会搞成僵局。尽管这样，你还得去。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敏娜筹备了这次晚会，朋友们都要到那里去。而他们要去的原因，又是因为你也去，并且绝对不能败任何一个人的兴。
我刚一进门，一股热浪夹着喧哗便迎面扑来。这时我开始感到后悔，后悔当初没有断然拒绝。敏娜在门厅里迎接我们。她穿一身黑色盛装，领子很高，镶着银边，光着腿，穿着红色高跟凉鞋。她有几分醉意，一时还看不出来。起初，她显得冷静而严肃，脸色苍白，额上布满了皱纹。后来我们又注意到她满脸汗津津的，眼神也有些迷离。她先看看艾娃，然后又看看我，一言不发。我们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爆发出一声呼喊：“敲锣！他们来啦！”
“谁？”杰克·布里尔从门里探出头来问。
“约瑟夫和艾娃，总是最后光临。大家都醉了，他们才来，好站在一旁瞧我们出丑！”
“我该罚。”艾娃喃喃地说。我们俩被敏娜的喊声吓了一跳。“我好冷，而且……”
“我的乖乖，”敏娜说，“我是说着玩的，进来吧！”
于是她把我们领到起居室。那里，电唱机正在敞开播放着，来宾在聊天，似乎人们并没有听音乐。这里的情景，甚至具体细节，都是可以在几小时之前，几天之前，或几星期之前预料到的。看吧，时兴的瑞典式浅色家具，褐色的地毯，印制的夏加尔[13]和格里斯[14]的绘画，从壁炉上拖曳下来的蔓草，一盆什锦果酒……敏娜邀请了不少“稀客”——也就是一些曾经熟识而现在又不十分知己的人物。其中有一个是我以前相识的少妇。她微微突出的嘴唇上有一层显眼的汗毛，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她还是很漂亮的。至于她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另外，她是不是在敏娜的办公室工作，她的丈夫是不是一个戴钢边眼镜的胖子，我是不是见过他，这些，我更加回忆不清。加之屋里一片吵吵嚷嚷，我也没有心思理会这些了。其他“稀客”的情况也是这样。有些人，像杰克·布里尔，你会跟他混熟的。其余的围在一起聊天的大部分都记不大清了。如果一定要回忆一番，也只能想到“那个戴眼镜的家伙”或“那一对面团脸夫妇”这样的程度。
朋友们一个个都走过来打招呼。他们是阿卜特、乔治·海莎、麦伦、罗比·斯梯尔曼。他们都是晚会上的活跃分子；他们在表演，其他人都在一旁观看。谁知道这些人是在那里开心取乐，还是因被排斥在外而感到愤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遭到排斥没有。整个晚会就是围绕他们进行的。如果他们明白这一点，必然会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如果是你，你也会如此。你可以光在房子里浏览浏览，然后端起一杯酒，点起一支烟，悄悄退居一旁。如果你能找到座位的话，你可以坐下看看那些表演和跳舞的人们。你将会听到罗比·斯梯尔曼讲述一个结巴姑娘的不幸遭遇（这个故事他已经讲过无数次了）；或者讲他某一次在水族馆台阶上碰见的那个提着新手提式收音机的瘪三的故事。可是你不该因为他讲这一类故事而讨厌他。你会感到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违心地开始，而强忍着结束他那谁也不愿听完的故事的。不该怪他。
敏娜在起居室的客人中间踉踉跄跄地走来转去，好像时时都有从高跟鞋上掉下来的危险。
最后，她在乔治·海莎面前停下来。我听见他们在争执着什么。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敏娜要乔治朗诵他几年前轰动一时的一首诗，并要录音。乔治写那首诗时，曾以一个超现实主义者的姿态出现。而今，他嫌这样的诗会丢自己的面子，拒绝答应敏娜的要求。他赔着笑脸竭力推托着，弄得满脸通红。他不想再提起这首诗，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听腻烦了，大家都过来替他解围。阿卜特用不耐烦的声调说：“该不该朗诵，最好由乔治自己定。既然大家都已经听过几十遍了……”
“不是人人都听过，”敏娜说，“况且我想把它录下来。写得多么精彩！”
“过去被认为很精彩。”
“现在仍然是，十分精彩。”
阿卜特觉得情况不妙，沉默了。他曾经同敏娜订过婚。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决定嫁给哈里·瑟瓦提斯，所以他们之间有一段微妙而不愉快的经历。这时，大家都有点难堪，阿卜特让步了，敏娜得逞了，诗被录下来了。乔治的声音，颤动着播放出来，出奇的高亢：
我孑然一身，
嚼食自己的头发，
如同一部充满悔恨的历书——
乔治带着一副哀求的苦相，离开了唱机；只有敏娜显得特别得意，她把录音放了一遍又一遍。
“今晚怎么不对劲儿？”我问麦伦。
“哦，我猜这是哈里造成的。他在吉尔达·希尔曼书房里。他们整个晚上都在那里，说个没完。”
“约瑟夫，”艾娃坐在附近的椅子上说，“给我再斟一点好吗？”她把杯子递了过来。
“艾娃，”杰克·布里尔告诫地笑着，“留神点儿！”
“留神什么？果酒？”
“这酒尝起来味儿挺淡，实际上可厉害啦。”
“大概你不该再喝了吧，”我说，“既然你感到不大舒服。”
“不知道为啥这么渴，又没吃什么咸东西。”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给你倒点水。”
“水？”她不屑地把杯子缩了回去。
“我希望你今晚不要再喝了，这是烈性果酒。”我说。我的语气不会被误解。我无意让她违拗。可是过了会儿，我看见她站在酒瓶前，很利索地抬起一条胳膊喝着；我不由得锁起了眉头。我非常恼火。刹那之间，我真想奔过去把杯子夺走。
可是我并没有这么做，却跟阿卜特聊起天来。首先扯到利比亚的战争，我们一边交谈，一边信步朝厨房走去。
阿卜特是我最老、最好的朋友之一。我非常喜欢他。我尊重他也许胜过他尊重我。那倒没有多大区别。他肯定对我非常喜欢，也相当尊敬。上大学时，我们一度同屋居住。后来由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我们暂时疏远了。回到芝加哥后，我们又重归于好，那时，他在攻读博士学位，直到今年六月还在当政治学讲师——他实际上同我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辜负了意大利人，”他说，“他们对战争持明智态度。他们想回家。我们欠的情不光这一点。资本主义绝没有使他们成为得失盈亏的牺牲品。他们好像仍然是深思熟虑的民族。”（他慢条斯理地讲着，看来，他又在做即席演说，这是他的老习惯。）“他们绝没有变成暴徒。其趣味比阿米尼乌斯[15]的子孙高雅，他们不尚虚荣。当然那也是意大利人的缺陷。塔西佗[16]使德国人狂妄自大……。”
我对艾娃的气消了。我发现自己倾听他夸奖意大利人，感到好笑。“原来我们还欠了情，”我笑着说，“你认为他们会拯救我们？”
“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看来文明开始在地中海复兴了，而文明正是在那里诞生的。”
“你对罗德博士谈过这种看法吗？”
“他对我的看法非常重视，还想剽窃这种观点。”
阿诺德·罗德博士，阿卜特管他叫玛丽·倍克·罗德，是他那个系的系主任，学院院长之一。
“罗德那老头子到底怎么样？”
“仍然油头滑脑的，仍然是本市拿钱最多的高级讲师，跟过去一样的不学无术。我成了他改变观点的热门话题。我一星期得去见他两次，讨论《科学与健康》。总有一天，我要捅他一刀，并说：‘求饶吧，你这狗杂种！’这当然是一种庸俗透顶的反证法，就像约翰生踢石头来反驳贝克莱[17]一样，但我想不出别的办法对付他。”
我笑了。这时，另外一个更尖的笑声，几乎像号叫一般从屋子前面传来。我向大厅望去。
“敏娜。”阿卜特说。
“我希望想点办法……”听到这种叫声，再联想到刚才在门厅招呼我们时她的面部表情，我不禁毛骨悚然。晚会的大厅里闹哄哄的。此刻我却思索着一个问题：这种集会的意义究竟何在？我思忖着，忽然领悟出其中的道理。我想，人类出现在这种场合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发泄郁积在心头的烦闷；犹如动物本能地寻找盐和石灰一样，我们也要出于某种需要，像依洛西斯[18]集会那样聚集在一起。搞搞仪式，跳跳舞，或者举行其他盛大的节日集会和舞会，使我们的痛苦和磨难，仇恨和热望，得以暂时解脱与排遣。所不同的，只是我现在所参加的这种晚会，没有典雅的格调，没有神秘的色彩，不讲究严格的形式，而仅仅是发发酒疯而已。这种做法，无异于互相摧残彼此心灵深处的上帝，使大家在复仇与创伤中悲鸣。面对这种可怕的情景，不禁令人蹙额疾首。这时我又听见阿卜特的声音：“啊，不错，她是在受罪。”
听他这么说，我觉得他与我发生共鸣，更感到放心。
“但是她不应当让自己……”忽然急促的脚步向厨房走来，“竟有那种事……”他的话还没说完，敏娜已经由乔治陪着走了进来。
“那种什么事？”敏娜问。
“你嚷嚷什么？”阿卜特说。
“我没嚷嚷。让开电冰箱，乔治和我是来取冰糕的。喂，干吗要藏在厨房里？在开晚会呀！这两个人，”她对乔治说，“老是躲在阴暗角落里。这一位穿着他的丧服，而这位……眼睛下面还有圆圈儿，活像一对阴谋家。”她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乔治表情镇定，不以为然，端着装满冰糕的盆。
“今晚她痛快极了，是不是？”阿卜特说。
“哈里也醉了吗？他们都怎么啦？”
“他也许有点醉意，我想他自己心里明白，”阿卜特说，“不过，这与我们关系也不大……”
“我还以为他们处得挺不错呢。”
“也有某种烦恼，可是，啊！”他做出一副鬼脸。“也不太美满。”
“当然喽。”我说。
“今晚还有我的份儿，我还得干乔治朗诵诗的那号倒霉事。”
“噢，我知道了。”
“不过，我不想沾惹是非。”
我越来越忐忑不安。这时阿卜特的表情和声音极不高兴。但对他来说，不高兴并非反常，他难得高兴过。可是今晚，在他平日轻浮与鲁莽相混杂的性格中，鲁莽的成分要大得多。我感到，刚才他说到要把罗德捅一刀时，我虽然笑了，还是有点畏缩。我叹了一口气，想，不用说他仍然爱着敏娜，或者可以说他一直没有从失恋中恢复过来。但是，我知道，不光是这点，肯定还有一种根本不属于“爱情”和“失恋”的什么情绪主宰着他。尤其使我不安的是，我心底里对阿卜特的不幸感到厌倦，也不愿看见他像一个丧魂落魄而又技艺高超的拳击手那样卷土重来。我不想承认这一点。我极力要对他显示出同情，因为他毕竟是不幸的，是吗？
我们又回到起居室去。只见艾娃挨着斯梯尔曼坐在钢琴凳上。瑟瓦提斯和吉尔达·希尔曼也终于露面了。他们正在跳舞，她的脸低俯在他的胸口上，相互偎依，款款起舞。
“挺像样的一对儿，是不是？”敏娜说。她站在我们后面，我们不安地转过身来。
“喂，看他们俩，”她说，“哈里跳得很好。她也不错。”我们没有答腔。“啊，你们俩是一对哑巴！”她刚要走开，但又改变了主意，“你们用不着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你根本不是哈里那样的人，你也不是。”
“敏娜！”我说。
“去你的！”
我转过身去。“她的情况越来越坏，”我局促不安地说，“我们该走了。”阿卜特没有回答。
我告诉艾娃我要去拿她的大衣。艾娃却说：“为啥？我还不想走。”她认为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她微带醉意，平静地环顾四周。
我坚持说：“天晚啦。”
“啊，别扰乱晚会，”斯梯尔曼说，“再待一会儿吧。”
几分钟后，杰克·布里尔脸色通红，笑容满面地走到我们跟前说：“敏娜在找你呢，莫利斯。”
“找我？她要干吗？”阿卜特说。
“我怎么知道。不过她找你肯定有用意。”
“莫利斯！”
“莫利斯！”
“我不是给你说了吗？瞧，这不是她来啦。”布里尔说。
“莫利斯，”敏娜边说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我想叫你为晚会添点光彩，搞活跃一些，这会儿怎么死气沉沉的。”
“恐怕我无法为你效劳。”阿卜特说。
“你是有办法的。我有个非常好的主意。”
没有人问是个什么主意。杰克·布里尔看到大家都狼狈不堪，不禁哑然失笑，说道：“什么主意，敏娜？”
“请莫利斯给谁施施催眠术。”
“你错啦，”阿卜特说，“我不再搞业余催眠术了。你得请别人活跃活跃你的晚会。”他冷冰冰地说，瞧都不瞧她一眼。
“这并不是个好主意，敏娜。”我插嘴说。
“你错啦，这是个呱呱叫的主意。你别管闲事。”
“啊，敏娜，算了吧，”乔治·海莎说，“谁都不愿看那种玩意儿。”
“你也住嘴吧，乔治。莫利斯，”她苦苦央求着，“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呢，可是就这一次，请赏赏光，如果不赶快想想办法，晚会就要塌啦。”
“我已多年不干那行当了，确实忘了怎么做，现在谁都催眠不了啦！”
“不，你没有忘，你会做的，你的记性很好。”
“走开，敏娜。”我说。
“她会得逞的，”杰克·布里尔笑嘻嘻地说，“等着瞧吧。”
“你这是在怂恿她。”我严厉地说。
“她干什么都用不着怂恿，不要怪我。”他仍然笑着，但是笑里藏刀，“我倒想看看她是怎样得逞的。”
“莫利斯，请吧。”
“让别人耍个把戏吧，叫麦伦过来。”
“他太死板，耍不成把戏，他什么也不会。”
“谢天谢地。”麦伦说。
“现在给你找个催眠对象吧。”敏娜说。
“我不要。”
她敲敲钢琴以引起人们的注意。“通知。”她喊道。这时瑟瓦提斯和吉尔达在继续跳他们的舞。“我们需要一个人让莫利斯施施催眠术。裘迪，你怎么样？”裘迪就是同戴钢边眼镜的人在一起的那个姑娘。“不行吗？恐怕你会兜出全部心事的，这要有点勇气才行。斯梯尔曼？唉，这些人都不干。有人自告奋勇吗？”没有人自告奋勇。“真是一群扫兴鬼。”
“喂，”我说，“没有人真正会感兴趣的，所以，你看……”
“那么就在我自己身上做吧！”敏娜转过身对阿卜特说。
“这是愚蠢透顶的提议。”乔治说。
“为什么不该在我身上做呢？”
我们等着看阿卜特怎样表态，但他对敏娜的提议一时毫无反应。他竖起眉毛，盯着她，好像一个医生，眯着讥诮的眼睛，在深思熟虑如何圆满回答一个外行提出的问题。这样便使发问者一直在等待着。天花板上的无影吊灯，照在他的半边脸上，使他的脸看起来像一张厚纸巧妙地在眼边折起来，在前额的顶部被直挺挺的黑发戳破了。
“我敢打赌，”杰克·布里尔轻声对我说，“他会把敏娜带过去搞那玩意儿的。”
“哦，不可能吧。”我说。
阿卜特犹豫着。
“行吗？”敏娜说。
“行。”他说，“为什么不行呢？”
“莫利斯！”
他不理睬我。
别人也都提出抗议。“她醉了。”斯梯尔曼说。乔治说：“你对自己要干的事情清不清楚？”可是他也不理会他们，既不打算解释，也不想替自己辩白。他和敏娜开始向书房走去。
“我们会叫你们的。我是说莫利斯会叫你们的，”敏娜说，“回头你把大家都叫进来。”
他们一走，其余的人都沉默了。舞蹈也停了，杰克·布里尔一只肩膀靠在墙上，抽着烟斗，似乎津津有味地瞅着我们。哈里·瑟瓦提斯和吉尔达坐在墙角一个狭小的座位上。只有他们俩在谈话，可是听不清谈些什么，只听见他那粗声粗气的嗓音，以及她那偶尔发出的咯咯的笑声。他究竟谈些什么逗得她如此发笑呢？他在愚弄自己。如果阿卜特说得不错，他醉得并不厉害的话，那就显得更加愚蠢了。艾娃依旧把杯子放在钢琴盖板上，不时地呷一口。我不喜欢她把纸餐巾在膝上抹平时的那副茫然出神的表情，也不喜欢她那双眼睛滴溜溜地毫无目的地东张西望的样子。
当阿卜特叫我们进去时，她同哈里、吉尔达仍然留在外间，我们其余的人都涌进书房，在难堪的沉默中，站着俯视睡榻上的敏娜。我起初还以为她在装蒜呢，变化太大啦！不一会我就相信这是千真万确的。她平展展地躺着，身后一束强光射在墙上；一只鞋的带子松开了，晃荡着从脚后跟上快要掉下来。她双手平摊在身旁。人们可以看到她的手腕是那样瘦骨嶙峋，还可以看见小胳膊上那两条血管中间的一颗黑痣。尽管她臀部宽阔，还有点女性特有的线条，但她那衣服下的双膝、她的胸脯，以及她喉头与锁骨的交接处，看上去已经很少女性的特征，倒像是一般概念上的人——而且是一个可怜的人。这幅情景使我难以忘怀。我对阿卜特的表演成见更深了。
他坐在她身旁，抚慰着她。她呼吸正常，只是有点气粗，上唇微启，露出牙来。
他一开始先使她觉得冷。“一定是谁把暖气关了。我觉得浑身发冷。你不感到冷吗？看起来你也挺冷；这里就是冷，简直冻死人啦！”她嘘着气，冷得蜷起了双腿。接着，阿卜特告诉她“我掐你的手，你一定不会感到痛”。试了一下，果真如此。他拧了一下她的皮肉，她那地方长时间仍然发白。他弄得她连动一下胳膊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命令她抬起胳膊。她挣扎着，直到他扶了她一下，才算抬起来。我们大家都有点恍惚，既想看，又怕看到那幅情景。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她的脸上，只见她嘴唇翘起，眼睛眯成缝。这样安静了片刻，他又要她回忆今天喝了多少酒。他要“一、二、三……”地连续数数，并要她听见正好是她喝了酒的杯数时，马上表示“对了”。听到这些话，她的眼睛眨了一下，翻了个白眼，好像不大情愿，但阿卜特没有理她，开始数数了。
我站在睡榻的角上，在这个位置上，她那吊着鞋子的脚跟刚好能擦上我的裤腿。我一时冲动，想摸一下她胳膊上的那颗黑痣。然而，当我看到她可怜的脸和紧闭的眼睛时，我心里突然产生了对阿卜特压抑不住的气愤。看来，他是在引以为乐。我无论如何得制止这种恶行。可是，这时他还在数：“六、七、八、九……”她挣扎着，但回答不出来。也许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被人侮辱。“看样子你是记不起啦！”阿卜特说。“不。”她扭动了一下头。这时阿卜特又说：“也许你连数数都忘了。好吧，我要看看你是否真的忘了。我轻轻打你的嘴巴，你数打了几下。准备好了吗？”
“把她弄醒来吧，莫利斯，我们都看够了！”我说。
他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现在开始。”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她嘴上轻轻打了四下。敏娜的嘴唇显示要说“四”的口形，但又没有说出来。可是她却“嚯”地坐起，两眼圆睁，大声喊叫：“哈里！啊，哈里！”接着她哭了，面色死沉沉的，眼神茫然。
“我说你搞过火了嘛。”我说，阿卜特大吃一惊，向她伸出手来。
“别动她！”有人说。
“哈里！啊，哈里！”
“想想办法吧，莫利斯！”罗比·斯梯尔曼喊道，“快拍拍她，她昏过去啦。”
“别动她，我去叫瑟瓦提斯！”杰克·布里尔说。布里尔刚要向外跑，敏娜的丈夫就出现在门口，向屋里张望。
“哈里！哈里！哈里！”
“她看不见他，快让开！”乔治说。
“咱们出去吧！”布里尔开始把我们往外撵。“走开，别站在这儿。”阿卜特把布里尔的手推开，同时对我嘟囔些什么，我也没有听清。
我去找艾娃，她已经不在起居室。我在厨房外面的门廊上找到了她。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粗声粗气地问。
“唉，热得慌，我想凉快凉快。”
我把她拖了进来。“你今晚是怎么啦？”我说，“你中了什么邪啦？”
把她留在厨房里，我又匆匆赶回书房。我看见布里尔守着书房的门。
“她怎么样啦？”我问。
“她会醒来的，”布里尔说，“乔治和哈里在里面守着她。真是绝妙的收场！”
“我老婆不行了，她也喝醉了。”
“你老婆？你是说艾娃？”
“对啦，我说的是艾娃。”他说对了。我仍然把布里尔看成一个半生不熟的人，他对此大为不满。当初我指出他在怂恿敏娜，他已经惹恼我了，不过，现在看来，他不见得比别人坏多少。
“嘿，晚会给弄得乌七八糟，你说是不是？”
“是的。”我同意他的话。
“你想过没有，这些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一直在想。”我说，“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原来你是想知道我的想法？”布里尔笑着说，“你是想知道我这个局外人的看法？”
“你不见得是局外人，杰克。”
“我到这儿才不过五六年。喂，你要知道我的感想……”
“你对我不大客气。”我喃喃地说。
“是的，我是不大客气，瞧！这一小撮人抱成一团。我喜欢其中的一些人。我很喜欢敏娜。其他人都是依仗权势的，跟他们不好相处。他们都冷冰冰的，连你也是，如果这样说你不见怪的话。”
“我不……”
“你们都闭关自守，费了好大劲我才弄明白你倒不是一个坏蛋。起初我以为你要人们过来闻闻你，好像你是一棵树。不过你还可以，阿卜特就不行了，他是坏中之坏。”
“也许他需要好好学习学习。”
“但愿我能满足他的需要。不，这里头问题很大。你们这些人好像长期以来乐于彼此亲密无间，而把别人一概拒之门外，像我这样的人便十分恼火。”
“那么，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我问。
“不知道。”布里尔说，“我觉得看你们搞这一套挺有意思的。”
“哦，我明白了。”
“那是因为你刚才已经问过我了。”
“好极了，再见，杰克。”我把手伸出去，他故意表现出一种嘲讽似的惊讶，过了片刻才握住我的手。
“再见，约瑟夫。”
参加过晚会出来，艾娃已无力走路。我便叫了一辆车，把她扶进去，让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一路回家。十字街口我们停了停车，我低头看看她，在暗淡的路灯下，只见她脸上笼罩着阴影，鬓角的皮肤下有一条血管暴起，随着那浅浅的骨槽弯曲着。此刻，我对她的感觉就像当时我看着躺在睡榻上的敏娜的感觉。车子驰过黑沉沉的街道。那天下午的积雪已被多变的暖风融化，只留下一条条的雪痕了。
对于这些事，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不时地扪心自问，但心里却像喝醉酒似的迷离恍惚。我沉吟着：“龌龊、野蛮、短暂……”似乎这些一下子都降临到我们中间。于是，我瞅着敏娜时的那种感情，我听着杰克·布里尔讲话时的那种感情，我遇到艾娃的顶牛时的那种感情，又交织在一起涌上我的心头。我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反复发问，但我却在这种问题中发现了自己的目的。我是要证明阿卜特没有过错或者设法为他开脱，从而保护“精神群体”不至于丧失殆尽，那么，他到底有多少过错呢？
还是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你可以看到“龌龊、野蛮、短暂”随时随地都在威胁、压迫和袭击着人们，使他们防不胜防。这不只是在精神群体里，而且还发生在人们自身之中。在这个时代，有谁能够完全幸免呢？背信弃义太多了。所以“龌龊、野蛮、短暂”就像一种媒质，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无孔不入地渗透你的身体，和你结合在一起。
车停了。我扶艾娃进了屋，替她脱了衣服，安排她睡觉。她躺在毛毯上，光着身子，用手腕遮住眼睛，挡住灯光。于是，我关了灯，摸黑脱了自己的衣服。
人怎样才能制止背信弃义呢？如果说阿卜特掐一个女人的手，完全是出于性情的残暴和复仇的恶念，那么，如果有人检查我心灵上最细微的沟壑，又能发现什么秘密呢？艾娃呢？还有别人，别人又会怎样？
突然，我觉得决不能原谅阿卜特。同时，我又感到，自己只不过又在挖空心思地求证被自己当初已经否定了的结论。不，我不能替他开脱。我对他掐敏娜手的那种行为深恶痛绝。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他。我对他的态度这才明确了。是的，我被那次恶作剧中所表现出来的疯狂和卑鄙深深激怒了。那件事之所以使人感到如此野蛮，就是因为被玩弄的人无力反抗。好长时间我都无法入睡。我想，明天我会思考得更加成熟。我在被头上擦擦脑门。我自信自己悟出了真理，明天，或随便哪一天，我都不会轻易放弃。就这样，我翻来覆去，迷迷糊糊做了一夜的梦。
这仅仅是开始。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逐步发现，我对周围事物建立起来的所有观念漏洞百出。我看到了杰克·布里尔所见所闻的各种事情，但我要比他了解得更透彻，观察得更敏锐、更严肃。然而，谁也没有我对自己的“方案”的性质及其坚定性，以及我对它的依赖程度了解得那样清楚，所以他们也就难以理解这件事对我的影响究竟多大。至于愚蠢与否就不管它了，反正它已满足了我的需要。方案尽管不屑一顾，但需要却非同小可。
这次晚会后，我再也没有拜访过敏娜和哈里。我不知道这样做后果如何，我想他们的烦恼终归会平息的。阿卜特已去华盛顿，他偶尔来封信，通常问我为何音信久疏。他当行政官员，干得挺出色，是一个“前程似锦的青年”。尽管我知道他并不知足，我想他永远也不会知足。也许我应当多给他去信，他总归是我的老朋友。我对他失望，并不是他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