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
在六十三号街和石岛附近，我碰到了阿尔夫·斯泰德勒，我有好几年没见他了。我们俩都听说对方应征了。“他们把我给刷掉了，”他说，“牙不行，心脏不行，情绪不对头。最后这一条最要紧。不过杰克·布里尔倒被接受了。”
“他们收下他了？”
“那是十二月的事。他要当投弹手了。”
“你从休伦街跑这么远来干什么？”
“我是到医院里来看哥哥的，上星期四他把车撞坏了。”
“太不幸了。伤势重吗？”
“啊，不要紧，脸上伤了一点，其他没什么。”
我说听到这消息我很难过。
“这就是横冲直撞的结果，”斯泰德勒说，“现在他结婚了，但还是老样子，结婚并不能阻止他胡闹。”
“我还不知道他结婚了。”
“你怎么能知道呢？这事又没有成为头版消息。”
“我是说我感到吃惊。谁是……”
“威尔玛，他就跟那个小妞儿结婚了。”
“就是我在巴克斯顿俱乐部看见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姑娘吗？”
“正是她。”
什么时候遇见斯泰德勒，我就想起拉摩的侄儿，狄德罗把他描绘成“……一个既高贵又卑鄙、思想健全而又缺乏理性的人”。[37]不过稳健不足，多情有余（按他自己的方式），还稍欠精明。
他擦了一根火柴凑到雪茄烟头上，用劲咂着。他的一头黑发刚刚理过，还是老样子，梳到脑后，紧贴在脑袋上的那块隆包上，就像漆上去似的。两相对照，就使那长长的脸颊、突出的颧骨、肉囊囊的鼻子和嘴唇所构成的面庞，有了一种奇异的光秃秃的感觉。他看上去非常苍白，被高架铁柱下满是灰尘的阳光一照，简直像白石灰一样。他刮了脸，扑过粉，系一条有条纹的新领带，然而曾经笔挺的外套现在连衣边都磨损了，那条棕色的腰带也呈现出淡绿色。
“我们的老同学莫利斯好吗？”他问。
“阿卜特？他干得不错，现在在华盛顿。”
“你呢？”
“我等着入伍通知。你在干什么，阿尔夫？”
“一个样，还在设法过一种文雅的生活。公共事业振兴署垮了，你知道，这个机构红火了几年。我是共和国的荣誉艺术家。你记得，我起初在戏剧界工作，后来为公园系统组织了一次水上芭蕾舞，此后又在一家社会福利院领导一个合唱队。嗯，我可是从底层开始的，我的第一个工作是挖街道。有人问我在干什么，我就说我是个地质学家。哈哈！接着，我当了监烟员。”
“我不明白。”
“在西城工厂区，我坐在屋顶上，手拿一张标有烟雾的六种浓淡颜色的图表，看着烟囱，一天观察八个小时。再就是戏剧事业，可是整个事业都垮了，我就跑到西海岸去。嗨，前面有一家汤普森餐馆。喝一杯咖啡怎么样？好，我好几年没见过你了。那欢乐的老西海岸呀，我是怀着一些想法到那里去的，我想见见卢比奇[38]，可是找不到人引荐。基督，那里可是个疯狂的地方，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疯人院。你到过西海岸吗？”
“从来没有。”
“基督，千万别去，那里可真要命。不过，如果你想看看这个国家的生活究竟堕落到何种地步，那就去走一趟吧。我已经周游过一番。但在洛杉矶，被敲掉了五十块，好像我是个吃奶的娃娃似的。当然，我跟五花八门的人厮混过，跟你不同。嗯，我破产了。因此，我给母亲打了个电报，她寄来二十块钱和一封短信，说的是美容生意如何萧条之类。那是非常棘手的一星期。我得工作一段时间，筹点资金。”他阴郁地看看我，一副落魄的西班牙王子的样子，“我可吃了些苦头。”他的蓝眼睛黯然无光了，鼻子歪着，长长的上唇上满是胡子碴儿。
“不过西海岸倒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他接着说，兴致又来了，“凡是大兵不多的地方，吃花酒挺方便，只要吹声口哨就行。你在报纸上看到过那次荒唐的审讯么？嗨，真太有意思了，要是我们的文学素养高一点，准能把它搬上舞台。一个加拿大军官把一个姑娘养在旅馆里。但那只不过是兄妹之情，她说。他管她叫他的小婊子。‘饼子[39]，你是说？’检察官问道。至此，他一定明白这件案子已经了结。‘不，’她坚持说，‘婊子，这是一种英国人喜欢的饼干。’”阿尔夫大声笑了，把糖瓶和汤匙悬在了杯子上面。“嘿，依靠那种证据，他们是不会给任何人判罪的。”他伸手把糖递给我，外衣口袋里露出一本卷着的《剧艺报》[40]。这个笑话使他平静下来。他沉思着，笑呵呵地搅了搅咖啡，一小口一小口呷着，然后用下唇弄湿一根新雪茄。
二十八岁时，他是一个守旧派，具有行将消亡的一代剧坛人物的所有派头。上中学时，他旷课到俗艳的东方剧院去欣赏上年纪的喜剧演员演出。他是在母亲的美容院后面长大的。我跟他熟悉时，他十六岁，已经是个舞台行家了；每天两点钟起床，喝茶、吃沙丁鱼算是早餐。他在“箭记”餐厅消磨晚上的时光，和一些业余戏剧爱好者谈论《玛格达》和《榆树下的欲望》。在当地所有演出中他都扮演角色：在《朱诺与孔雀》中演乔克塞，在学校礼堂参加演出了一个星期的《西哈诺》[41]，轰动一时，使他终生难忘。
“我本不想离开西海岸，”他说，“但我的号到了，征兵委员会叫我。我被刷下来对这个国家倒是好兆头，如果他们硬把我塞到部队里，他们可就该倒霉了。精神病医生问我做过些什么事，我回答：‘直言不讳地说，我一直都是个混混。’他说：‘你想你在军队里该怎么混？’我答道：‘那你怎么想呢，医生？’”
“你就那么说？”
“当然，我决不撒谎。我对他们绝无好处。我创造了吊儿郎当的空前纪录。仗，要靠你们这些正常的杂种们去打。我说：‘你怎么想呢？’他又看了看我的材料，说道：‘你心脏不好，被刷下来了，哦，就这么定了。’他写下了‘精神分裂型’几个字。我瞅了瞅，这就是说，我是疯子一类的人了，是吧？你认为让一个人看看你就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或者就因为你告诉了他你是个混混？那是不够的，你说呢？”
“对。”我说，“需要更多的证据；那是不够的，别为此担心。”
“嘿，我不担心。不骗你。”他又划了一根火柴，眼镜映照出那三角形的火苗，“他们不知道拿我怎么办，因为我不是和你们一样的正常人，我知道这个。哎，我打不成仗，那不是我的专长。我的专长是混日子。”
“你怎么混呢，阿尔夫？”
“我觉得这是一件怪事。可是每个元月都晃过去了，我仍在这里；我是混过来了，可我不知道是怎么混的。我干点活，揩点油，赌点博。我想我是个混混。要不，直到我成为我想当的那号人时，才真正是个混混。哎，我把那些人逗乐，然后从他们身上捞点油水，反正就那么回事。”
“你想叫我给你付咖啡钱吗？”我说。
“你，约瑟夫？各人掏各人的。这是哪儿的话！”他面有愠色了。
“我是指逗乐的事。”
“啊，总有一天，我希望打开……”
“我的话没有任何用意。”我说。
“算了吧，谁再用你的蹩脚笑话讽刺你？你见过我在联邦剧团扮演的角色吗？”
“没见过。”
“我这一向不错，比从前强多啦。《罗克桑》！记得吗？哈哈！这可是家传。你听过我的老娘唱歌么？她唱的时候，你在场么？哦，你错过机会了。我哥哥也作曲。他刚刚为联合国写了一首歌，名字叫《让我们跨过大洋携起手来》，他一直纠缠不休，叫我想点办法。他相信，这首歌一定会红极一时。现在他要我靠那笔保险金到纽约去，但威尔玛反对。”
“你打算去吗？”
“一年前我会一溜烟跑去的，但是既然威尔玛反对……我是欠了这姑娘的情的。几年前，我给她惹了乱子。那时，菲尔和她住在一起，因为口袋里少了二十块钱，他把她打得眼圈发青。只是那钱不是她掏的，是我掏的。”
“你承认了吗？”
“承认！那我在他心目中可就信誉扫地了。我相信，不久他们会和解的。他狠揍了她一顿，她哭叫着……”
“事情发生时你在场吗？”
“就在房子里，但我不能搅和进去。”
“钱怎么办了？”
“我想就算了。大概你认为这真不像话。嗯？嘿，这事听起来不痛快，可信不信由你，他们打起架来，却更有人情味，那简直像一场电影。他过后极为悔恨，她也饶恕了他，因为他是她的情人，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自己在这中间得到了极大的乐趣，我知道，是我把他们拉到一起的。但是现在，她说她应当是把那首歌带到纽约去的人，如果有人应当去的话。我猜，她一定是在叮砰巷[42]里认清了自己，当时她满面泪痕……”
“啊，事情不会那样糟吧？”
“不会？你了解这种坯子，让我给你讲讲。她在一位出版商的小贮藏室里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把斯奈思-豪金斯先生吓了一跳：‘你在这里干什么？’‘啊，看在我的面上，先生，听听这个，是我丈夫写的。’当他断然拒绝时，她扑通跪在他的脚下，他说：‘好吧，姑娘。’你看，还是个挺不错的人。‘不仅看在我的面上，而且看在民主的面上，还有……’她继续往下说时，斯奈思-豪金斯先生动了恻隐之心，‘不要趴在地上，亲爱的。来，坐在这把椅子上。我叫特鲁勃谢夫斯基把它过一遍（乐谱）。’”“——稍等一下”（我想打断他的话）——“特鲁勃谢夫斯基演奏，斯奈思-豪金斯眉头紧皱，手捋胡须，可表情在变化，特鲁勃谢夫斯基弹得如醉如狂。他们一起唱着：‘让我们携起手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妙极了，实在妙极了！’斯奈思-豪金斯大声说，而特鲁勃谢夫斯基呢，激情满怀，目光炯炯。‘你的丈夫是个天才，太太，确确实实。’‘啊，别哭，亲爱的。’斯奈思-豪金斯说道。‘啊，先生，你不知道他这些年来的奋斗，开着一辆出租汽车，晚饭后就一直埋头于音乐。’他们被征服了。你明白吗？”斯泰德勒说，“他们就是那么想的。她也许要去，是去扔钱。除此之外，他不会满意的。”
“真不像话。”
“没什么不像话的，这也无妨。想想看，如果人们的梦想都变成现实，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我很想说。
就这样，我过了整整一天。他跟我一起步行回家，一直待到五点钟，滔滔不绝地谈着，抽了那么多雪茄。他走后，我不得不让房子通通气。我累极了，仿佛我和斯泰德勒沆瀣一气放荡了一天似的。我没有给艾娃讲这次造访，她是不喜欢这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