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
我现在的坏脾气是前年冬天露头的。我们尚未从套房里搬出时，我同房东格塞尔先生打过一次架，十分丢脸。
打架的苗头早就有了。整个夏天我们的关系都不错，我们对格塞尔和他的太太表现得很有礼貌。格塞尔太太是个雕塑爱好者，她在楼下的铺子里用机动凿搞得整天嘈杂不休，房子经常在颤动。她借去我们的书，还回来的时候书页上落满了石粉，我们没有说什么。
开始降霜时，房子里温度太低，晚上我们不能洗澡。到十二月份，我们不得不在九点钟睡觉，因为那时暖气已经凉了；后来在元月份，有一个星期光景锅炉坏了。格塞尔先生本人是个电工，为了省钱，他就自己修理，可是他还有工作要做，所以只好在晚上和星期天修。我们设法使用壁炉，可它真能把人呛死，因为被砖堵住了。下面，格塞尔太太在热灯的包围中，不停地凿一个隧道工人的雕像，这是她为新的地铁设计的——她要参加一次竞赛；我们下去抗议时，她连门都不开。我们只得穿着厚毛衣吃晚饭。
厨房里的煤气炉现在是我们唯一的热源，它也开始使我们头疼。我们和麦伦住了一星期，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我终于撞见格塞尔先生，当时他正在给狗放风。说到冷，他开了一个玩笑，说我是个彪形大汉，很耐寒。他敲打着我的胳膊闹着玩，把狗也惹兴奋了，我赶忙缩回来。格塞尔说：“你行呀，你是个壮汉子，却过着一种软绵绵的生活，你要干我的工作，连一天都挺不住。”他是个体格魁梧的汉子，四十岁左右，穿着旧裤子和法兰绒衬衣。他老婆穿的是同一类型的服装——牛仔裤、衬衣，打着个领结。他开始说，在大萧条期间，他们两个差点冻僵在湖园路一间光秃秃的一室公寓房里。他们烧橙子篓取暖，等待救济所发煤；他们把窗帘取下来塞住窟窿挡风。“萧条已经过去了。”我说。他笑得前仰后合，以至于抓住我的胳膊才不致摔倒。“嗯，你说得对，完全对。”那只狗眼睛红得可怜，瞅着街上来回打旋的雪花。“我们看看能为你做点什么。”格塞尔说。
有了一丝热气，但房间还是暖和不起来。艾娃想出了停交房租的主意。那一月的五号，格塞尔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势，艾娃愤然回嘴说，她不指望一个搞艺术的成为一个好房东。“可是你，格塞尔先生！一个艺术家！”我哼着鼻子说，想起了那个可怜的隧道工人的鼻子与粗短的腿。很可能格塞尔把这话端给了贝丝·格塞尔，因为她不再跟我讲话。就这样，大家伤了感情。
二月份情况有所好转。我们从房子里出出进进，碰面时开始彼此打打招呼。房租付了，暖气有了，热水恢复了。一天，我拿着一张支票走进格塞尔家，发现他们夫妇正在一个桌子旁吃早饭。这种桌子你只有在小木屋里才会见到。那只达尔马提亚狗过来在我身上擦痒——真让人为难——可怜的畜生，一个没有自己生活的附属品。格塞尔接过支票，一边说着感谢的话，一边开始写收据。贝丝用手背托着下巴，向窗外张望，凝视着雪花飘飘。她是个胖女人，红头发按男发式剪得方方正正，像只盒子。我开始想，她仍在生气，大概不想跟我说话。然而她凝视着柔软沉重的雪片降落，冷不丁儿地说：
“小时候，我们在蒙大拿，常说这是有人在天上拔鹅毛，不知道人们现在是不是还这样说。”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说，一心想和解。
“也许现在没有这种说法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不会太久吧。”我气度宽宏地说，赢得淡然一笑。
“不，够久的了。”
格塞尔继续笑吟吟地写着，也许想到了妻子的少年时代；也许想到了自己早年类似的神话；那只打着呵欠的狗怪吼一声合住了嘴。
“还有雨。”贝丝说。
“我知道。”格塞尔说，“是天使吧？”
“啊，去你的，彼得。”她大声笑了，红色仿佛从头发蔓延到面颊上，“是开采砂矿。”
“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说。
“给你。”格塞尔抖动着收据说。
我们三个都坦然地笑了。
然而过了不久，一个星期天下午，房间又开始冷起来。两点钟断了电。那是一个温和的日子。寒气倒容易忍受，可是我们正在听一首勃拉姆斯[44]的协奏曲。我急忙跑下楼按格塞尔的门铃。那只达尔马提亚狗愤怒地扑到门上，用爪子抓着玻璃。我绕到地下室入口，没有敲门就进去了。格塞尔站在工作台前，手里拿着一截管子。就是一支手枪也拦不住我了。我迈开大步朝他走去，把棒子、扳头、铁丝都踢到一旁。
“你为什么断了电？”我说。
“我得修这台加煤机，就这么回事。”
“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星期天？为什么事先不打一声招呼？”
“我修加煤机用不着得到你的允许。”他说。
“电你要断多久？”
他毫不理睬，绷着脸回到工作台旁去了。
“喂，多久？”我重复了一句。看到他不打算回答，我就把管子推开，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扭过身子，揍了他一拳。他倒下了，管子在他身下的水泥地上嘎嘎直响。但他立刻又站起来，挥舞着拳头嚷道：“看来你欠揍！”他打不着我。我把他推到墙上，拳头噼里啪啦地朝他的胸口、肚子打去，还在他大张着喘气的嘴巴上碰伤了我的指关节。打了几拳，我的气消了。我感到疲倦，还有一种自我谴责的心理，于是就把他按到砖墙边靠着，听他粗声粗气地叫嚷。我抚慰他说：“别激动，格塞尔先生，真对不起。别激动。”
“你这该死的傻瓜！”他嚷道，“有你好受的！你这发疯的该死的傻瓜！”他又怕又气，声音发抖，“贝丝！贝——丝！你等着瞧！”我把他从墙边拧过来，然后推开。“我要找人逮捕你。贝——丝！”
“这样做没有你的好处。”我说。然而我感到自己的威胁软弱无力，反而觉得更加丢脸了，于是便上了楼，用绷带扎好手，坐下来等警察。艾娃对我的恐惧感到好笑，说我大概要长期等下去。她说得不错，那一个星期我一直在准备上法院，因行为不端去付罚金。艾娃猜想，贝丝是不愿意破费去弄一张拘捕证的。艾娃和贝丝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一个月后我们搬走了。我们多交了几个星期的房租就脱身了。
这事“不像”我干的；这是一种早期症状。过去约瑟夫有意要显得脾气平和。当然，我早就知道我们遗传了一种疯狂的恐惧，生怕遭到轻蔑，这是一种加深了的“荣誉感”，并不完全是一百年前决斗者的疯狂。然而，我们是一个好发脾气的民族。电影院或别的什么大庭广众之中，一句话不投机，彼此就会大闹一场。只不过在我看来，我们的愤怒是骗人的；我们太无知，精神上太贫困，因此不知道自己是出于爱、孤独和混乱动机而袭击“敌人”。也许还有自卑的成分，但大部分是孤独。
艾娃非常吃惊，虽然当时她掩饰住了。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这是对我自己的原则的一种反叛，它使我惊恐不安；我在瑟瓦提斯家晚会上看见的背叛也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当时我也不得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