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2日
万纳克先生滥饮威士忌，不断咳嗽，向院子里扔空瓶子，频繁而吵闹地上厕所，以此来庆祝新年的诞生，并用一把火结束了他的欢庆。十点钟左右，我听见了他的格外沉重的咆哮声。走廊里接二连三地传来撞击声。我向外一望，看见他踉跄地穿过浓烟，手扶墙壁，摸索着向前走。艾娃跑去叫布里格斯上尉，我将万纳克的门猛然推开：安乐椅正在燃烧。他端着一杯水赶忙进来，泼到椅子上。他穿着无袖睡衣裤，光膀子上到处是油黑的指印。他那肉墩墩的、有点儿凹进去的大脸盘涨得绯红，满面忧伤；高高的前额上拱盖着花白的鬈发，就像一顶女人的软帽。他一声不吭，又跑出去用杯子端水。
这时候，别的房客也跑来了，因为浓烟弥漫了整幢楼房。巴特利特太太，那位中年有经验的护士，从后面的大房间里赶来；还有费斯曼太太，那个漂亮的奥地利难民；林霍姆先生，他跟布里格斯上尉夫妇都住在三楼。
“叫他把椅子搬出去。”巴特利特太太对我说。
“他正在设法灭火呢。”我回答道。
急促的拍打声从万纳克的房间里传出来。
“他在用双手扑打。”
“他最好把椅子搬出来。这是一幢木板房子，很危险。”巴特利特太太穿过浓烟向我靠拢。她是一个大个子，身穿和服式女晨衣，头上扎着手绢，脖子上围着一块黑棉布睡罩。“该有人告诉他把椅子搬走。把椅子搬出去，先生。”可是，她受不住烟呛，只好退到楼梯上去。我也在一个劲地咳嗽，直揉眼睛，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想恢复一下。我推开窗户，在寒冷的空气中让脑子清醒清醒。外面开始大声敲门，艾娃在向里面张望。
“他把自己锁到里边了。他一定是害怕上尉。”她说。
我又出去到门厅里跟她站在一起。“妈的，”上尉说，既好笑，又好气，“他干吗要跑来跑去？我该怎么去灭火呢？”他更急促地敲着门。“开门，万纳克先生。开门！”
“你不发脾气可真不简单，先生。”巴特利特太太说。
“万纳克先生！”
“我好好儿的呐。”万纳克说。
“他嫌丢脸，情况就是这样。”巴特利特太太向我们解释说。
“喂，我请你放我进去，”上尉说，“我得看看火熄了没有。”
钥匙转了一下，万纳克眼泪汪汪地站在门口。上尉从他身旁挤过去，走到呛人的浓烟中。林霍姆先生摸了摸万纳克的头，抱怨说，这对他的宿醉可没好处。
“我们没有烧成灰还算走运呢。”巴特利特太太说道。
这时，上尉也咳嗽着出来了，拖着那把椅子。他和林霍姆先生一起把椅子搬到楼下。地毯有好几处着了火。我从窗台上捧了一捧雪，和布里格斯太太一起把火星踩灭，在烧过的地方洒上雪。万纳克躲到洗澡间去了。我们听见他在那儿洗着，往水槽里泼水。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万纳克在解释：“那是一支香烟，上——尉。明白了吗？我把它放在碟子上，后来它……滚下去了……”
“你得小心一点，老爷子，”上尉说，“香烟一定得当心，这很危险。香烟是很危险的。”
“好的，上尉。”
这只是我们元旦的余兴节目，或者说是代替节日庆祝的一种办法，虽然相当扫兴。它的确给了我们一种被搁置一旁、让一整天从身边悄悄溜走的感觉。早晨，孩子们吹着喇叭跑过去；下午家家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到外面散步。上尉夫妇一大早就开车出去了，起火时才刚刚回来。
然而，像这些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却搅乱了正常的生活，扯平了机遇。我不能替艾娃负责，但对于自己来说，千真万确，岁月已失去了它们的特色。从前，曾有过专烤面包的日子，专洗衣物的日子，事件开始的日子，事件结束的日子；而现在呢，千篇一律，彼此雷同。你很难把星期二和星期六区分开来。我若不曾仔细看报，就不知道当天是星期几。如果我猜是星期五，后来却知道其实是星期四。尽管我每天都能得到二十四小时，却感受不到什么很大的乐趣。
大概，这也就是我一直烦躁不安的原因之一吧，我不能肯定。在“箭记”餐馆和阿摩斯家的遭遇实在让人恼火。我本来可以避免吵闹，如果我愿意那么做的话。也许，我已经厌倦于把一天仅仅看成是“我要第二杯咖啡的一天”或“女招待拒绝退回烤焦的面包片的一天”了，所以想让它冒出烈焰，而不顾后果。说不定我渴望着后果呢。烦恼，就像身体上的疼痛一样，使我们敏感地意识到我们活着。当我们所过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支撑、吸引、激动我们时，我们就会追求它，向往它，甚至宁肯遭受窘迫、痛苦，也不愿变得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