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

患感冒卧床不起。早晨玛丽为我沏茶，午饭后艾娃回家照顾我。她买了一盒路易斯安那草莓，拌上砂糖，就算请我一次客。结果弄得床罩上到处是绿色的草莓梗。现在，她表现得极为慷慨大方。她给我读了一小时书，然后我们一起打盹儿。我在下午醒来，她仍然睡着。我抬头凝视着这间舒适的房间，听着她和我交织在一起的轻微的有节奏的呼吸声，这使我对她产生了深深的爱恋，别的任何恩爱都远不及此。窗户上的冰柱和霜花变得璀璨夺目，树木好像乐器一样，在风中发出了它们的全部声音；天、雪、云那清晰冰冷的色调反射出耀眼的光彩。这一天是献给一个没有丑恶、没有破坏、没有威胁的世界的。我对天气的兴致更浓了，因为它保持了自己的美，只拥有自己，别无其他。这种光辉给房间里一些普普通通的东西添上了一种纯真的气氛，把它们从丑恶中解放了出来。我失去了对这些东西的反感：床脚下长方形的红地毯、暖气片座上的那块花毯、白色过梁上的油漆泡、梳妆台上的六个球形把手，我原先把它们比做六个侏儒弟兄的丑鼻子。在地中央出人意料地放着一截红绳子，平添出一派宁静气氛。

需要承受的巨大压力，使我们低估了我们自己。另一方面，文明又教导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于是，就有了这两种准备：一种是生的准备，一种是死的准备。因而，我们重视我们自己，却又羞于重视自己；我们老于世故，不动感情，我们学会了不声不响。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偶然审视一下自己，他也只能采取一种十分冷静的态度，仿佛是在察看自己的手指甲，而不是灵魂。他对自己所发现的不完善之处蹙额以对，好像人对着粪土皱眉头一样。因为我们被迫接受种种虐待：在炎炎烈日下排队等待，在喧闹的海滩奔跑，当哨兵、当侦探、当工人，火车爆炸时不能脱身，访问他人时被拒之门外；显得无足轻重，或者去送死。结果便是我们学会了对自己麻木不仁，对一切漠不关心。猎人们知道自己反过来也是猎物时，谁还会去做追猎自己的热心猎手呢？或许还不像猎物那样引人注目，只不过是被赶向鱼梁的鱼群中的一尾鱼。

然而，我必须知道我自己到底是什么。

醒来，躺在床上，不做梦，这倒挺不错的。整天足不出户，无所事事，晚上有气无力地躺下，这样我就睡不好觉。我从来也没有睡过不做梦的觉。过去由于梦境冗长无聊使我惊恐不安。在梦中我出去办一些蠢事，进行一些更为愚蠢的辩论，解决、处理一些最乏味的事务。而现在，我的梦更赤露、更不祥，有一些简直怕人。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发现自己在一间陋室里，里面有一排排很大的小儿用床，或许是柳条摇篮，上面躺着在一场大屠杀中的罹难者。我肯定他们是一场大屠杀的受害者，因为我的任务是为一个家庭认尸。我的向导拿起一张标签说：“这一个是在某某地方找到的。”我记不清地名了，但最后两个音节是“坦察”。那一定是康斯坦察了。要么就是在那个地方，要么就是在布加勒斯特，这些被铁卫队[35]杀害的人在一座屠场里被吊在钩子上。我看过一些照片。我看着那半侧着的脸，嘴里念叨着说，我跟死者本人并不相识，我仅仅是作为一个局外人被请来办理这事的……我甚至跟这一家人也不熟悉。听了这话后，我的向导转过身来，微笑着，我猜到了他的意思——在地下室里，光线不足，不可能完全看清楚他微笑的含义之所在；但是我想，我懂了——“在这种事情上，一个人还是讲明白的好。”这也就是他对我的告诫，他赞成我的中立态度。只要我扮演人道使者的角色，我就不会遇到危害。然而，同这样一个人达成谅解，从他的尖脸上看到那种狼狈为奸似的微笑，令我十分反感。我能是那样一个伪君子吗？“你认为能找到他吗？”我说。“他会在这儿吗？”我表现出怀疑的样子。我们继续沿着甬道朝前走。它与其说是像地板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不如说更像一条灰色的通风道。如我所说，尸体躺在小儿床上，看上去稚气十足，他们的脸显得痛苦不堪、伤痕斑斑。我记不起更多的东西了，我只能记得：那个低矮的长方形房间很像杰克逊公园工业展览馆里的展室；那些孩子般的尸体的头颅和四肢都被刺穿了；我的向导在由他主管的骨骸中窜来窜去，轻快得像一只耗子似的；还有一种多年以前我父亲能够召唤来的恐怖气氛，当时他把地狱和被打入地狱的人描绘得有声有色，吓得我尖声喊叫，求他别再说了；还有“坦察”这两个字。

别的一些梦都差不多同样可怕。在另一个梦里，我在驻北非的陆军中当一名扫雷工兵。我们到了一座城镇。我的任务是排除一座楼房内的手榴弹网。我爬进窗户，从泥土窗台上跳下去，看见一枚手榴弹，导线连在门上。中间凸起，样子很难看。可我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先动哪根线。时间有限，我随后还有别的任务。我开始哆嗦，浑身冒汗，走到房间的尽头，用手枪仔细瞄准手榴弹隆起的部位，瞄了好久好久才开了枪。响声平息后，我才意识到：如果命中，我自己也就完蛋了，但我没有时间来宽慰自己。我手里拿着钳子，上前去剪第一条导线。

在第一个梦的向导身上，我认出了一个古代的人物，他暂时伪装起来，为的是在暴露身份以后加深我的恐怖。

我们是在一条泥泞的僻巷里碰见的。白天，这里车水马龙，但到了晚上，只有一只山羊在冰冷的车辙上踯躅，这车辙已经变得像碾成它们的钢轮箍一样坚硬。突然，我听见另一阵脚步声跟我的混在一起，越加沉重，更为刺耳。我的预感突然变成恐惧，随后才感到有人在拍我的背。我转过身来，那张肿脸便迅速向我的脸靠过来，我都能感到那脸上的胡碴儿和冰冷的鼻子的挤压，双唇在我的鬓角亲吻，同时大笑一声，呻吟一声。我漫无目的地奔跑着，又听见沙沙作响的靴子声；七长八短的栅栏板背后，受惊的狗拼命狂吠。我踉踉跄跄跑过一个个灰堆，进了大街。

莫非是上星期摔倒的那个人，恰巧睁开眼睛，在躬身看他的警察脸上看见了自己的死亡？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被人寻觅，而且在等待被人发现。这个杀人犯，他能变多少花样呢？坦白，单纯，或者城府很深，或者平庸乏味，毫不出众，然而他就是那个杀人犯，那个陌生人。有一天，他会收起礼貌或习惯的笑脸，向你晃动手里的屠刀，这就是置你于死地的工具。他就是在街道上和楼梯口打量你的那个人。如果你闭上眼睛睡着了，在黑暗的房间里可能会忽略了他的存在。他就是用最后的无情举动把你带进虚无的那个代理人。谁不认识他呢？谁不敞开大门恭候他呢？童年过后，当他光临时，谁能想到逃跑、抵抗或者按住他的肩膀呢？你伸出去的手除了表示啼笑皆非，抑或表示欢迎外，还有什么用意呢？时刻任他挑选，他也许是在极度欢乐或极度悲哀的时候来到；也许就像一个修收音机或水龙头的人那样不出声地走来；也许打个招呼，玩上一把牌；或者不叙客套，怒形于色，伸出一只杀人的手；或者假装镇静，催促你快咽掉最后一口气，那是你断断续续叹息着，从他的阴影中吸进去的。

这一切将如何发生？怎样发生？是掉进波光浩淼的大海一英里深的地方吗？还是像我做的梦那样，在剪一根导线？或者是在一条芦苇都被砍断到处是回流的河里遭到扫射，血从衣服袖子和肩膀上渗出来？

在这样一个光辉灿烂的下午，我才能安然悠闲地想着这些事情。夜里想起时，心就像一只癞蛤蟆一样，用一声令人讨厌的喘息来排遣恐惧。然而到了早晨，我就有一种自我审问的办法，那是更加难以忍受的。我有意无意地调来有关我的案情的各种证据，跟自己一生的错误、谎言、耻辱和恐惧对质。我被迫对自己作出裁决，被迫问自己绝不想问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是为什么？”“我就是为了这个吗？”我的信念是不坚定的，它们不足以卫护我。我总是想到那个拐角上商店的遮篷，它给我挡风遮雨的力量，就像我的信念抵挡我被迫面对的混乱力量一样。“上帝不爱那些睡不好觉的人。”古话这么说。早晨，我穿好衣服去跑我的“事”，我又过了一个跟其他日子毫无二致的日子。黑夜来临了，我面临着又一次睡眠——那“晦气的历险”，波德莱尔[36]是这么称它的——然后通过账单或财产目录的梦魇，渐渐醒过来。我的心像寒风中晾衣绳上的一块破布那样抖动着。

我们看到了一次壮丽的日落，艳丽的色彩，启示性的红色、紫色，浓重、鲜亮的蓝色。大圣徒饱受磨难的躯体上出现的一定是这些颜色。我叫醒艾娃，我们手拉手观赏着。她的手清凉、温柔。我微微有点发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