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

昨天，我去看望父亲时，上楼看了看我的旧居。我结婚后有一段时间，女佣住在这里。现在无人占用。我在里面发现了我十年前身边的许多东西，那时我还没有离家求学。床上方有一张波斯画，画的是一个女人把一朵花投到她的埋葬了的情人身上——可以看见他穿着葬服躺在乱石下面；一只我母亲给我买的书橱；一幅拙劣的水彩画，画着一只罐子和一个杯子，那是一个几乎被人忘却了的姑娘珀莎的手笔。我坐在摇椅里，感到我的一生已经非常漫长，包含了许多几乎已被忘却的时光，许多零零落落、千篇一律的岁月。近来，我开始感到老之将至。我想我对年龄如此关切，也许就因为我不会高寿。也许在我们身上有一种机制，当我们生命垂危之际，它会赐予我们终生。我知道，对我来说，考虑“年龄”十分荒唐。显而易见，我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时间的限度对我来说比不久前更小了。我开始领会到“小可弥补”的真义；这间十分平凡、在某些方面又非常简陋的房间，十二年来，一直是个标准住所，圆石下长胡子的波斯人、水彩画，都是我青年时代的陈设。十年前我在上学，那以前……突然，我经历了一种我们大家都会定期遇到的完美的一瞬。房子虚幻地缩小了，变成了一个小方块，倏然缩回去，我自己和屋内的东西都慢慢变小了。这不单纯是视觉上的幻象。我把它理解为那些短暂的协议的一种展示。我们就是根据这些协议生活，并为自己定下步调的。我环顾恢复了原状的墙壁。这个我通常回避的地方对我本人来讲意义太重大了，但三十年前它并不存在。鸟儿在这里飞来飞去。五十年后这块地方也许会消失。这种现实，我想，实际上是危险的，不可靠的。它是不堪信赖的。我从摇椅上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感到在常识构成的事物中却有一种背叛常识的成分。除非通过广泛的协议，这些事物仍然是不堪信赖的。而我违背了那种协议，也就使我危险地远离了那种必要的信赖。而这种信赖是有助于心智健全的。我独自一人干得不好。恐怕别人也不见得能干好。把一切都推到一个人身上，就等于对简单生存的事产生了怀疑。也许战争能用暴力教会我在斗室里数月来学不到的东西，也许我能通过其他手段探测造物。也许。可是现在事情就由不得我了。下一步的行动是世界的行动。对这种行动我是不会后悔的。

我进去吃饭时，阿摩斯、朵丽、艾塔和艾娃都已就坐。父亲赠给我一块表。阿摩斯给了我一只手提箱。他说，当我回来时，晚上旅行用起来挺方便。艾塔和朵丽送给我一只皮革针线包，里面装着剪刀和纽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