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
自己关照自己，世界最为满意。
昨天，我跟裁缝范采尔先生谈了一次话。他是阿尔萨斯的一位绅士。去年春天，他一次就买进了二百轴左右的里尔线，每轴两毛五；今天已涨到七毛五，他还不打算抛售一些。上涨的价钱算进了他缝制的服装中，现在他比收入最多的年份——一九二八年还忙。他的一个顾客刚刚定做了六套新西服和两件运动夹克。“我的原料大概很快就光了。我得向前看，因此我提了价。”范采尔先生说。这是他的一种学问，经商的学问。如果人人都能关照自己，总体的福利就有了保障。一年前，范采尔先生免费给我的上衣钉了一个扣子；今年，他收费一角五。可能他用的是昂贵的里尔线，或许，他的时间价值也上涨了，因为现在真是顾客盈门。范采尔先生真是提心吊胆。表面上，他显出一副信心十足、一往无前的样子，但在许多方面却无法掩饰自己的恐惧。他楼上的几个房客四年前是接受救济的，现在却成了工资很高的修防御工事的工人。其中一位，上星期竟来定做了一套价值八十元的服装，他为之愕然。从前，范采尔先生的顾客一直是肯伍德区的阔佬。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一个房客，从前一度濒临被赶出门的绝境，而现在呢，周薪一百一十元。范采尔先生只不过是一个使用剪刀和针线的有点名气的工匠，而不是能促成那种变化的伟大命运的主人。战争和摇身一变的房客，也许还有那个坠机身亡的杰夫·福曼的阴影，威胁着他的安全，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他决定，把价值四十元一套的西服提高到八十元，把原先好心助人缝个扣子改为收费一毛五，以此来保护自己。范采尔先生是无辜的，该谴责的是精神气候。我们享受着杰夫·福曼所给的好处却一点也不替他着想，更别说感恩戴德了。供归供，求归求，人们会满足的，会满足于梳子、横笛、橡胶制品、威士忌、坏肉、豌豆罐头、性或烟草等。由于神奇的造化，对于每一种需要都有一个承办人。你可以找人埋你的狗，搓你的背，教你斯瓦希里语，给你占星算命，谋杀你的竞争对手。在大都市里这一切都能够办到。在苏格兰投机商约翰·劳的时代，有一个巴黎瘸子站在街头，出租他的驼背，给那些没有方便地点做交易的人当写字台用。
可怜的范采尔先生有什么办法呢？他必须趁自己还能动的时候赚点钱，他是小人物中间的一个。在股票猛跌的时候，他几乎保不住自己的家产。虽然他知道我没有工作，但钉个扣子也非收一毛五分钱不可。不然，由于善心，他也许会发现自己处在落伍者之列，虽然魔鬼迄今为止还在先行者中间，但他已经折了回来，会在后面把他抓走的。如果范采尔先生收费低廉，大发善心，那么，谁来给他供应烤肉、蔬菜、卷饼、咖啡、床、房屋、早晨的《论坛报》、电影票、阿伯特亲王牌烟草呢？
他让我看了前任总统胡佛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鼓吹废除对物价的全面控制，这样就鼓励了已经增大的武器生产的积极性。
“你认为怎么样？”他说。
“你认为怎么样呢，范采尔先生？”
“这样的计划会拯救国家。”
“但是，难道我们应当拿钱给他们去拯救国家？他们没有制造这些东西的其他理由吗？”
“他们在经商。”
“他们现在不是在赚大钱吗？”
“赚得越多对大家就越好，这就是生意经。啊，”他大声笑了，向我挥了挥手，“你不懂，他们干得越卖劲，我们的战争就胜利得越快。”
“但是价格会上涨。那样，钱多和钱少就没有区别了。”
“啊，啊，你不懂。”他说，一边通过姜黄色的鼻毛和上髭哼哧哼哧地笑着。
“范采尔先生，你给尊夫人缝衣服时也收费吗？”
“我只做男装，不做女装。”
我在柜台上放下三个镍币，把衣服拿起来。
“你仔细想想，”他对我喊道，“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把一个人选成总统的。”
我走开了，手指摸着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岌岌可危的那颗纽扣，把它的耐久价值同一毛五分钱的价值进行了一番比较：一毛五，代表着三杯咖啡或三支雪茄，一杯半啤酒，五份晨报，或者差点儿可以买一盒香烟，也可以打三次电话，或吃一顿早餐。图书馆给艾娃的支票一直未兑现，因此，我未吃早餐就出去了。这个星期手头很紧，不过少吃一顿也无大妨害。我需要的热量不像活跃的男人那么多，也有的是脂肪可供消耗。我相信，如果范采尔先生知道他已经夺去了我的面包和咖啡，会大吃一惊的。尽管理论上他完全无懈可击，问心无愧。我应当自己照顾自己，他不能对我负责。我想起了《罪与罚》中的起诉人卢仁的话。他一直在读英国经济学家的作品，或者他声称自己在读。“如果我把衣服撕成两半，”他说，“为的是同一个可怜虫分穿，那么对谁也没有好处，两个人都要冻得发抖。”为什么两个人都该冻得发抖呢？一个人暖和些不是更好点吗？一个无懈可击的结论。如果我把此话告诉范采尔先生（不提早餐的事），他当然会赞成。生活是无情的。Vae victis！[34]可怜虫必得受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