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

我们在父亲家里过得还算愉快。继母非常热情，父亲也不问长问短。十点钟我们离开。艾娃直到今天才告诉我，她准备走时，继母给了她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个祝贺我们结婚纪念日的贺卡和一张支票。

“啊，约瑟夫，别生气，”艾娃说，“这钱我们可以用，我们俩都需要添点东西。”

“我不生气。”

“他们想给我们一份礼物。他们真好。你需要一件新衬衫，还需要几条裤衩。我不能老是补这些东西，”她笑了，“再没有打补丁的地方了。”

“你看着办吧。”我一边说，一边把她的一缕头发拢到耳后。

能逃脱跟父亲的老一套谈话，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种场合，他照例先把我拽到一边说：“我不是给你讲过加特纳的孩子么？就是最小的、学化学的那一个。他们不让他上学了，他现在在一家兵工厂干一件顶呱呱的工作。你记得他吧？”

我的确记得。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本来也应当做一名化学家，或物理学家，或工程师。一种学无专长的教育是中产阶级所负担不起的，那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投资。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那并不必要，因为任何聪明人都能随便获得他需要知道的一切知识。譬如，我父亲就没有上过大学，然而，他能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把话说得头头是道——“停停，用一只公平的手掂掂你的分量”“借钱给人丢了钱又丢了朋友”，还有《约翰王》以“是的，小伙子”开头的那一段。

他承认，我的造诣比他高，机遇比他多，然而首先得考虑生计。何况，有专长的人有时也会是有修养的。就拿乔治·撒克斯（我们在蒙特利尔时的家庭医生）来说吧，他现在是一名学者，甚至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本书（给魁北克音乐协会写了一本小册子：《关于贝多芬耳聋的医学论据》）。我父亲振振有词地说，我永远也无法过我为自己设计的那种生活。我原先一心想实现我的计划，现在才知道我只能量力而行，得过且过。也就是说，我必须适可而止，因为为所欲为是不可能的。这些年月，个人选择是不算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