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
阿德勒终于露面了。他是下午来的，当时，我并没有料到他来，巴特利特太太把他放了进来。我估计，她还提醒他别出声，因为我看见在楼梯平台上时，他是踮起脚尖走着的。
“谁病了，约瑟夫？”他回头瞅了巴特利特太太一眼，然后问道。巴特利特太太正在轻轻地带上临街的门，关门的气动臂失灵了。
“房东太太，她很老了。”
“哎呀，我按了两次铃。”他内疚地说。我示意请他进来，他十分不安。“你认为我不应该吧？”
“人人都按铃。你想人怎么进来呢？别担心。”
阿德勒非常潇洒，穿一件宽肩外套，花呢西服，款式新颖，裤脚没有翻边。他看上去精神饱满，身体健康。他那圆顶礼帽也是新的，很硬，在他的额部压了一道红印。
“坐下，麦伦。”我说，给他腾出一把椅子，“你从来没到这儿来过，是吧？”
“没有，”他说，察看着这间屋子，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我想你们有一套房子的。”
“我们的老房子吗？早就不住了。”
“这我知道，但是我想你们是住在一套备有家具的套房里。”
“这儿挺舒适。”
诚然，这房间看上去并不好。玛丽已经马马虎虎清扫过，但床罩皱皱巴巴，毛巾架上的毛巾看上去几个星期没有换了，床底下露出艾娃的鞋来，后跟成一条弯弯的曲线。天气也不太讨人喜欢：天幕低垂，云朵松散，从路边到天际散布着一些斑驳陆离的影子。这种天气也闯进了房间：暖气片上方的墙壁像院子里的雪一样脏，亚麻织物——梳妆台上的台布和毛巾好像和天空一样，是用同样材料织成的。
“去年秋天以来你一直住在这里，是吗？”他说。
“从六月份起，”我纠正说，“将近九个月了。”
“有那么久吗？”他说，似乎有点不太相信。
“现在差不多是第十个月了。”
“没有什么新东西吗？”
“难道我看上去像把什么新东西藏起来了不成？”我大声说，使他吃了一惊。于是我又以温和的语气补充道：“什么也没有改变。”
“你不会因为我问你就扭掉我的脑袋吧？”
“嘿，你看，人人都问同样的问题，简直懒得回答，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这一套。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向我打来，我就应当像一只衔回猎物的猎犬，赶快行动，找出答案。为什么？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得不到一张礼貌证书。见鬼！”
阿德勒的脸色变了。这样一来，他的帽子在眼睛上方压出的凹痕显得很白。
“你的气量不够大，约瑟夫。”
我没有回答，低头望着街道、院落，望着一堆堆像肥皂溶液似的雪。
“你变得厉害，人人都在这么说。”他更加平静地说下去。
“谁？”
“呃，认识你的人呗。”
“我什么人也没见到。你指的是‘箭记’餐厅的那回事？”
“不，不，那仅仅是一个例子。”
“在‘箭记’餐厅我也并没有全错。”
“你脾气变坏了。”
“对了，我就是这样。那么，你要我怎么办呢？难道你是来告诉我我脾气不好这件事的吗？”
“我是来看人的。”
“那你就太好了。”
他怒火中烧，紧抿着嘴，凝视着我。我大笑起来。他站起身向门口走去，我把他拉了回来。
“哎，别走，麦伦。别犯傻，坐下。我不是在笑你，我正好想到我总希望有人来看我，但人一来我就骂。”
“我很高兴你明白事理了。”他喃喃地说。
“我明白，当然我明白。”
“干吗要责骂人呢？仁慈的上帝……”
“就这么回事。正像法国人说的：‘这由不得我。’[45]难道这就能证明我不高兴见你么？绝不是那么回事。这其实并不矛盾，很自然。可以说，差不多是一种欢迎。”
“什么样的欢迎？”他说，态度似乎和缓了一点。
“我难得见人，我已经忘了如何待人接物。我并不想把脾气变坏。可是另一方面，这样责难我的人身在搜索队里，却并没有真正搜寻。情况有了变化，麦伦。你又是个忙人，一帆风顺——祝你走运。我们不妨以诚相见。”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暂时属于不同的阶级，这就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啊，的确是这样。譬如说，你在这屋子里的神气，你东张西望的样子……”
“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他大惑不解地说。
“你明白，你不笨。不要像阿卜特那样行事，说什么‘我听不明白你的话’。我们是属于不同的阶级的，差异从我们的衣着上就表现出来了。”
“多么大的变化，”他说，“多么大的差异，”他在追忆往事，遗憾地摇了摇头，“过去你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
“我还很合群。”
“现在你讲起话来野腔野调的。”
这个话题不容进一步讨论了。“你一路上好吗？”我问。
他待了整整一个下午，极力想使这次拜访的气氛跟从前一样，但经过这样一个开头之后再不可能了。于是，他转而采取稳健和认真的态度，不想进一步给我造成烦恼。这样，我们随便闲聊，涉及各式各样的话题——舆论呀，战争呀，我们的朋友呀，又是战争呀；敏娜·瑟瓦提斯快生孩子了，我已经听说过此事；乔治·梅莎盼望着海军授衔令，这我也听说了；谣传说，阿卜特要被派往波多黎各，阿德勒说，下个星期他将会把此事弄个水落石出，他要到东部去。
“你看，约瑟夫，”四点钟时，他说道，“我们能像过去一样在一起聊聊真是再好不过了，但现在这都成了往事，我们很忙。有一天，你也会忙起来，忙得你会不耐烦的。”
“是的，情况在变。‘这就是战争，这就是生活[46]’。古语讲得多好呀。”
“你变成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了。”
“喂，你可记得杰夫·福曼？”
“我看到过有关他的报导。他被追赠了一枚勋章，可怜的杰夫。”
“这就是生活[47]。”
“那并不可笑。”阿德勒不赞成地说。
“我只是摘引上一次战争中的话，并不是说它滑稽可笑。反正，我们拉长脸也不能替杰夫办任何事。能吗？”
“恐怕不能。”
这次访问便以这种方式告终。
“你到东部去的时候，”我说，“看望看望约翰·珀尔，他要听听芝加哥的信息，你应当顺便去看看他。”我笑了一声，接着说下去，“也许你在纽约会碰见另一个芝加哥人——斯泰德勒，他好久没来这儿了。我猜他拿了他哥哥的钱。”
“阿尔夫？”
“他哥哥写了一支歌，想叫阿尔夫替他送到纽约去，他在寻找一个出版商。”
“如果我知道有机会碰到斯泰德勒，我就不愿见到珀尔了。为什么他没有当兵呢？”
“他说，仗要靠我们这些正常的杂种去打。”
“你常见到他？我可不愿见他。他不是你这种人，离他远点。”
“啊，不必！他伤害不了我。再说，要饭的哪能挑肥拣瘦？——我在引用我侄女的话，这是冲着我讲的。”
“真的吗？阿摩斯的女儿？”
“是的，”我说，“她不小了。”
麦伦就这样离开了，显然对他的访问结果不满意。我下楼去把他送到街上。我们踩着污染过的雪走到拐角处，在等待穿过马路到汽车站去时，麦伦拿出钱来要借给我。
“不，”我说，轻轻把他的手推开，“我们的钱够花，我们过得不错。”他把钱又放回钱包。“五十五号车来了，跑吧。”他最后在我肩膀上一拍，冲过去，一边跑一边摘掉帽子，招呼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