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
一天晚上，艾娃翻腾书架，寻找她几个月前收起来的一本书。她唠叨不休，对书的消失感到莫名其妙。
我在修剪指甲，心不在焉地听着，指挥那小小的新月形指甲剪不要伤了下面的嫩肉，而且像我在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上经常表现的那样，我全神贯注于收集指甲。这时候，我突然记起，我曾借给吉蒂·多姆勒一本书。
“你说你找什么来着？”
“你刚才没听见吗？一本蓝皮的小书，《都柏林人》[28]。你看见过吗？”
“一定在附近什么地方。”
“帮我找找。”
“也许夹到别的书中间了。你干吗不读另外一本？书有的是。”
然而艾娃是不会轻易听人劝阻的。她继续寻找，把书堆到我所坐的椅子附近的地板上。
“你是找不到的。”过了一会儿，我说。
“为什么？”
“这些东西有一种障眼法，过几个月就又会重新出现。或许掉到书橱后面了。”
“咱们把它挪过来。”
“我不干。等下一次玛丽大扫除时再说。”我把剪下的指甲一撮一撮捏起来，扔进废纸篓，“按理说，应当把这些东西埋起来。”
“这些东西？为什么？”她站起身来，肩披蓝花披肩，背靠墙歇歇气，“腰弯得太久，受不了啦，老啦！”
“指甲、头发，一切从身体上剪下来的废物恐怕都有妖术。”
“门已经锁了好多天了，他没法子把书拿走。再说，他拿《都柏林人》干什么用呢？”
“万纳克吗？”
“是的。”艾娃仍然确信他跟香水的丢失有关。
“我明天把书找出来。”我说。
“但它应当在这儿。”
“应当是应当。可是如果不在呢，它又不会自己露面，不管你决心有多大。”
“你是说它不在屋子里？”
“我没有这么说。”
“那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与其浪费一个晚上找它，不如另拿本书读读。”
她气愤地说：“是你自己叫我读的。你硬要叫我读的。”
“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好几个月好几个月以前。你本该几个钟头后就读的。”
“是的，”她说，“你对我感兴趣也是好几个月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最近以来，你才没工夫管我呢，也许我倒是不在此处的好。我的话你压根儿听不进去。即使我一星期不回家，你也不会想我的。”
我默默接受了这种指责。
“是吧？”她挑衅地问。
“啊，无稽之谈。”
“这根本不是回答。”
“艾娃，我们的境况就是这个样子。它把我们俩都改变了，但不会永远这样。”
“你是说，你很快就要走了，这种局面也就结束了？”
“啊，”我说，有点恼火，“别唠叨，情况就是如此，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情况当然把你改变了。”
“那还用说，它会把任何人改变的。”
我站起来，从衣钩上取下外衣，冲着门走去。
“你上哪儿去？”
“去透透气，这儿憋得慌。”
“你没看见在下雨吗？不过我想，就是这样也比跟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婆过一晚上强。”
“对了，就是强！”我大声说道，耐不住性子了，“掏一毛钱，他们会叫我在下等客栈里睡一夜，什么也不问。晚上你不用等我回来。”
“行啦，你向整个楼房广播好了……”
“像你这样的人才会操这楼房的闲心。去他娘的楼房，现在这样子比全楼房的人都知道还丢人。我管它楼房的屁事！”
“约瑟夫！”她喊道。
我砰的一声关上门，盛怒中已经意识到这样做有失体统，而且我这样回敬她的挑衅也过火了。我扯下帽子，挡住雨水。我们窗户上亮堂堂的窗帘，构成了两个橘红色的方块。这是温暖、舒适的标记，与倾盆大雨、重重黑暗、闪着水滴的树木、满是冰甲的街道，正好形成对照。过去一星期的严寒已有所消减，雾却接踵而来，就像一簇簇灰色的海绵状的花朵，从湿漉漉的人行道上缓缓升起，悬浮在庭院里和由于雨水与暗淡的交通信号灯的色彩变化——绿、黄、红、黄、绿——而熠熠发亮的洼地上空，遮住了街道。万纳克先生的窗户开启了。他手握瓶颈，扔下一只空瓶子。瓶子轻轻落在了泥土地上，掉到其他空瓶子旁边。树丛里堆着几十个瓶子，凸起的瓶肚子上满是水珠，仿佛水银滴从藤条上落到上面似的。窗户又匆忙关上了。
我的皮鞋尖一度非常周正平展，现在已经磨损，鞋尖翘了起来，有六七处漏水，因此一走路，就发出泥水的扑哧声。我向街道拐角走去，呼吸着湿衣服、湿煤、湿纸、湿土的气味，这些气息随着一股股雾气飘散。远方低洼处，一只号角发出低沉的声音——静下来了，又响起来了；街灯弯向路边，有如一个女人，一直在寻找掉在冰上和水沟淤泥中的戒指或硬币，找不到就不肯转身回家似的。我听见身后有女人脚步的咔嗒声。有片刻工夫，我以为艾娃追上来了，然而却是一个陌生人。她从拐角上的商店遮篷边走过，朦胧的灯光和脖子上幽暗的皮毛用品把她的脸映得模糊不清。遮篷晃荡不停，一股股雨水从缝隙中流淌下来。号角又响了，掩去了流水声，这是警告湖面上来往的拖船避开陆岬。也许这里根本没有城市，甚至连湖也没有，有的只是一片泥沼和穿过泥沼的令人绝望的呼叫声；没有房屋，有的只是使人感到荒凉、萧索的树木；没有电线，有的只是藤蔓弯弯曲曲的长茎，这并不难想象。一辆有轨电车的铃声驱开了这一片幻景。我示意让它停下。买过票后，我仍然伫立在门口。现在离吉蒂家已经不远了。如果鞋子不漏水，我宁肯步行。
我的目的不是去要回那本书——当然，到那里时，也不妨叫她归还——而是去看看她。
我想不起吉蒂是怎么向我要那本书的，也想不起我是怎么自愿把书给她的，她本来连书名都没听说过，我也想不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起这本书的。这里还有一个我既想不起也说不清的偶合。吉蒂——我不是有意在这里贬低——是一个并不勤奋甚至也不太聪明的女子。她单纯、热情、性格爽快、讲究实际。两年前，我曾替她安排了一次加勒比海之行。后来她告诉我，她玩得非常愉快，并且请我鉴定一下她买来的东西。就因为这件事，我去过她的住所。她漫不经心地听着我对她所采购的旅游物品进行评价，却以那么明显的友好态度接待我。于是，我开始想——并非没有一点儿自鸣得意之情——她对鉴定的兴趣，还不如对我的兴趣大。一有机会，我就有意提到艾娃。然而，从她的反应，或没有反应来看，显而易见，她认为我已经结婚并不足为奇。她说，对于她，婚姻根本就不存在，有的只是人。后来就开始了一场关于婚姻和爱情的谈话，对此我不愿详细回忆。我开门见山地说，既然愿意谈及这一类事，那就只不过是谈谈而已。然而，我感到沾沾自喜的是，那样一个漂亮女人居然被吸引到我身边来了。她谈及一些女游客和导游以及海滨服务员在一起的荒唐事。她看不惯那种放荡，那些虽则俊俏、但没有性格特征、只充满浪漫色彩的拉丁民族的脸庞，使她厌恶到了极点。那都是一些貌不惊人的男人。
我离开时，她那友好的手在我的肩头做了一个表示——希望我再来叙谈叙谈。下次该由我来说了，她也善于听人讲话。
有一个月光景我没有见她。后来有一天，她到美洲旅游局找我，未及客套，就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她。我回答说，我一直很忙。
“可是你总能抽出一个晚上吧？”
“当然能的，只要我愿意。”
“那么，干吗星期四不来呢？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艾娃和我总是不够和睦。这也不能全怪她。多年来，她一直由我摆布，现在，她有了反叛的能力（瑟瓦提斯家晚会上的表现就是例子）。我起初不理解她反叛的性质。她竟然不要我塑造、指引，这可能吗？我期待着某种反抗。当时，我本来要说，没有人出于自觉自愿，不经过任何努力，就能认识天国的价值，这是最纯真、最合乎人性的传统。你得学会闯出一条路去接近这些传统。只有倾向是不够的。你先得被人拖出浅滩，才能转动你的螺旋桨。但是，显而易见，艾娃现在是不想叫人拖出去的。那些被布尔克哈特[29]笔下的文艺复兴时代和同样深沉的奥古斯都时代的伟大女性们激起的梦想，留在我的脑海里，而不是她的脑海里。最后，我了解到，艾娃已经不能生活在对我的迷恋之中了。有的是服装、仪容、家具、轻松娱乐、神秘小说、时装杂志、收音机和愉快的夜晚对她的吸引。面对这一切，你能说些什么呢？女人——我这样推理——不具备抵制那些东西的素质。你可以强迫她们读上十年雅各布·伯麦[30]的著作，但却无法减少她们对这些东西的渴望；你可以教她们赞叹《瓦尔登湖》[31]，却永远不能让她们爱穿旧衣服。艾娃在十五岁时就已经形成了她自己的好恶观念。就在那年，我遇见了她。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反对她的这些好恶，她便暂时搁置一旁，直到后来她能够卫护，或者单纯地坚持这些好恶时为止。这样，就使我们遇到了困难：经常发生使人激动的口角。她以勇敢的、不稳定的、新的反抗，开始享受她的独立了。我且不去管她，装成满不在乎的样子。
现在，我开始经常去看望吉蒂·多姆勒了。她住在一座公寓里，很像我和艾娃结婚后前两年住的地方，后来我们才租了一套房子。我对套房还有点怨气，因为正是它，才造成了艾娃的转变。因此，我很欣赏吉蒂的单间。她的家具很脏，镜子旁的糊墙纸上涂满了口红，衣服四处乱扔，床从不整理，自己也不修边幅；老想一梳子就把头发梳理好，因而不时总要从结实的脸上往后掠掠头发。她长得浓眉大嘴，有一张含情脉脉、老于世故、放肆豪爽的脸。
我们交谈各种各样普普通通的事情，我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本市。不过，我在他们身上也找不到安慰。这些话，除了吉蒂，我对任何人都不愿讲。不过，我已经学会了观察真正的吉蒂，即语言后面的那个活泼、丰满、艳丽、芳香、放浪的女人。我喜欢她，然而，我和吉蒂的关系并未超出谈话的范畴。她坦白地承认她“喜欢跟男人在一起”，如果他们是使她感兴趣的那一类人的话。而我正是她感兴趣的人。我们彼此感到非常亲切，而且总是在互相微笑。如同我们俩所理解的，亲切和微笑的含义有两层：欲念和对欲念的制约。微笑制约了我们，我继续微笑着。
直到后来，一个初秋的阴雨绵绵、寒意早临的晚上，我进去时发现她在床上，喝着朗姆酒和茶。她被雨水淋透了，浑身发冷。我坐在床边，端着一杯威士忌，杯口上染着口红（这是她的标记：毛巾、枕套、汤匙、餐巾、刀叉，全打上了这种标记）。屋子还是平常的那副样子——饰有青铜叶片的灯、鞋盒子里的绵纸、电话藏在衬裙下的玩偶、装在镜框里的威尼斯风景、挂在蒸汽管弯头上晾干的套裙。不知什么原因，这里不再是通常那个舒适的避风港了。我没有微笑，一进门我就没有微笑。她呷着饮料，头嵌在两个竖起的枕头的凹缝中；当她把杯子放低时，下巴紧贴在另一个凹缝上，这个凹缝是世界上最美的数字图案，把睡衣花边线以上开始隆起的肌肉微妙地分割开来。血很快涌到我脸上。她向我说话时，我全身都酥软了，结结巴巴地回答着。我没有听见她的话：“什么？”
“我说，请你拿一下我的手提包，它在隔壁房间里。”
我笨拙地站起身来。
“我想搽点粉。”
“哦，当然。”
我的鞋在那块圆地毯上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灰印子。
“我把你的地毯踩脏了，真对不起。”我说。
她换了个位置，把杯子端平看了看。
“我应该叫你把鞋子脱掉的。”
“是我不对。你叫人洗一洗，我来付钱。”我说，脸更红了。
“哎，我绝不是那个意思，可怜的东西，你一定湿透了。现在把鞋脱掉，让我看看你的袜子。”
我弯下腰解鞋带，血一下子涌到头上。“全湿透了，”她说，“把袜子给我，我替你挂起来。”我看见我的袜子出现在套裙边。她站在我面前，递给我一条毛巾，“擦擦干，你是不是想得肺炎了？”我屈身要往椅子上坐，她的手从我的头顶伸过去，抓住灯链使劲一拉。在黑暗中，我听见灯链碰在灯泡上的响声。我等待那声音平息下来，然后向上摸，她捏住了我的手指。“这事只有关上灯才行，约伊。”她说。我把手缩回来，开始急急忙忙脱衣服。她摸黑绕过椅子，在床上坐下。“我早就知道你迟早会理解我的心意的。”
“亲爱的！”
我理解她心意的时间持续了两个月，或者直到她开始暗示我离开艾娃为止。她声称艾娃对我不好，我们俩不匹配。我从来没有给过她这样想的理由，但她说，她能够看出来。我对耍花招实在没有兴趣，但脚踩两只船的紧张实在叫人受不了。我不像我自己了，跟自己的个性格格不入。不久我发现，事情的根子在于我不愿失去任何东西。跟一个女人订了合同，这就使别的女人能够让我们享受的东西变得不可企及了，我们想象中的温柔的金发女郎和激发性欲的黑美人就被弃置一旁。难道我们能这样不认识她们就了此一生么？我们一定要这样么？又是贪欲。一认识到这一点，我就开始把和吉蒂的纠葛推向结局。经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在谈话中，我明确表示：一个男人必须适可而止，不能放纵情欲，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人都想做，也不能满足一切人的一切要求。她非常失望，但同时又对我的诚挚、我讲话的语气表示欣赏；还因为我这样谈到她的思想，她的优越天性而感到荣幸。我们同意我要作为朋友继续看望她。这样做该没有什么不对吧？干吗不明智一些呢？她喜欢我，喜欢听我讲话；她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我问她，她是否理解，我的动机与她本人是无关的？在许多方面，我是十分勉强的……我……不是八面玲珑的那号人。为了我，她和和气气把事情了结了。
这是一种极大的解脱，然而事情却没有完。起初，我感到非去看她不可，好像是向她保证，我仍像以往一样尊重她。假若她认为我对她已经失去兴趣，她会极为伤心的。不过，我的造访并非总是尽义务，也不总是单方面的。因为随着晃来晃去的日子开始，不时顺便去看看她，抽几支烟，喝一杯酒，倒也十分惬意。跟吉蒂在一起是非常舒畅的。
丢书这件事提醒我，有几个星期没有去看她了。我想，我要跟她一起度过这个夜晚，省得和艾娃拌嘴，也省得憋一肚子气去睡觉。
吉蒂门上的气窗好像黑着，但是屋子里绝非没人。我未曾敲门，就听见了她的声音，接着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我脱掉手套再次敲门。她的气窗涂了漆，因为从楼梯上，人们很容易向她的住处窥望。因此，很难说她的灯是否关着。即便是关着，她也可能在边屋——厨房里。然而，我第三次敲门之后，灯光突然从气窗的刮痕和油漆较薄的地方透了出来。我听见她在跟什么人商量。然后，门把手一转，吉蒂一边系晨衣腰带，一边从门缝中探出身来。当然，她不高兴看见我；而我呢，也有点儿尴尬。我说，我是路过，决定顺便进来拿走我的那本书。她没有让我进去，虽然我用不相宜的讥诮语气提到，我的脚湿了。
“我——啊，眼下顾不上找书，房子里乱七八糟。你明天再过来吧，行吗？”
“不知道明天我能不能来。”我回答。
“忙吗？”
“是的。”
现在该她表现出一种讥诮的眼神了。她开始玩味这种情景，把一只膀子随便伸过去拦住门，朝我莞尔一笑，仿佛对我发现她的隐私丝毫没有不高兴的样子。
“你上班了吗？”
“没有。”
“那么忙些什么？”
“啊，出了点事。我来不了，但我得要那本书。那不是我的，你知道……”
“是艾娃的吗？”
我点了点头，向屋子里瞅了一眼，恰好看见一件男人的衬衫挂在椅背上。如果我再往前凑凑，就会看见一条男人的胳膊搭在床罩上。这房间总是闷热难当；透过烟雾，那浓烈、舒畅而又撩拨人心的香味扩散开来，我已经把这香味同她联系到一起了。这气味传到门厅，传到我鼻子里，在我心中激起了怀旧与妒忌之情。我不禁感到，我像一个傻瓜似的，已经不可挽回地把她在一种缺乏舒适与欢乐的生活中所赐予我的这两种东西全给舍弃了。她向身后瞟了一眼，又回过头来微笑着，但半含鄙夷之色，似乎在说：“挂在椅子上的不是你的衬衣，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我愤愤地说：“我什么时候能拿到呢？”
“书吗？”
“我得拿回去，这是件要紧事，”我说，“你现在找找不行吗？我可以等着。”
她仿佛感到惊讶。“恐怕不行。明天我寄给你，好吗？”
“看来只好这样了。”
“好吧。晚安，约瑟夫。”她关上了门。
我伫立着，抬头望着气窗，从那里射出的几缕亮光蓦地消失了，窗子呈现出昏暗的褐色。我举步下楼，呼吸着蔬菜和咸肉以及从糊墙纸后落下的尘土的腐败气味。快到二楼时，通过门上开着的挡板，我看见下面房间里一个穿着套裙的女人正坐在镜子前，手拿一把剃刀，胳膊向后弯着。一旁的收音机台板上放着根香烟，从烟头上升起两股袅袅的烟柱。一看见她，我一时裹足不前。接着，也许是我的脚步声停了，或者她意识到有人在窥视她，便抬起头来。她大吃一惊——露出一张愤怒的大脸。我急忙走下剩下的几段楼梯。门厅里挂着不知什么年月、不知什么名目的公寓用帘帷。还有长毛绒坐椅，漆得发亮的高大滑门，还有装在带纹橡木板上的乳状黄铜叫人铃。从楼房的各个部位传来不同的声音：溅泼声、烹炸声、提高了嗓门的争论声、压低了的抚慰声或劝说声，以及唱流行歌曲的声音：
餐车上的正餐
好得不是一般
查塔努加火车呜呜……
还有电话铃的响声，一层楼下看门人的收音机的嗡嗡声。在一个基座上，是一尊青铜的拉奥孔[32]铜像。他痛苦的双手，托着像一顶粗笨的大皮帽子似的灯罩，灯罩饰有流苏，但花边已经变黑。扣紧手套后，我走进外厅。心想，此刻吉蒂一定又钻进被窝，和她的伴侣（我想寻找一个表达方式）“重合”到一起了。这次侵扰大概更加激发了他的欲火。客观地讲，我找不出她不应做她喜欢做的事情的理由。然而，我却在莫名其妙地生闲气，觉得受了侮辱。
雾散雨霁。这是一阵狂风刮出的清朗。在刚才想象的泥沼里，死神在混浊的水中张开蜥蜴般的大嘴等待着，现在却现出一条清洁的街道，还有在猛烈摆动的树木。风在乱云中挖开一个洞，几颗星星从中露了出来。我跳过一个个水坑，跑到拐角。一辆电车轰轰隆隆开过来，拉杆左右摇摆着，从晃动的电线上打出火花来。车还在开动，我就跳了上去，站在门口喘个不停。售票员说，在下雨天跳上开动的车辆可不是件好事，你耍这种把戏可得小心。车拉着我们飞驰而去，车窗不停地颤动，我们迎着强大的气流不停地眨着眼睛，铜锣的嘈杂声淹没在风的呼啸之中。
“好大的风。”售票员说，紧紧地抓着扶手。
一个年轻士兵和一个姑娘上了车，两个人都醉醺醺的；一个上年纪的妇女，长着一张尖尖的狼脸；一个邋邋遢遢的警察，下巴缩到翻领边上，双手插袋站着，仿佛在用双手抱着肚子；还有一个穿短裙短皮上衣的女人，长袜皱皱巴巴地裹在膝盖上，眼睛流泪，紧咬着牙关。
“你想想看，”她走过去时，售票员动了恻隐之心，说道：“像这样一个女人，年纪不算轻了，在这样的夜晚本该待在家里，挨着暖气管坐着，何必坐夜车到处乱跑呢？除非，”他又加上一句，对警察和我说，“她必须出来办事。”他笑了笑，露出一嘴黄牙。
“下一站，多契斯特，多契斯特！”
我跳下车，顶着大风回家，在拐角的遮篷下停了片刻，歇口气。乱云被撕碎，刮走了，繁星在黑咕隆咚的半圆形天穹里絮语。这是宇宙，正在这狂风呼啸的午夜，出来做它永恒的工作。
我发现艾娃还坐着等我。她没有问我到哪里去了。我想，她一定认为我按照吵架后的惯例，到湖滨散步去了。早晨，我们三言两语就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