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

阿卜特寄给我一本他写的论述美国准州政府的小册子。无疑，他希望获得一些奉承性的评论，看来，我得凑合几句了。他希望我告诉他，除了他，再没有别人能写出那样的文章了。假如我如实告诉他我的想法，他将会冷冷地回答：“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他有办法避开他不愿了解的任何事物。

我对阿卜特最了解不过了。他总想出人头地。早年，他发现自己比我们大家都敏捷能干，因而觉得在学识和技艺上都能轻而易举地超过我们。他认为，只要他愿意，干任何事情都不在话下。大学一年级时，我们在麦迪逊合住一个房间。一开始，他就才华毕露：音乐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搞班级工作方面的。跟他住在一起，使我的学业受到一种不良影响，因为凡是他所涉足的领域我都退了出来。人们从别的学校来向他请教有关学理的问题；谁也没有他那么多小道消息；他阅读我们大家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外国政治刊物和党代会报告；阅读那些油印在暗褐色纸张上的法国和西班牙国际决议材料；谁对敌手也没有他那样机敏，也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引起老师的注意。有的学生怕他，因此学乖了，尽量避免当众招惹他。下午较晚的时候，他弹钢琴。我去吃饭时，常常顺便到音乐楼找他，花半个小时听他弹琴。在成熟过程中，他没有浪费时光，也没有犯过任何明显的错误。他的理解力太好了。那年冬天，他把列宁、莫扎特和洛克融为一体，遗憾的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身兼三人之长。这样，到了春天，他碰到了危机：必须作一次抉择。然而，不管他作出什么样的抉择，那都是至关重要的。怎么会有相反的情况呢？他不再参加会议，停止练习钢琴，把党派报告当作垃圾扔掉，决心当一名政治哲学家了。于是他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反杜林论》和《哥达纲领批判》被贬到书架底层的后排去了，在上层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边沁和洛克。当时他已经做出决定，而且下狠心想得到成功。自然，他不可能达到他的榜样的水准。他从来也不愿承认他想变成另一个洛克，但确是因为极力模仿而熬瘦了身子。他越来越对自己生闷气，可又不甘心承认他的野心太大，难以实现。

他刚愎自用。从前，若要他承认对自己研究范围内的一本书或一种说法不熟悉，在他看来那简直是一件丢脸的事；现在，他同样不愿承认他的计划已经流产。然而，哪怕让人发现他犯了一些微不足道的错误，他也感到不能容忍。他不愿忘记一个日期、一个名字或一个外语动词的适当形式。他不能有错，这就是他的困难之所在。你若警告他说，他的脚底下有个裂缝，他就回答：“没有，你一定弄错了。”但当这个裂缝变得不可忽视时，他又会说：“你看到了吗？”就仿佛他早就发现了似的。

当然，我们都为无边的贪欲所苦。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是如此宝贵，我们小心翼翼，生怕虚度。也许代替贪欲的一个更好的名称将是“个人命运感”。是的，我觉得它比贪欲要好。我的生命会比它的最大可能性短少千分之一英寸吗？尊重自己和狂热标榜自己不同。我们有我们的计划和理想，这些也是危险的。它们就像寄生虫一样，能够消耗我们，把我们吃光、喝光，使我们气息奄奄，一命呜呼。然而，我们总是吸引着寄生虫，仿佛我们渴望被吸干，被吃掉似的。

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六百年前，一个人生下来，注定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撒旦和代表上帝的教会为了争夺他而斗争。而他呢，由于自己的选择，部分地决定了结果。但他死后，是入地狱还是上天堂，他在别人中间的位置是定好了的，这是不能争夺的。但是，既然舞台已重新搭好，那么，人类也只不过是在上面走走而已。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有了需要做出反应的历史。当时，我们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双方在争夺我们的灵魂。现在，我们每个人要为拯救自己而负责，这就使人变得伟大。而这种伟大，正是磨损我们心灵的岩石。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美人、伟大的情侣和伟大的罪犯包围着我们。我们从维特和唐璜们伟大的烦恼和绝望一直到拿破仑们的伟大统治形象，再到杀人凶手——他们有权杀戮受害者，因为他们比受害者伟大；再到感到有特权鞭笞别人的人；再到像革命的狮子一样吼叫的学生和职员；再到那些男妓和地铁上的可怜虫，夜半餐馆里的辩论家——他们相信他们能在背信弃义中变得伟大，相信他们可以抓住那些他们认为在病态的套索中尚且安然自得的人们的喉咙，再到在洁白无瑕的屏幕上热烈拥抱、美得伟大的影子们的梦幻。正因为这一切，我们才会过分地憎恨、过分地惩罚自己并彼此惩罚。怕落伍的恐惧追逐着我们，像阴云一样笼罩着我们，要把我们逼疯，它造成一种内心的阴暗气候。偶尔，一阵仇恨和伤人的暴风骤雨会从我们身上迸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