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
有好几天了，我们手头拮据。星期四，艾娃收到了她的支票，不过并没有兑成现金，而是拿回家来放到我的桌子抽屉里，叮嘱我把它拿到银行去兑现金。她之所以不拿到商业区的货币兑换所去，理由像通常一样，是本星期她在资料室值夜班，不想冒险带那样一笔钱回家。她已经听说过拦路抢劫的种种传说。
但是我就是不肯把它拿到附近的那家银行去。
我拿着艾娃的支票在那里打过几次交道了。去年秋天我碰了两次钉子。头一次是我的身份证明不足。第二次，那位副行长的目光从我的身份卡转到我本人，又从我本人转向身份卡，再次说道：“我怎么知道你就是这个人呢？”
我回答说：“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嘛。”
他没有笑。我不值得一笑。但是迹象表明，如果换种情况，比方说，如果我的脸刮得精光，衬衣的衣边没有磨损，或者，如果撕破的衬里碎屑没有从我外衣的袖口里露出来，我的话会博得一笑的。他一本正经地坐回原位，凝视着支票。他长得挺胖，三十岁左右，嵌着黄铜字“弗林克先生”的木牌就放在他的指头尖儿旁。他那干净的、浅棕色的头发已开始脱落，额部形成了两个宽阔的弓形，上面长着雀斑，过不了几年，他会秃顶，光头上就会点缀上那些浅黑的雀斑。
“这是一张市内支票，你是……弗林克先生，是不是？”他承认就叫这个名字，“接受一张市内支票不会有多大危险的。”
“如果你知道持票人是谁就好了，”弗林克先生说，放下笔，一只手非常熟练地翻查我的证明卡，“那么你在哪儿工作呢，约瑟夫？”
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回答我在美洲旅游局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明，何况也不全是捏造。我确信，马德伦先生会给我做后盾的。但因为他用我的教名称呼我，好像我是个移民，是个小孩，或者黑人，我说——不假思索地抛弃了外交辞令——“我现在哪里都不工作，我正等着应征入伍。”
当然，这就打消了我的希望。他重新提起笔来，立即说道，该银行不办理兑现非储户支票的业务。他表示遗憾。
我把证明卡收起来。
“喂，你会注意到我有姓的，弗林克。”我把一张卡片举起来说：“我认识到跟公众既要高效率、又要有礼貌地打交道十分困难。谁都一样，不喜欢被别人当一个可疑人物对待，也不愿让人用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说这些话时，我极力控制着自己，但说完时，我看见几个看热闹的人在注视我。使弗林克感到惊恐的，与其说是我说出来的话，不如说是我说话的语气。我不能肯定他是否理解这番话，但他盯着我，仿佛表示：我这是在恐吓他这样一个勇敢的人，这是一桩蠢事。一年前，我会彬彬有礼地听完他的解释，然后走开。
太晚了。我把支票塞进口袋，再也不扫弗林克一眼，扬长而去。
自然，当我说明再不去那个银行的理由时，我不能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艾娃听。我只是说，我已经碰过两次钉子，不想再碰第三次。
“噢，约瑟夫，为什么这件事会有麻烦？我兑过几百张支票了。”
“但是他们把我碰了回来，这比什么都难堪。”
“我把我的身份证给你，你只消出示一下就行了。”
“我不干。”我说。
“那就再换个地方，到货币兑换所去，就是湖园路附近的那一个。”
“办事之前，他们先叫你填一份老长老长的表格。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你在哪儿工作呀？如果说我没有工作，他们会大笑一通，使你只好走开。‘什么？没有工作？这年头谁都会找到工作的。’不，我不去。你干吗不在商业区兑掉？”
“我不想深更半夜把这些钱都带在身上，这绝对不行。万一有人把钱抢了，我们就只好向你父亲或我父亲借，再不就向阿摩斯借。”
“你被抢过吗？”
“你知道没有。”
“那你突然担这个心干吗？”
“你一天读两份报，从头到尾。你该知道的，一直有人拦路抢劫。”
“呸！两个人，又不在附近，而是在几英里路之外，六十号街上。”
“约瑟夫，你去还是不去兑这张支票？”
“不去。”我说。
也许我应当告诉她我跟弗林克先生打的交道。这样一来，无论如何我不去的理由就清楚了，但是她同样会生气的。那样她就占住理了，会变得非常厉害。虽然她不会让我再到那个银行去，但可能在其他方面刁难我，所以我根本不提这件事。
“好吧，”她说，“那支票就待在抽屉里好了，我们不要吃饭了。”
“你能挨，我也能挨。”
“我相信你能挨。不等你让步，就像……像甘地一样有气无力了。你这犟驴。”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管我叫犟驴，恐怕你比我顽固得多。我不想为这事吵闹，艾娃。说真话，我不能去，我有我的理由。”
“你总是有你的理由，有你的原则，你的原则总是神圣的[52]。”她说着，用指头在空中划了个“P”字。
“别犯傻。你认为走到一家银行窗口前碰钉子是一件痛快事吗？”
“你肯定你在那儿没有吵闹过吗？”她狡黠地问道，“我就有点怀疑……”
“你怀疑错了。你老是灵机一动就乱下结论。如果我想那么做……哼。”
“哼？”
“我的话就多了。”
“你说说看。”
“你要我干一切从前不指望我干的事。嗨，怎么突然怕被人拦劫？我说你在瞎吹一通。多少年来，你一直在身上带着钱，而且数目比这还要大。突然，这事把你给吓住了。嗯，恐怕你想叫我跑跑腿吧？”
“跑腿？”
“不错。”
“咱们把话说完。你一定有一条原则藏在什么地方。”
“别开我的玩笑，艾娃。情况变了，你成了养家糊口的人，不管你是不是这么想。反正我待在家里，你每天一早去上班就不高兴。所以想给我出一些花花点子，你要我自己养活自己。”
“千说万讲，”艾娃脸色发白了，“我从来也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本来好端端的，却冷不丁地冒出一些、一些……说起来真可怕。”
“好在这是实话。”
“不见得。”
“你自己也不明白这种事，艾娃，我不是怪你，可你是个养家的人。毕竟，这种事一定会对你产生影响的……”
“你在对我产生影响。你真让人恶心。”
“别这样。听我说，艾娃，”我继续往下讲，“我不是在瞎编乱造。我总是看得见，感觉得到，我知道你不希望这会是真的，但它千真万确：你认为我无所事事，每天早晨你给我下五六道命令，刚才你还提到我看报的事。”
“你怎么能胡搅蛮缠呢？”艾娃刻薄地说道。
“并不像你想得那么严重。”
她伸手拿她的手绢。
“我一提起你不喜欢的事，你就哭。难道你不要我说一句话吗？”
“当你认为你受到冤枉时，我相信你不会不声不响的。你认为人人都在利用你，连我……”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只要我提起一件不太愉快的事，就老是这个样子。我只是想指出一些我认为你还不明白的事情。我认为你想让我把那些事讲给你听，你过去从来不反对的。”
“过去你从来没有这样卑鄙，脾气这样暴躁。你……”这时她突然停止讲话，放声痛哭起来。
“天哪，天哪，我们能不能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谈上一次话？你哭哭倒容易，可我怎么办？我要走了，我应当一去不返。这简直不是生活。别哭了！”她的确想忍住不哭，她努力遏制住自己，嗓子眼里发出一种怪声，滚到床上把脸捂住。
在我们吵架时，万纳克咳嗽过几次表示抗议，这时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在门厅里响，他上浴室去了。然后，不出意料，哗啦哗啦的溅水声从开着的门里传来。在他把水流对准积水最深的水池中央时，这声音就更大了。我脱去拖鞋蹑手蹑脚走出去，来到了他的身边。听见我的声音，他转过身来时，我的一只脚已经踏进门了。他忘了开灯，但借助外面小灯泡的光亮，我看得清清楚楚：在半明半暗中，一种惊恐的表情忽然出现在他湿漉漉的醉眼里。他推了我一下，但我屹立在门槛上，稳如磐石。
“总算把你给逮住了，对吧？”我大声说，“你这该死的老酒鬼。天哪，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楼下有一个快死的女人，你却在这儿乒乒乓乓地响个没完，喝得肚皮发胀，吵得天翻地覆。”
“约瑟夫！”艾娃声嘶力竭地喊道。她已经走到门厅里了。“约瑟夫！”
“该我来打发他了。我烦透了。你认为你能永远干坏事而不让人知道吗？”我冲着他嚷道，“半夜三更大吵大闹，你干什么事都非得叫我们听不可吗？你这害人精！你上厕所就永远学不会关门吗？老天在上，你在房子里放火的那天晚上把门关得可够紧的！”
“先生！”我听见巴特利特太太在楼梯上喊。一扇门关上了，艾娃回屋去了。类似的一些声音告诉我，费斯曼太太或者林小姐也出来听过，然后很快又缩回去了。布里格斯上尉的住处传来更进一步的嘈杂声，我听见在楼上走廊里有个男人的脚步声。
“还偷东西。”我继续说道。
“偷东西？”他有气无力地说。
“就是偷东西，”我又重复说道，“然后就到使徒圣多马教堂的牧师面前去，穿上我的袜子，洒上我老婆的香水，站在那儿；我有心要去把这件事讲给他们听。你觉得怎么样？”他哑口无言，两眼发呆，他的头在药品柜光洁的镜面上成了一团长长的黑影。随后他满怀希望地上前一步，因为上尉穿着晨衣站在我身后。
“你在干什么？”他板起面孔说。布里格斯太太出现在他旁边。“把自己收拾得严实点。”他命令万纳克，后者立即躲到门背后。
“要么他搬走，要么我和我老婆……我不能再容忍他了。”
“喂，”上尉说，“你也吵得够呛，安静点吧。全楼的人都能听见你。”
“真不像话，”他老婆低声说，“我母亲在楼下呢。”
“对不起，布里格斯太太，”我压低了声音说，“不过，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承认我一时激动。”
“这就对了。”
“等等，米尔，”上尉打断了话头，然后对我说道，“我们这儿不能允许这样的行为，而且……”
“那么他的行为又怎么样？”我激动地说，“好像他可以胡作非为，而如果我表示抗议，倒成了罪人。你为什么不问问他呢？他为啥在那里绷着脸一声不吭呢？”
“如果你要抗议，你应当先对我或者我妻子讲，总不能大吵大闹呀，这里可不是酒店……”
“我受够了他的下流行径，我不管。根本不替别人着想。”我语无伦次地说。
“讨厌，可耻。”布里格斯太太说。
“这样子不行，”上尉说道，“这样决不允许。这是糟糕透顶的流氓作风！”
“霍华德。”布里格斯太太抗辩说。
“现在吵闹的是你，上尉。”我说道。
“别教训我该怎么讲话。”上尉发火了。
“我不是你的部下，我是个平民百姓。我才不吃你这一套。”
“天哪，过会子我叫你尝尝拳头！”
“来吧！”我说，向后退了退，捏紧拳头。
“霍华德，别这样。霍华德！”布里格斯太太说。
“约瑟夫，”艾娃出现在门口说，“回来，进屋来。”我侧着身子慢慢从他们身边走过，一边小心提防着。“进来！”艾娃命令道。
“只要他碰碰我，我就宰了他。管他穿军装的还是不穿军装的。”我一边进屋一边吼叫着。
“啊，冷静点，”艾娃说，“布里格斯太太，请等等。”她急急忙忙向他们走去。
我穿上鞋，从衣橱里抓了件上街穿的衣服，飞奔下楼。我穿过蒙蒙细雨快步向前。天还不晚，肯定不过十点。夜色浓重黑暗，紧压在街灯构成的沙漏图案上。我无法放慢脚步，我对自己的腿没有把握，所以继续前行了一阵子，一直走到一个开阔地——有打棒球的铁丝网屏障的地方。地面被水漫过了，微风吹皱一片积水，四周一片漆黑。屏障后面是白色的喷嘴式饮水龙头。喷出的水飞进温暖的空气里。我喝了点水，继续向前走去，不像刚才那么快，但同样漫无目的。我朝着前面街头静止的簇射灯光走去，一股散射的光悬在亮晃晃的马路上空半中央，然后我转身往回走。
我简直想象不出艾娃的难堪处境，也想象不出楼房里的情况。艾娃一定在极力解释；布里格斯太太一定冷冷地听着，如果她还在听的话；万纳克一定回屋去了，态度温顺，但问题被澄清了，也许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如过去一样，他又一次显得头脑简单，也许有点不正常。
我走过一个校园的煤渣路，进了一条通向我们窗户的小巷。我在百叶窗上寻找艾娃的身影，她不在那里。我在一堵篱墙附近停下来，一棵树斜靠在这篱墙上，刚刚发芽，在雨水中骚动着。我设法把脸擦干。过后，突然想起，我之所以看不见艾娃，是因为她又在床上躺下了。我的皮肤忽然被汗水湿透，就像刚才被雨水浸湿那样。我转过身去，沿着校园的篱墙开始往回走，绳子上的一个铁环碰击着旗杆，发出很大的响声。有一刹那，一辆汽车的灯光射到我身上，我赶忙闪开让它过去，然后跟着它模模糊糊的红光前进。车消失了，什么东西在罐头盒和废纸中跑动。一只耗子，我想，感到厌恶，走得更快了。我绕过街头的一个水池，一把破伞扔在混着煤灰的水里。我深深吸了一口暖洋洋的空气。
我相信有段时间我知道，我等待的时刻已经来到，再抵抗是不可能的。我必须投降。我承认温暖的气息同时也是为我决定投降松出的一口气。我完了，然而认输并不痛苦，一点也不痛苦。即使当我以责备的口吻念叨着“缰绳”来考验自己的时候，我也不感到痛苦或羞辱。我本来能够为我的投降挑选一个更为粗鲁的象征，但那也不会伤我的心，因为我只感到满足和一种使我的决定立即生效的欲望。
现在不会迟于十点半。招兵委员会常常在晚间开会。我向塞维尔饭店的招兵办公室走去。当我穿过那老式门厅，想记起办公室在哪一边时，办事员把我叫过去，他猜出了我的来意。
“如果你要找招委会的话，”他说，“大家都回家了。”
“我可以留个条子吗？啊，没关系，我可以寄出去。”
我在角落里靠近门帘的写字台旁坐下，在一张信笺上写道：
我特此申请
尽早参军。
我在上面签上全名，写明电话号码，在底下又写道：
我随叫随到。
寄出去以后，我拐进一家酒店，喝了一杯，花去了我最后的四角钱。
“我要去打仗了。”我对服务员说。他的手在钱上盘旋了一下，然后把它捡起放进现金出纳机。这地方毕竟挤满了士兵和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