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

艾娃和我约定六点钟在闹市区见面。今天是我们结婚六周年纪念日。她决定，我们应当庆祝一番。过年时我们没有搞庆祝活动。过去的一年不是个好年头，因此我们更有理由吃一顿像样子的饭，喝一瓶法国酒。她希望，今晚应不同往常。

我乘高架铁去，在兰道夫-瓦巴什车站下车。街道的一头有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红光，另一头，是一条黑色的带子，柔和得像炭笔画的一道印儿。里面嵌挂着临湖的点点灯光。月台上，乘车高峰时刻的人群，消融在迎面开来的列车的灯光下。每辆列车过后便是一阵黑暗，这时，就会看见尾车上的一对彩灯蹒跚着绕过弯道。从下面街道上飞来的火星被裹入沉重的、平伏着的梯子似的枕木中去。落满烟灰的铁皮屋檐下的鸽子已经睡熟了；它们紧紧挤在一起的影子被投射到广告牌上，每当列车开过时，它们便拍打着翅膀，好像有只潜行觅食的野兽从屋顶跳进了它们的栖息处。

我沿着兰道夫东街走去，不时停下来看看香喷喷的蛋糕和热带水果。走到图书馆旁边的一个烟雾弥漫的小巷，只见一辆辆小汽车朝南开去。这时，有一个人摔倒在我面前，立刻就有一大群人围住了我；在看似遥远、实际颇近的一辆“村舍园林”小车前面，一名骑警正站着朝下凝望。

那个摔倒的人衣着讲究，已过中年。他的帽子压在光光的大脑壳下面，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嘴唇好像肿了。我弯下腰，拽拽他的衣领，一颗扣子绷掉了。这时候，警察已经挤过来。我缩了回来，用一张纸擦了擦手，和他一起注视着这个人的脸。随后，我的注意力转向警察本人的脸。那是一张又窄又长的脸，像一只靴子，轮廓分明，红通通的，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下巴多肉，连鬓胡子有点花白，被他那坚挺的蓝制服帽的带子隔成两段。他吹着钢哨。这个信号并无必要，因为别的穿制服的人也已经朝我们走来。第一个到达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弯下腰，把手伸进摔倒的那人的口袋，掏出一只老式的绑带子的钱包，很像我父亲的。然后拿出一张卡片，把姓名记下来。受害者的宽大的外套后面掀了起来，当他勉强挣扎着、喘着气呼吸时，胸脯与肚子一起鼓了起来。人们给开来的救护车让出一条道。车铃急促地响着。旁观者走开了，显出恋恋不舍的样子。难道那张红脸会变得惨白，那双溅湿的手会停止挥动，下颌也会掉下来吗？也许那只不过是癫痫病发作吧。

当我和别人一起退开时，我摸了摸前额，它早就疼起来了。我的指尖摸索着我在母亲死去的那个夜晚留下的疤痕，那是黛娜姑妈抓破的。当时，看护喊叫我们，我们大家从屋子的各个角落一齐跑来。母亲也许还活着，但眼睛紧闭，黛娜姑妈扑到她身上。母亲的嘴唇似乎弯了一下，在做最后的挣扎，也许她是想说话或进行吻别。黛娜姑妈尖叫起来。我想把她从母亲身边拉开，她猛地把手伸向我，怒不可遏地用指甲抓了一把。随后在一片混乱中，母亲就死了。我一只手捂着脸，看着她，听见黛娜姑妈嚷道：“她想说什么！她是想跟我说话呀！”

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有许多人对躺在地上的那个身影的感受一定跟我相同——像是一种先兆。没有警告就倒下来了。一块石头，一根大梁，一粒子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头上，头骨就像劣质窑里烧的玻璃一样碎了；要不就是一个更为阴险的敌人逃脱了多年的囚禁，黑暗降临了。我们躺着，脸上压着千钧之力，但还在努力作最后一次呼吸，这呼吸声就像重踩之下砾石的摩擦声一样。

我上了图书馆的楼梯，从那里看到高高的蓝色救护车从狭窄的胡同里滑行而过；那匹安静的马踏着慢步离开了那辆汽车。

我没有对艾娃提起此事。我不想给她徒添烦恼，但我自己却无法避免烦恼。吃饭时，有好几次，那倒下的人的形象浮现在我和食物之间，我只好放下叉子。我们的庆祝活动索然无味。艾娃以为我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