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
我似乎无法摆脱烦恼。昨天晚上在哥哥家丢了脸。我倒无所谓，可是艾娃很伤心。
我哥哥阿摩斯比我大十二岁，是个有钱人。他开头给交易所当通信员，不到二十五岁就成了这个机构的一员，为自己占据了一个席位。全家都为他感到荣耀。反过来，他也是个靠得住的儿子，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对于我，他起初持一种保护性的态度，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他承认，不知道我追求的是什么。我成了一名激进分子，他很伤心。后来，他确信我再也不是那种人了，又感到十分宽慰。我娶了艾娃，他大失所望。他老婆朵丽有个有钱的爸爸。他曾经怂恿我学他的模样，娶一个有钱的女人。后来，他感到更加失望，因为我不但拒绝接受他在自己公司给我安排的职务，反而在美洲旅游局搞了个在他看来十分卑贱的差事。他管我叫傻瓜。差不多有一年光景，我们彼此避而不见。后来，在他和艾娃安排了一次调解之后，我们的关系才有所改善。不管他认为我对职业的选择和生活方式是多么怪诞，他都极力避免公开反对我。他也从来不知道，在我们见面时，我对他质问我的那副神气有多么反感。他往往不够老练，有时还相当粗鲁。不知怎么的，他一直不能理解：他家的一个成员竟有可能靠这么一点点钱过日子。
“他们还没有给你加薪吗？你现在拿多少钱？嗯，你需要钱吗？”我从来也不接受他的钱。
自从五月我失业以来，他就变得更加关切了。有好几回，他寄给我几张巨额支票，我都立即奉还了。上次这种事发生时，他说：“我可是照收不误。天哪，我可没有那么高傲、固执。啊不，阿摩斯哥哥不会这样。有一天，你给我钱试试，看我会不会拒绝。”
一个月前，我们到他家去时（他常常请我们吃饭，兴许是认为我们吃不饱吧），他塞给我几件衣服，我硬是不要，他气得暴跳如雷。最后艾娃苦苦哀求：“收下吧，约瑟夫，把东西收下吧！”我才让了步。
我嫂子朵丽是个漂亮的女人，仍然相当苗条，胸脯高耸，肤色黑黝黝的，非常迷人。一头秀发向上梳起，有意露出她的大部分脖颈。她的脖颈十分优美，我总是对它赞赏不已。这一特点，正好由我十五岁的侄女艾塔继承下来了。在我看来，这总是女性美的特色之一。我十分理解这种脖颈为什么能激发先知以赛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俏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锡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她们赤露下体。”[19]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我们俩的心里，竟然产生了同样的联想，只不过性质不同罢了。长期以来，在我的想象中，自然把“挺项”或与那粗壮、古老的生殖机器相联的娇柔，视为女性特征。类比到此为止，因为对于这种二重性，我绝无恶意，反而在承认中发现了乐趣。
我同侄女的关系不好，长期以来，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情绪。从前，我们并不是有钱人家。阿摩斯老在讲他奋斗的历史：小时候穿得何等寒碜，父亲给我的又如何少。他和朵丽把艾塔养大就是想用以说明贫穷与其说是丑恶，不如说是低贱，以便让她体会到，她，这个富翁的女儿，跟生活单调、身居陋室、没有仆从、穿着低劣、缺乏自尊以致负债累累的人们真有天壤之别。她喜欢母亲家的人。她的表兄弟有的是汽车和避暑的别墅。我绝对不是能为她争光的人。
尽管我们有对立情绪，但直到最近，我还在想方设法感化这个姑娘：给她送书；在她过生日时，送给她成套的唱片。我明白我对她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但当她十二岁时，我开始给她补习法语，作为拓宽其他学科的一种手段。（自然，她父亲还是望女成材的。）我未能成功。我的传教热忱暴露得太早了，还没来得及取得她的信任。她对自己的母亲说我教给她“坏东西”。我怎么能向朵丽解释说我想“拯救”艾塔呢？这样说，等于是侮辱。艾塔讨厌这些功课，推而广之，也就讨厌我。我若不给她一个停课的借口，她很快就会找一个。
艾塔是个虚荣的姑娘。我断定她在镜子前消磨过许许多多时光。我还肯定，她一定意识到她跟我长得很像，而且不限于全家人都能看出的明显的相似之处。我们的眼睛像绝了，嘴巴也是，甚至耳朵的形状也一模一样，又尖又小——朵丽的则迥然不同。此外，还有别的相似之处，只是有点难以说清，但她仍然辨认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的敌意之所在——这一定使她感到痛苦。
吃饭时谈起了配给制的种种不便。我难得开口。朵丽和阿摩斯爱喝咖啡，但作为爱国志士，他们尽量顺应时势，少发牢骚。随后，他们把话题转向鞋子和服装。朵丽的弟弟洛伦是一家“大东方鞋业公司”的经理。他曾警告他们，政府有意限制皮革品的销售。
“我们总不能一年只穿四双鞋子。”朵丽说。
但这就是不爱国的表现，对吧？矛盾太明显了，不可能看不出来。
“你必须考虑人们的习俗，”阿摩斯说，“他们的生活标准。政府忽略了这一点。嘿，就连慈善机关也不给两户人家发同样数量的东西。那样会引起太多的麻烦。”
“是呀，我就是这个意思，”朵丽说，“你总不能说这是囤积。”
“不能。”我回答说。她是冲着我说的。
“往后，人们也会抢购服装的，”阿摩斯断言，“人们有钱可赚时，消费市场就是这种情况。”
“当然，约瑟夫用不着担心，军队会照顾他的。可我们这些可怜的老百姓……”
“约瑟夫才不管呢，”艾娃说，“这件事跟他毫不相干。他一年最多买一双鞋子。”
“他不常走路。”艾塔说。她妈瞪了她一眼。
“我确实足不出户。”我说。
“我就是这个意思，妈妈。”艾塔说。
“我的意思是，他对这一切都满不在乎，”艾娃接着很快地说，“他连吃的都不大在意，只要是饭就行。我过去做饭时，倒不难使他满意。”
“这才是福气呢。阿摩斯就很挑剔，你简直想不到他们是一母所生。”
“他也不是事事都容易将就的。”阿摩斯说，向餐桌对面微微一笑。
“约瑟夫，你什么时候参军去？”艾塔问。
“别这样，艾塔。”阿摩斯用责备的口吻说。
“约瑟夫叔叔，对不起。你什么时候走呀？”
“我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叫走我就走。”
这句话把他们逗乐了。
“上帝自然不用着急了。”朵丽说。
“没有什么好着急的，”艾娃插嘴说，“待得越久越好。”
“那还用说，”朵丽说，“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约瑟夫却不那样想。对吧，约瑟夫？”阿摩斯兴冲冲地望着我，“我肯定，他倒想催催上帝。那不光是等待的问题，他将会错过晋升的机会。他应当先报到，当一名候补军官。”
“我可不想当官。”
“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呢？”阿摩斯说，“为什么不呢？”
“依我看，整个战争就是一场灾难。我不想通过战争飞黄腾达。”
“可是总得有当官的呀。难道你甘心落伍，让某些笨蛋去干你能干得比他们好过千倍的事吗？”
“我已经习惯了，”我说着耸了耸肩，“许多生活部门都已成了这副局面，军队当然也不例外。”
“艾娃，你就忍心让他带着这种看法走吗？我们会有一个好军队的。”
“这是我的信念，”我说，“艾娃改变不了它，我认为她也无意改变。许多人怀有野心，不愿当平民，不惜踩着死人的脊背往上爬。我看，当个普通士兵也并不丢脸。苏格拉底还当过普通步兵——一名重甲步兵呢。”
“苏格拉底？”阿摩斯说，“啊，这倒是一个挺有说服力的理由。”
当天夜里晚些时候，阿摩斯把我叫到一边，领我上楼到他寝室里去，拿出一张百元的钞票，像塞手绢一样把它塞进我胸部的口袋里，说道：“这是我们给你的圣诞节礼物。”
“谢谢你，”我说着就把它抽出来放到梳妆台上，“不过我不能拿。”
“为什么不能拿？废话，你不能拒绝。告诉你，这是礼物。”他不耐烦地把钞票捡起来，“实际一点好不好？你总是悬在空中。你知道我去年缴了多少所得税吗？不知道吧？哼，这不过是那桶水里的一滴。我并没有克扣自己来给你钱。”
“可是我拿它有什么用呢，阿摩斯？我用不着它呀。”
“我还真没有见过比你更犟的傻瓜，谁帮你一点忙，你都受不了。”
“嘿，我身上穿着你的衬衣，脚上穿着你的袜子。对此我非常感激。但是别的我都不要。”
“约瑟夫！”他嚷道，“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我认为你的头脑有点不清楚，满脑子装着什么信念和你的什么步兵来着！我真想知道它会怎样毒害你。到头来你会毁掉自己的。有时候也要替艾娃想想。她的将来会是怎样的呢？”
“啊，将来？”
“对了，这就是我的话。”
“可到底谁有将来呢？”
“人人都有，”阿摩斯说，“我就有。”
“啊，你一直很走运。我要是你，也会考虑考虑将来的。有许许多多的人，千千万万的人，他们不得不放弃将来这个念头。不会再有什么个人的将来了。正因为如此，当你叫我展望我在军队里的将来——那场悲剧中的将来时，我只能付诸一笑。我对自己的将来不抱任何幻想。对你的也不……”说到临了，我的声音开始颤抖了。
阿摩斯和我面面相觑。片刻之后他又说道：“把钱拿上，约瑟夫。”然后就走了。我听见他下了楼。
我坐在床上，感到昏昏沉沉，便用手支着头。屋子的一角点着盏黯淡的灯。一缕灯光从灯的铜孔里射出来，掠过窗帘；屋子的其余部分显得黑乎乎的。天花板变成了一面屏幕，外面略呈绿色的街道上偶尔有什么动静，上面就有所反映。软百叶帘的影子被完整无缺地投射到半边天花板上，有如某种古代鱼类的肋骨。我的话给阿摩斯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说不清。他会怎么想呢？或许他认为我比以往更不可救药了。然而，我是怎么想的呢？难道我的言语唐突远胜过真情了么？我不能同意的是他关于个人安全的美景的看法，却不是指另外一种未来。再说，我怎么能跟他论理呢？他还远远无法设想那些精神的火山口。因此，它们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视野里的一些小坑罢了。不过，总有一天它们会临近的。是的，当眼界收缩之日，人人都得面临它们，因为眼界绝对不会不收缩的。我到浴室去洗澡，淤积心头的感情开始减弱了。当我把浴巾挂回玻璃棒上的时候，已经不再那么迷离恍惚了。我从地毯的幽暗处捡起那张百元钞票，刚才它就掉在那里。现在倘若我再把它送回去，少不得又得大闹一场，因此就不必多此一举了。我想在阿摩斯的梳妆台上找一根大头针或一个夹子之类的东西。可什么也没找到。我把一个个抽屉拉开，最后才在朵丽的梳妆台上，看到了一个针插。我走到床边，将那张钞票别在枕头上边的床罩上。后来，我在门厅里伫立了片刻，听到下面无线电播音员沙哑的声音，还有其他人的笑声和评论。我决定不到他们那里去了。
诚然，我知道这等于把艾娃留给朵丽、艾塔和阿摩斯，会使她难堪，但我还是爬上了三楼。那里曾经是一间阁楼，朵丽把它布置成为音乐厅。房间的整个一侧都被那架巨兽似的钢琴占据了。它弓着腿，蹲在那里，等候使用。可是，难得有人摸它一下。因为它已经被楼下一台更活泼、更入时的乐器代替了；它牙齿外露，活像一个黑人娱乐演员。房间的另一侧是一台唱机，上方有一个唱片架。我开始寻找一年前我给艾塔买的一张唱片。那是海顿的一首大提琴协奏曲，由皮亚季戈尔斯基[20]演奏的。为了找到它，我搜寻了十几个唱片夹。朵丽和艾塔尽管都有财产观念，在这里却显得满不在乎；有许多破唱片，但我发现我的那张仍然完好无缺，我怀着感激之情——如果它裂了或者丢了，将会加深我的沮丧之感——面对钢琴坐了下来。开始放唱片。
我最关心的是开头，那段慢板。庄重的曲调，引出一段发人深省的表白。这使我感到，在吃苦与受辱方面，我还是一名学徒，甚至还没有开始。因而，我无权期望回避它们。许多东西一下子全都明白了。当然，谁也别想期求例外，那不是人的特权。应当怎样对待痛苦与屈辱，怎样迎接它们？从第二段宣告中可以得到答案：要慈悲为怀，不可居心叵测。虽然我还不能身体力行这个答案，但我承认它讲得对，而且被深深感动了。毋需到我成为一个完人，它已给了我回答。没有援助，我能独自成为这样的完人么？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太软弱，控制不了自己的意志。那么，我该向哪儿求援？力量又在何方？是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秩序、什么样的人所要求的慈善心肠？个人的呢，人类的呢，还是宇宙的呢？这乐曲只道出了一个来源，即宇宙的来源：上帝。然而，生于沮丧和混乱之中，生于具体而专横的恐惧之中，就像一种疾病需要治疗，却不管如何提供治疗，那将是一种多么可悲的屈服啊！唱片放完了，我又放一遍。不，不是上帝，也不是任何别的神力。那是先前固有的，并不是从我这儿产生出来的。我还没有骄傲自满到对某些比我伟大的东西的存在都不愿承认的地步。那种东西，在我身上也许只能体现出它的一种观念；或者，仅仅是一种观念中的片段。不对。可我不想在惊恐之中乱抓一个答案。在我看来，那样做是一种弥天大罪。姑且承认，我听到的那种回答，轻易地深入到我身上最难穿透的部位——心脏周围的坚实组织——的那种回答，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做出的。然而，除了牺牲那追求满足的虚荣心，另外还有没有得到那种回答的途径呢？从解毒药那里将会有另一种疾病产生。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我常常在考虑的问题，并不带那种拼命的情绪，也没有对一种回答的迫切需要，也没有那种寂寞之感。我有必要用我自己的力量作出维护理性的裁决，尽管它尚有缺欠，还要抵制放弃理性所带来的“好处”。
我开始放第三遍唱片，这时艾塔走了进来。她一言不发，直走到唱片架旁，取下色彩艳丽的唱片夹，等候着；她那张脸是我的翻版，只是显得娇嫩些、毛糙些，现在眉头紧皱，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这时，我几乎忘记了音乐。我打起精神，准备迎接一场冲突。因为我立即意识到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在唱机壳里摸索着摇柄。
“等一等，你在干什么？”她上前一步，说道。
我气势汹汹地转过身来。“什么？”我说。
“我要用唱机，约瑟夫。”
“我还没有听完呢。”
“那我管不着，”她坚持说，“你一直在用，现在该我用了。你把那玩意儿放了又放。”
“你偷听过了？”我用呵斥的口气问。
“没有。声音那么响，楼下人人都听得见。”
“你得等一等，艾塔。”
“我不等，”她说，“我要放妈妈给我的这些库加特[21]唱片。我整天都想着听它们呢。”
我没有让步。唱盘在我背后呼呼地转着，唱针在最后几道纹沟里无精打采地刮擦着。“我把第二面放完就走。”
“你吃完饭就一直在用唱机，现在该我用了。”
“我说不行。”我回答道。
“你没有权利对我说不行。”她说。
“没有权利！”我怒火中烧，忽然喊叫起来。
“这是我的唱机，你硬是不让我用我的唱机！”
“啊，希望你不要这么小气！”我说。
“你怎么说我，怎么想我，都没有关系。”她的声音淹没了唱机咔嗒咔嗒的响声，“我要听库加特唱片，别的不管。”
“听着，”我竭力克制住自己说道，“我来这里是有目的的。至于什么目的倒没有必要告诉你。其实，你也并不希望知道什么原因，只是因为我一个人在这里就受不了。你大概以为我是在自得其乐吧，是吧？要不就是在享清闲。因此你急急忙忙跑来看是不是能扫我的兴，对不对？”
“你真是个聪明人，叔叔！”
“聪明人！”我学着她的腔调说，“油嘴滑舌，恐怕你自己都不知道嘴里说的是什么。跟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吵嘴，真是荒唐。这是在浪费时间。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看法，知道你是多么实实在在地恨我。谢天谢地，你还是个孩子，还管不了我。”
“你疯啦，叔叔。”她说。
“好啦，就到此为止吧，下不为例”我说，我相信自己已成功地控制住自己，“我一走，你就可以听康加舞曲或者不管什么玩意儿了。现在，你走也行，坐也行，让我把这张唱片放完，好吗？”
“我干吗要坐呢？你听你的好了。要饭的还想挑肥拣瘦！”她得意扬扬地说了这么一句。我看得出来，她这句话是蓄谋已久了。
“你这个小畜生，”我说道，“混账透顶了，你需要挨一顿鞭子才对。”
“啊！”她气急败坏地说，“你这卑鄙……卑鄙的小人，你这无赖！”我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扭到身边来。
“该死的约瑟夫。放手，放开我！”唱片夹哗啦一声掉下来了。她想用那只未被我抓住的手抓我的脸，我使劲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猛地往后一拉；她吓坏了，双眼紧闭，叫声一直憋在嗓子眼里；她的指甲险些抓破我的脸。
“今天要饭的给你点厉害，叫你不容易忘掉。”我一边低声说着，一边揪住她的头，把她拖到钢琴凳上。
“滚开！”她尖叫着，这才发出了声音。“约瑟夫，你这杂种！”
我把她拉过来压倒在我的膝上，她的两条腿夹在我的两腿中间。我刚开始揍她，就听见其他人跑上楼来。我的拳头落得更快了，下决心要惩罚惩罚她，不顾一切，不管后果。不，就因为后果，还要惩罚得更重一些。“你还闹不闹了？”我嚷道，把她的脖子按下去，“你骂我不？这样做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阿摩斯跑上最后一段楼梯，冲了进来。朵丽和艾娃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面。
“约瑟夫，”阿摩斯气喘吁吁地说，“放开她，把孩子放开！”
我没有立即松开她，她也不再跟我闹了。长长的头发几乎拖到了地上；浑圆、性感的大腿光着，趴在我的膝上。这是意味着她承认双方都有责任，并试图减轻我的罪责呢，还是为了让大家能尽情观看和欣赏这个场面？最初我还弄不明白。
“站起来，艾塔！”朵丽粗率无礼地说，“把裙子拉直。”
慢慢地，她站了起来。我不知道，他们之中是否有人会注意到此刻我们俩看上去是何等相像。“约瑟夫，”朵丽把大睁着的双眼转向我说，“请你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妈妈，”艾塔突然呜咽起来，“我什么也没干，他打我。”
“什么！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在说什么？”我大声说，“我打你，是因为你该打。”
在朵丽圆睁的眼睛里包含着多少无法名状的猜测和谴责啊！我坚定地迎着她的目光。
“无论如何，从来也没有谁对艾塔动过手，约瑟夫。”
“无论如何！管她的叔叔叫要饭的就是你的‘无论如何’吗？你心里有些含含糊糊的话，干吗不说出口来呢？”
她转身望着阿摩斯，仿佛在说：“你的弟弟疯啦，现在他又向我扑来。”
“我把她压在膝上揍了一顿，这还不够她应得的一半呢。她骂起来像弹子房里的无赖，你们可真宠爱她啊！”
“他扯我的头发。这就是他干的好事！”艾塔嚷道，“还差点儿扭掉我的脑袋。”
艾娃把唱机关上后，就坐在旁边不显眼的地方，尽量不让人觉察。这就表示，她承认我干了件丢脸的事情。可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情”可言。现在，她也成了我生气的对象了。
“她还干什么了？”朵丽问道。
“啊，原来你认为她在隐瞒什么！我揍了她。你还打算知道些什么？你希望她说什么呢！什么粗鄙的……”
“别像个疯子似的！”阿摩斯用命令的口气说道。
“那也是你的过错，”我反唇相讥，“看你是怎么把她养大的，真宠爱呀！不是吗？你教她恨那个阶级。对了，恨你的家庭出身。那就是你的‘无论如何’吧？有的人一文不值，就因为他们一年只穿一双鞋，而不是一打吗？尝尝你的‘无论如何’的滋味吧！”
“可你没有权利打孩子呀。”朵丽说。
“你干吗不说他在你房间里干什么来着？”艾塔说。
我看见艾娃在椅子上直挺挺地坐了起来。
“什么？”朵丽说。
“他刚才在你的房间里。”
“我跟阿摩斯一道去的，问他去吧。”我说。
“我看见你的时候，爸爸不在。你往妈妈的梳妆台里看。”
“你这小密探！”我喊道，怒目瞪视着她。“你们听到了吗？”我对其他人说，“她指控我是贼。”
“你干什么来着？”艾塔说。
“我在找一件东西。你可以下去看看丢了什么没有。要不，你可以搜查我，我让你们搜身。”
“说说看，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有说你是贼呀。”
“可你们是这么想的，这我一清二楚。”
“唔，给我们说说看。”朵丽坚持说。
“我只不过想找一根大头针，我需要一根大头针。”
在唱机附近的暗角落里，艾娃低下头用双手捂住脸。“喂，你蹲在后面搞什么名堂？”我朝她喊道。
“一根大头针！就这么回事？”朵丽说，不顾此刻的严肃气氛，她不由得哑然失笑。
“是的，的确就这么回事。”见他们都没吭声，我又说道：“大概，这就把我的脸丢尽了吧？我不仅莽撞、倔强，是个‘要饭的’（我朝艾塔点了点头，她鄙夷不屑地把泪痕斑斑的脸转了过去），还是个‘傻瓜’（我朝阿摩斯点了点头），而且是个货真价实的白痴。”艾娃看都不看我一眼，就离开了房间。“你，阿摩斯，”我继续说，“可以从此忘掉我；你也可以，艾塔。朵丽不是血亲，自然没有什么责任。否则我就给全家丢了脸。判我偷窃、殴打或是更坏的罪名吧……”朵丽和阿摩斯都无心回答。
我跟着艾娃下了楼。
在电车上，她没有跟我说话。下车以后，她急匆匆抢在我前面进了家门。我及时赶到我们的房间门口，看见她一头栽倒在床沿上，突然哭了起来。
“亲爱的，”我喊道，“知道至少你还信任我，这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