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赵登禹
1937年7月7日。北平。大雨初霁,天地间闷如蒸笼。
夜暗如墨,风静如水,星星在遥远的天际,默默地注视着人间,疲惫的生灵在夜色的护佑下酣然入睡。混乱的世道,只有这个时候,人们的身心才能找到归宿。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阴谋如即将溃破的毒瘤,罪恶的触角悄悄伸向这座闻名遐迩的千年古城。卢沟桥旁,一声枪响骤然撕开夜的宁静。睡梦中的人们还不曾预料到,东北的苦难将在这里重复上演。
当晚,喜欢写日记的日军华北驻屯军清水节郎大尉在战争日记里写道: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宛平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身影,这是一个静悄悄的黑夜。
这,更是一个孕育罪恶的黑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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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一直在蚕食华北,到1936年,日伪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与平津守军二十九军呈对峙之势。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更是进入北平的咽喉要道。日军一旦占领卢沟桥,北平就会被掐住咽喉,沦为死城,唾手可得,华北也彻底门户洞开。
明眼人一早就看出日军的企图了。1937年以来,日军在华北的挑衅日益露骨,频频举行实弹演习,令北平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守军每天都抱着枪睡觉。终于,阴谋瓜熟蒂落。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再次借口一名士兵“失踪”,欲强行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愤怒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被逼到绝境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除了以血还血,除了奋起抗争,再无出路。
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时要求蒋介石尽快履行“西安事变”时的承诺。7月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等代表全体红军发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7日,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蒋介石在风景如画的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谈话:“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介石对日前所未有的强硬,令人振奋。庐山谈话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战争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铺开,柔顺的绵羊不甘就此屈服,中华民族在大事上绝不会糊涂,炎黄子孙要拼尽全民族的生命,求最后的胜利。
中国守军不求苟安,他们誓与卢沟桥共存亡,高呼“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舍生忘死顽强抵抗。日军见暂时很难占领宛平城,便以谈判为借口,争取时间调兵遣将。谈判期间,时断时续的枪声中,日军由陆路和海上调运重兵到平津地区。7月25日,十万多日军集结完毕,立即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二十九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军长宋哲元断然拒绝,日军便在香月清司总司令指挥下向北平发起总攻。
2
两天后,日军逼近南苑。
南苑是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之前曾是清末的神机营,京畿训练军队的基地。它地处北平南郊,是通往北平的必经之路。南苑军部外围种植着大片农作物,盛夏时节,雨后的玉米疯长,颀长的玉米秆和茂密的玉米叶子,织成密不透风的“青纱帐”,将南苑层层包围起来,守军的视线完全被遮挡了。地处永定河下游的南苑,附近还有许多低洼的沼泽地。北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在这个扇形冲积平原的空间里,南苑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或者说,这是一场人人心知肚明的完全没有胜算的战斗。
临危受命担任总指挥的,是抗日名将赵登禹。此时,赵登禹才刚到南苑不到一天,他的一三二师主力部队尚在涿州,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团,无论对部队还是对布防情况,他都来不及详细掌握和调整。
事实上,此时赵登禹手上能上阵打仗的兵少得可怜,不得已,军训团学生军成了战斗主力。这些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在国家危难时刻毅然投笔从戎。救国救亡,青年学子责无旁贷,从不缺席。当时,军训团还没有发给学员们真枪,训练时都是以木枪代替,劈刀就用古式的单刀。奔赴战场时,他们中的多数人连枪都不会使用,有的人甚至还从来没有摸过真枪。
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精神的力量,无畏的气概,慷慨赴死的决心。赵登禹鼓励学员们奋勇杀敌,不怕牺牲。他信心满满地说:“日本人的武器比我们好,但我们有大刀,我们一定会奋力抵抗的。在喜峰口那次战斗中,我们还不是把日寇打得落花流水了,等着瞧吧!”
赵登禹并不是信口开河。虽然,拿冷兵器与机械化的武器相提并论有些可笑。
3
这位身高近一米九的山东大汉,少年时因家贫辍学务农,业余习武三年,膂力超群,武艺非凡,擅使大刀。十六岁那年,不甘平庸的赵登禹千里跋涉到陕西参加冯玉祥部队。入伍不久,就被冯玉祥调到身边当警卫。后因在常德只身打死老虎,而被誉为“打虎将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一直打的却是内战。这不是赵登禹的“英雄梦”,他希望自己驰骋沙场,能保一方安宁,让百姓过平安富足的生活,但事与愿违。他内心沮丧空虚,一度意志消沉。作为有爱国心的军人,一旦祖国遭到外侮入侵,需要将士效命疆场,赵登禹便毫不犹豫地披挂上阵,冲向战场,誓死报效祖国。
赵登禹
“九一八”事变时,赵登禹担任二十九军第一〇九旅旅长,率部驻扎山西,休整练兵。1933年初,日军将战火引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3月6日,赵登禹奉命率一〇九旅从蓟县出发,抢占喜峰口阵地。赵登禹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率部与日军激战。四日后,正在前沿阵地指挥的赵登禹被炸伤,鲜血顺着裤管往下流。卫兵们要拉他下去,他却只叫人包扎一下,又拄着木棍奔走在阵地上,部署新一轮防御。当他得知日军正在休整时,便决定乘敌不备夜袭敌营。作战方案获准后,赵登禹立即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会上,他慷慨激昂:“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他要全旅官兵保持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牺牲的弟兄们报仇,谁也不能给西北军、给二十九军丢脸。赵登禹拄着木棍,一条腿绑着绷带,手臂上缠着白毛巾,全旅三千人每人背着一把镔铁打制的大刀,鲜红的穗子在雪地里分外醒目。部队冒着大雪急行军,神兵天降般突然出现在日军的帐篷周围,挥舞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敌人措手不及,刀光闪闪,身首异处。多少年了,中国军人不曾如此酣畅淋漓地杀过敌人。这次战斗,击毙日军三千余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就连日本《朝日新闻》都评价说:“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喜峰口外,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赵登禹率队袭击日军特种兵宿营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这首后来流传很广的《大刀进行曲》,就是作曲家麦新根据赵登禹的大刀队事迹创作的抗日歌曲。
赵登禹因在长城抗战中立下大功,被擢升为一三二师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赵登禹的大刀队一时间让日军十分胆寒,日本兵最害怕死无全尸,因那样死后就进不了神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在南苑军部召集各师长商讨对策。会后,返回河北防地前,赵登禹匆匆回了北平城老家一趟。临行前,他跪在地上给老母亲磕了三个响头,又叮嘱身怀六甲的妻子注意身体,抱了抱只有两岁的女儿和四岁的儿子,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家而去。这一去,将军血战不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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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日军动用四十多架飞机,加上大炮、坦克等重型武器,从东、西两侧冲南苑狂轰滥炸。战斗一打响,日军的炮火就集中在学生团驻地。当时,军训团的学生们还不是合格的军人,但他们无比勇猛。二十九军没有对空武器,他们只能用步枪对着天空射击低空飞行轰炸的飞机,结果可想而知。学生兵们宁死不屈,与日军展开白刃肉搏战,拼死一个算一个,刚训练十多天拼刺刀的文弱学生哪是日军的对手。最终,十条中国大学生、中学生的性命换一条日本兵的性命。南苑之战,二十九军军训团新入伍的九百二十三名学生兵,全部战死,无一投降。壮哉!
作为中将,赵登禹本不需要上前线,但他身先士卒,冒着炮火,与日军贴身肉搏。他的大刀在炮火硝烟中,如一粒微光,照亮黑暗。战斗惨烈地继续着。
不久,他接到军长宋哲元的命令,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集结。但因叛徒出卖机密,日军已利用“青纱帐”先行一步抢占了大红门。日军担任伏击的部队是牟田口廉的驻屯军第一联队主力,他们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了机枪,以火力封锁道路。在向大红门撤退途中,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被炸坏,他身上多处受伤,副官也牺牲了。卫兵劝他后退,他却不顾伤重仍指挥部队反击。突然,一拨炸弹蝗虫般飞来,卷起漫天火光,他成了一个血人,双腿被炸断,昏迷卧地。醒来后,他不顾传令兵的阻拦,挣扎着要作最后的决战。佟麟阁副军长急忙赶来,准备将他送往后方医院,赵登禹忍着伤痛说:“我不会好的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了惊慌,还请副军长派人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有什么心事了。”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三十九岁。疯狂的敌人继续向他们射击,佟麟阁身负重伤,血流不止,亦壮烈殉国。一日阵亡两将军。
日军士兵记下了南苑恶战后的惨况:“南苑的战斗终于迎来最后的时刻,我军的苦斗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同铁石一般的阵地终于在下午1点钟左右,被我们完全攻占了。此时,风已经停了,天空中停留着几点残云,士兵头上出现了阳光,地面上到处都是战死士兵的尸体,这就是一场白日下的噩梦。”
7月31日,平津完全沦陷。这一天,梁实秋哭着对年仅十一岁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了。”“维新四公子”之一、诗人陈三立更是日夜忧愤,以致旧疾复发。家人劝他进医院,他不去;劝他服药,他也摇头,最后绝食五日,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