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炸死的复旦大学教授
——孙寒冰
1940年5月27日,这一天是复旦大学建校纪念日。和煦的阳光普照着嘉陵江旁的复旦大学校舍,北碚王家花园的花草树木,在连番轰炸中,仍不管不顾,一派生机盎然。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在文摘杂志社内与学生讨论稿件编排。突然,空袭警报长鸣,孙寒冰心下一凛,随即又淡然了。该死的日机又来轰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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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月,日机轰炸重庆,大都从武汉方向而来,先经北碚,再到市区。孙寒冰走出房间,拿着望远镜往天上瞭望,成群小蝌蚪似的日机由远而近呼啸而来。他叹了口气,收起望远镜,回到房间继续讨论稿件,明天《文摘》要付印了。他以为这是日军飞机又一次凌空而过,前去轰炸市区,复旦大学所在地北碚夏坝只是普通的文教区,不会是轰炸目标。
此时,日军轰炸重庆已经两年多了,重庆人对日军飞机的频繁轰炸也习以为常了。
自从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宣布“移驻”重庆,重庆即正式担负起战时中国首都的重任,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因而从第二年起,日本凭借空中优势,视重庆为首要重点投弹目标,先后使用“高密轰炸”、“疲劳轰炸”、“月光轰炸”、“无限制轰炸”等战术,对重庆实施了大后方城市中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野蛮轰炸。日军轰炸的目的除摧毁中国大后方的军事、经济实力外,更重要的是想给人们造成心理上的巨大恐慌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动摇大后方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妥协投降。1939年的“五三”和“五四”大轰炸,是重庆市民经受长达三年噩梦般恐怖轰炸煎熬的开端,那两天里,日机共投爆炸弹一百七十六枚、燃烧弹一百一十六枚,炸死市民四千五百七十二人,受伤人数达三千六百三十七人,创下人类战争史上空中屠杀一次死伤逾八千人的纪录。市区十余条主要街道被炸成废墟,数十条街巷的房屋起火,熊熊的大火燃烧近三天才扑灭,二十多万人无家可归。到处是焦土烟火,死尸枕藉,甚至树枝电线上也挂着断臂残肢。此时在重庆的萧红目睹轰炸后写下了《放火者》一文:“那曾经狂喊过的母亲的嘴,曾经乱舞过的父亲的胳臂,曾经发疯般对着火的祖母的眼睛,曾经依然偎在妈妈怀里吃乳的婴儿,这些最后都被火给杀死了。”
但重庆人民并没被日军夜以继日的残暴轰炸吓倒,抗战意志也没因此挫伤,活着就是一种坚持,他们每天从容面对生死,决不灰心。只要空袭警报一解除,断壁颓垣间,机器声仍隆隆作响,读书声仍琅琅入耳,工厂照常生产,商店照常开业,学校照常上课。有一次,日机大举轰炸都邮街一带,幸存的房屋甚少,位于该处的“广东大酒店”虽大部被毁,店主仍于门前贴一告示,上写“本酒家明日照常开业”。遍地的废墟里,民族自强不息的脉动从不曾停息,断垣残壁下,依然涌动着一股战时全民族抗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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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次,孙寒冰错了。从这一年起,日机对重庆实施了更大规模的无差别毁灭性地毯式轰炸。战争的梦魇带着狰狞的血腥笼罩着北碚,黑压压的一大群日机,与往日一样轰轰而来,快到北碚上空时,机群突然散开,排成一字形阵式。见此情景,经验丰富的重庆人立即意识到,今日不同寻常。果然,雨点般的炮弹从天而降,不到一分钟,到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北碚城区体育场、复旦农场、夏坝校园及其毗邻的黄桷树镇淹没在一片冲天的火光和蔽日的浓烟中,啼哭声、呼救声、呻吟声连成一片。蒋碧薇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一天她所见的惨景:“到处都是燃烧倒塌的房屋,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受难者!人们盲目地疯狂地跑来跑去,脸上布满惊骇欲绝的神情。”她的女佣同弟目睹大轰炸后的惨景,受刺激过度,无法克制自己,号啕大哭,经久不息,直至声嘶力竭,倒地昏迷。本该是鲜花盛开、生机盎然的5月,却顷刻间残酷地凋敝了,整个世界仿佛陷入死寂的黑暗中。
孙寒冰
孙寒冰和六名学生当场被炸身亡。那天的黄昏,残阳如血,风声呜咽,嘉陵江边的颓垣断壁和废墟中尚未散去的袅袅轻烟,仿佛在追忆着孙寒冰短暂而又不平凡的一生。
罹难前,孙寒冰正办着一份影响巨大的《文摘》杂志。那是1936年,日本人准备大举进攻中国的前夜,忧心忡忡的孙寒冰说:“文人上不得前线杀敌,办一个刊物来向日寇作战。”遂带领一群复旦学生创办了《文摘》杂志。
《文摘》是一本“杂志的杂志”,每期二百页,选载国内外各种报刊文章,使读者了解名家学谈,纵览世界大势。孙寒冰确定了《文摘》的编辑方针:“暴露敌人阴谋,促进全国团结,为抗战作准备。”杂志一经问世,便受到热烈欢迎。虽然《文摘》很畅销,但办杂志的过程却十分艰难。二百页的十六开杂志,只有几个人在做。大家挤在孙家一间十余平方米大小的书室内,从清晨忙碌到深夜,孙寒冰的妻子唐淑德也帮忙烧开水、做夜宵,家成了编辑部。孙寒冰从选文、编辑、校对到版面设计安排都亲自过问,常常通宵达旦,第二天仍然照常上课。而孙寒冰和所有编辑同人从始至终都是无偿劳动,分文不取不说,常常还得倒贴点财物。
“七七事变”后,人心惶惶,不少刊物停办,但孙寒冰仍咬牙坚持。这棵新生的幼苗,绝不能被战争扼杀。他们不但要克服财务困难,还要顺应瞬息万变的抗战形势需要。随着战事越来越惨烈,孙寒冰果断地把月刊变为旬刊,十天一期,《文摘》月刊改为《文摘》战时旬刊,编辑方针改为“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并专门编辑出版了《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孙寒冰要开辟一条以传媒为导向的救国之路。
日军占领上海后,《文摘》被迫停刊。此时的孙寒冰由于过度劳累,患上严重的伤寒症,高烧达四十摄氏度,但他在病床上仍不肯放下自己的工作,经常高烧刚退、神志稍清便起来指导编辑工作,自己不能阅读时,便让旁人念给他听。孙寒冰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和拼命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大家。正是有这样的精神支撑着,《文摘》才始终没有停止过战斗,才迁到武汉不久,便顺利复刊。而这种精神,也从杂志的字里行间散发出来,传递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中。复旦大学西迁重庆黄桷树后,孙寒冰绕道香港回到复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文摘》战时旬刊立即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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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复旦全校师生在简陋的学校大礼堂举行了孙寒冰教授等七位遇难师生的追悼大会,主持人为代理校长吴南轩。灵堂前最醒目的是郭沫若特为罹难师生写的一首祭诗:“战时文摘报,大笔信如椽;磊落余肝胆,鼓吹动地天;成仁何所怨,遗留正无边;黄桷春风至,桃花正灿然。”吴校长一进会场就泣不成声,悲痛不已。教师们和同学们个个泪流满面,哀恸万分。当吴校长宣布追悼会开始时,会场师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放声大哭,好似潜藏在内心深处的哀伤的河流,顷刻间决了堤。
整个重庆,伤痕累累,日军的空中施暴仍在继续,手段越来越残忍。终于,灾难深重的重庆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即“大隧道惨案”。
1941年6月5日下午6时许,骤雨初歇,闷热的天地间有了一丝清凉。重庆的市民们正准备趁着这丝清凉,吃了晚饭,好去纳凉。突然,空袭紧急警报声凄厉地划破长空。人们纷纷放下饭碗,携带包裹,匆匆拥向防空隧道。由于空袭来得突然,群众来不及疏散,这天进防空隧道的人特别多。隧道内拥挤不堪,两旁的板凳上坐满了人,过道上也挤得水泄不通,空气异常浊闷。晚上9点钟左右,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炮弹雨点似的落下来,刹那间爆炸声此起彼伏,防空隧道也被震得尘土飞扬。为防止百姓走出去,守护团员像以往一样把洞门关闭,并上了锁。隧道内空气流通不畅,氧气越来越稀薄。渐渐地,人们感觉呼吸越来越困难,浑身发软无力,墙壁上油灯的光芒微弱下来,耐受力差的婴儿和孩童因为缺氧不适,大声啼哭起来,成人们也烦躁不安,举止反常。随着二氧化碳的增多,油灯完全熄灭,陷入黑暗的人们更加慌乱。求生的本能,驱使人们拼命地往隧道口挤。洞门是向里打开的,人群越往洞口挤,门越是打不开。而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状况一无所知。那么狭小的空间,怎么禁得起发疯似的喊着哭着往外挤的人群,氧气消耗得更加厉害。很快,有人倒下了,被人群踩成肉饼;又有人倒下……
惊慌。狂躁。缺氧。窒息。踩踏。死亡。门依然紧闭着。惨剧就这样酿成了。
最后,守在洞口的防护团员依稀听见洞内异常的嘈杂声,连忙用斧头把已推不开的洞门劈开。
日军轰炸重庆
轰炸还在继续。飞机呼啸着从空中掠过,扔下无数的炸弹和燃烧弹,地面升腾起一股`浓烟,成了一片火海。此时此刻,洞内的人群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奋力挣扎着往外挤,只为那一口满带着硝烟气味的空气。更多的人面色涨红,双手挥舞着,身体却挪不动了。一个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折磨和挣扎,将近午夜时分,洞内凄厉的惨叫声逐渐消失,躺在地上的人们,气息奄奄,面色由红色变成紫蓝色,口角的唾沫由白变红,渗着血丝。空袭持续了将近五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时,防空大隧道内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一丝声音。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两千多条生命终结在这个聊以保命的暗无天日的隧道里。
重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黄河花园口决堤与长沙文夕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三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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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是毁灭,是破坏,同时也是建造。炸弹毁灭了无数的房屋,夺去了数万人的生命,但同时也给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上一个深痛的刺激,促使这个民族精神的再生。1941年8月1日,在重庆夏坝复旦大学校园内竖起了一块刻有“复旦师生罹难和孙寒冰墓”的石碑,碑文中写道:“呜呼,惨遭寇弹,哀同国殇,全校师生,悲愤无极,将何以益自淬砺我为文化工作之创造精神乎?抑何以益自坚强我为民族生存之战斗意志乎?是则吾辈后死者之责已。”
轰炸仍在继续。不知何时,重庆街头巷尾流传开一首民谣:“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老舍经历了大轰炸,经历了与重庆市民彻夜奔逃的灾难后,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在复活:“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地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高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声,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地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像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血与火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
“重庆炸平了,谁相信?我看见重庆像松竹样常青。在这儿寻不出半点狼狈,漫天大雾只和风在吹。林森路,长呀,跟了江水流。两路口,大呀,挤满了过路人,来这儿,只听见江水唱,船夫也唱,传唱不尽的话:‘不死的城!’日本人的飞机渐渐熄火了,重庆依旧屹立不倒。”重庆人仿佛不懂得紧张害怕,日本人根本不懂得中国人何以如此“从容不迫”。在那种生死俄顷的当儿,居然有人幽默地提出“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口号,传诵遐迩,人人听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
1944年6月2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抵渝,罗斯福总统专门委托其携带一幅精美卷轴赠予重庆人民,内书颂词,对重庆人民在大轰炸中表现出的坚毅精神极尽赞誉之辞:“我谨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向重庆市赠送这一书卷,以表达我们对英勇的重庆市男女老幼的赞美之情。在空袭的恐怖中,甚至在这种恐怖尚未为全世界所知悉的日子里,重庆市及其人民一直表现出沉着和不可征服的气概。你们的这种表现,自豪地证明了恐怖手段决不能摧折决心为自由战斗的人民的意志。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贞不渝,必将激起未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勇气。”
这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那年月,那场战争,山城重庆那随时都可能降临的看不到尽头的轰炸,和那些受残害受蹂躏朝不保夕的无辜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