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报国笔作刀
——张季鸾
1941年5月15日,苦难中的中国得到一则喜讯,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最佳新闻服务奖”。授奖方在奖状的正文中写道:“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这是世界性的荣誉,这是《大公报》,也是张季鸾人生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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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到处都活跃着《大公报》的记者。1937年12月,冬日的江南一片萧瑟,五万日军兵临南京城下,首都危在旦夕。国民政府依然梦想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和日本人“调解”,“二号人物”汪精卫认定“和平有望”,干脆赤裸裸地跳出来主和,大肆散布“战必大败”的谬论。“低调俱乐部”的会员们不再低调,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一时间,千年古都石头城,人心惶惶。
12月8日,《大公报》刊登了张季鸾主笔的社论《最低调的和战论》。张季鸾北人南相,文弱俊秀,但他的文笔却犀利独到。文中他条分缕析地写道:“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他又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寇的阴谋和恶毒:“我们首都已不幸在敌人围攻中,全国人民在此时,应当对敌人彻底认识,对祖国前途更彻底检讨一下。昨大东京电,敌外务省发言人说,欢迎第三者调解,但同时东京已准备八十万人的庆祝,预备于占领我首都之日举行。大家只就这两条简单消息看看,就可以认识敌人如何玩弄辱没中国,并可以知敌人所谓调解是什么意义。”这篇社论简短有力、干净利落、掷地有声,又入木三分。
当时,张季鸾和胡适是国内两大有名的意见领袖,张季鸾又有“国士”之称,他的话可谓“一言九鼎”。他的当头棒喝,唤醒了无数意志不坚定、目标不清晰的糊涂人,也一语道破了日本的阴谋,使国家免予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
张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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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张季鸾早就洞若观火,面对日军的步步蚕食,他始终清醒坚定。他是国内有名的知日派,最懂得日本。张季鸾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就读于帝国大学,主攻政治和历史,详细研究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思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慷慨激昂,叫嚷着与日本人开打。张季鸾却冷静理智得惊人,他出人意料地主张“缓抗日”,不轻易主战。因他清楚,中日问题并非一朝一夕所致,双方力量悬殊,不应该立即开启战端。他主张国人保持隐忍持重的态度,以发展为重,加紧备战,千方百计地拖延日军进攻中国的时间,只有不泄一时之愤,跟日本人最后清算,才能获得胜利。张季鸾的缓和情绪论调,自然遭到学生们的普遍谩骂,他们号召抵制不买《大公报》,报馆又先后被爱国者投掷炸弹四次。张季鸾本人也收到装有炸弹的邮包,但他不为所动,告诫同人们:“《大公报》绝不盲目地投人所好,即使因此关了门,也心甘情愿。”此间,他还在《大公报》发表多篇社论。书生论政,极力传播两种声音:一是正告日本不要过度逼迫中国,否则对日本不利;二是提醒国人不要埋头个人利益之争,要注意国家民族的大义。国难当头的特殊时期,张季鸾理智地选择了“明耻教战”的办报方针,他在《大公报》开设《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专栏眉题十六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所谓“明耻”,即从近现代史上了解外侮的由来,而“教战”则是向国民传授基本的军事知识,如延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编辑《军事周刊》。
随着战事深入,抗战时机成熟,张季鸾转变了,成了百折不挠的主战派。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认为“现在中国只有战斗求生的一条路,绝对绝对没有和平”,公开主张和日阀死拼,“打到日本服输认错,悔过自拔”。他坚持言论报国,以笔作刀,竭力宣传,倾情呐喊,把《大公报》完全贡献给国家。
1937年9月18日,汉口《大公报》创刊号上发表张季鸾的社论《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指出“中国早已决定,在任何情形下,断不屈服”,“牺牲必得胜利,屈服就是亡国”。他以犀利的文字,痛斥日军暴行,呼吁团结御侮。日军袭击上海时,上海少数民众依旧灯红酒绿,拥抱为欢,听爵士乐,跳狐步舞,但《大公报》的要闻版全部是关于前线抗战的专电,同时配发多篇社论、短评,文艺副刊更是从“七七事变”那天起,就披上了“战袍”,换上了“甲胄”。他要把战争推到民众眼前,唤起人民的普遍觉悟。
抗战时期,《大公报》的社论、星期评论、新闻通讯、副刊极具特色,被称为当时新闻界的“四绝”。张季鸾和他的《大公报》成了中国人的“战时精神长城”,他手中一支笔的作用发挥到了极限,《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注意人的问题》等社论,文字激扬,唱出了时代最强音。张季鸾炽烈的爱国感情和坚定的必胜信念,振奋过无数中国人的心。这时的张季鸾,一切的言论动作,都以国家为上,他放弃了报纸的独立身份,放弃了言论自由,甚至放弃了《大公报》的“家训”——“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凭国家最有效地使用。他出人意料地赞成战时新闻统制,衷心欢迎政府检查,生怕记载有误,妨碍军机。而在上海沦陷后,《大公报》旋即撤离,拒绝接受日伪的新闻检查,自行停刊。这一天《大公报》刊登了两篇社论:《暂别上海读者》和《不投降论》,“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哪一天,环境上不容许中国人在这里办中国报了,便算是我们为上海三百万同胞服务到了暂时的最后一天”。最后又说:“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有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大公报》刊登衡阳前线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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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正如张季鸾所料,南京未能免于陷落的命运,三十万中国同胞惨遭屠戮。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无比悲愤地拿起了他的笔。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他的社论《为匹夫匹妇复仇》:“我们对这些被害的同胞,不但根据中国人之立场,万分悲痛,万分愤懑,并且从人类普通之立场上不得不大声疾呼,愿全世界有正义人道观念者,起来为匹夫匹妇复仇!全世界的善良人类!不论何洲何国,何党何业,请大家都做人道的勇士,声讨这现代化装的万恶日阀!”这篇社论是当时中国报刊,也是中国人民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出的第一次愤怒的声讨,第一次庄严的控诉,第一声正义的呐喊!声震寰宇,传遍世界!
“为匹夫匹妇复仇”迅速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共同的口号,共同的行动!一篇文字胜过无数炮弹,日本侵略者恨死了这位穿长衫、被肺结核折磨得憔悴消瘦的曾经的留日学生。
向来不屑做官、寡淡金钱名誉的张季鸾,抗战期间,一改初衷,力捧蒋介石,坚定地抱持“国家中心论”。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张季鸾代笔蒋介石的文告《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文告,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四个口号。蒋介石的文稿,一般都由“文胆”陈布雷撰写。这次,蒋介石希望这篇文告感染力更强些,他找到了张季鸾。其实对蒋介石,张季鸾并不满意。十年前,他曾因“三骂蒋介石”而举国闻名。有一次,他叹息着对好友徐铸成说:“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战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当时的中国,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强敌当前,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确实需要一个能够领导全国局势的人物。他还一心希望蒋介石能从一党一派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真正成为“全民的领袖”。好的报人就是出色的政治家。张季鸾的无私无畏、雄才韬略和一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信念,都是出色的政治家所应具备的。
张季鸾一家
抗战期间,张季鸾老年得子,乐不可支,亲朋好友和党国权贵们赠送他许多贵重的金银饰物作为贺礼。推辞不得,他便集中封存。他对妻子陈孝侠说:“抗战期间,前方将士为国洒热血牺牲,后方民众死于炮火或家破人亡的不知几万家,我张某人不能为得一子而收此巨礼。”到1939年香港各界举行国庆大献金时,张季鸾慷慨解囊,把这一大包金银首饰悉数捐出。妻子想留下一两件作为纪念,也被他劝阻说服。
“忘记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为及时报道和鼓舞抗战热情,张季鸾和《大公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整个抗战期间,《大公报》为共赴国难,先后五次搬迁,天津、上海、汉口、香港、桂林等馆的资财设备全部委弃,历尽艰险,没有在日伪统治下办过一天报。《大公报》重庆李子坝报馆屡遭日机轰炸,一次炸后适逢大雨,员工们雨中露宿两夜。在渝期间,电力供应不足,工友们就用手摇推动机器印报,每天纯用人力把机器摇动几万转。敌机对重庆实行“疲劳轰炸”,报社就干脆把编辑部和印刷厂搬进防空洞,在防空洞里编报印报,一天也没有耽搁。条件如此恶劣,张季鸾却说,我们在后方的工作者绝对说不上艰苦,相比在沦陷区、在敌伪压迫下新闻界前线斗士的艰危困苦,我们只有惭愧,只有感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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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是世界动乱最烈、中国抗战至艰的一年。这一年,张季鸾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沉疴难起。8月的一天,接替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去医院看望他,并顺便讨论第二天报纸的社论。当天,正值日机对重庆连续七天的“疲劳轰炸”。王芸生忧心忡忡地说:“敌机来了,我们毫无抵抗,怎么能够安慰国人、打击敌人呢?”张季鸾沉思良久,突然兴奋地坐起来,说:“有了,文章题目就叫‘我们在割稻子’。”于是,8月19日的《大公报》有了新闻史上一篇有名的社论:“就在最近的十天晴明而敌机连连来袭之际,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之稻!”“让无聊的敌机来肆扰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这篇评论是张季鸾人生的绝唱,他用自己犀利的文字和博大深切的家国情怀对抗侵略者,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与日军战斗。
十八天后,张季鸾走了。没能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张季鸾一生的最大遗憾。临终前,他留下遗书:“今届抗战第五年,胜利在望,而余病势将不起,特重言之:并愿我全社同人,痛感时令之艰难,责任之重大,本此方针,一致奋勉,务尽全功;尤宜随时注意健康,以积极精神为国奋斗。至关于余子女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悲怀,不赘言。”
“当今大手笔,爱国真男儿”,这位“船头的瞭望者”,一生不求权、不求财,甚至也不求名,只是恪尽职守。张季鸾逝世后,远在西北的毛泽东专门给《大公报》发去唁电,称赞张季鸾“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