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过河的卒子
——胡 适
1938年7月,胡适结束在美国近十个月的“国民外交”活动,前往英法等国演讲游说支持中国抗战。20日下午,他在巴黎突然收到一封从纽约转来的急电。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危急无援中,蒋介石想利用胡适在欧美诸国的文化学术声誉,借以一新耳目,改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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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这封电报让胡适一时陷入极度的矛盾和迷惘中。
一年前,上海战事正酣,蒋介石渴望在外交上能得到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特别需要美国政府“拉兄弟一把”,决定委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民间外交。没想到,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战事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说客一个个无功而返。胡适的无动于衷和铁石心肠,急坏了他的学生傅斯年,那么大块头的一个人,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去了,为了抗日……”胡适不感动都不行,拍着傅斯年肥胖的后背安慰道:“我答应去,政府的安排属于‘战时征调’,我要无条件服从。”师生二人破涕为笑。很快,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即将血战的首都南京,急赴欧美“求援”。
走出书斋飞到美国后,“民间大使”胡适开始了他的演说求援之旅。一飞抵旧金山,简单午餐后,他便去大中华戏院发表讲演,题目是《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三天后,他又在联邦俱乐部发表题为《中国能赢吗?》的演说。到达华盛顿后,他和王正廷大使同去拜访罗斯福总统。他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中国军队能否坚持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智的眼光判断是非!”临别时,罗斯福紧紧握住胡适的手,嘱咐他不要着急,态度极为诚恳。
以非正式使节出使欧美期间,为国家办差,自然有经费开支,但胡适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从不乱花一分钱。他几乎拒绝一切娱乐活动。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他说:“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到纽约,都顾不上照应。”“国家在破败状态,我们应该自己慎重,不可让人因我们而讪笑我们这民族全无心肝。”他拒绝美国好几所大学的高薪聘请,因国难当头,他无法内心平静地在海外过舒服的日子,这样良心上过不去。他整日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他只能尽己所能,勉力奔走,为国效劳。他的演讲、游说一直持续着,到第二年7月,他已走遍美加两国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向罗斯福呈交中美友好万人签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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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蒋介石的任职电报后,胡适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痛苦的抉择中。整整一个星期,他心绪烦乱,整夜整夜地失眠。做食俸禄的驻美大使高官,那可是件承颜候色、俯仰由人的差事。胡适一向爱惜羽毛,曾许诺士林,不入政界,不愿为官。他更担心加入政府后,难免成为“政府的尾巴”,政府也失去了“诤友”。他甚至拟好了坚辞大使职位的回电。
但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热血爱国知识分子,又怎么能将清名虚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虽然此前,他创办《独立评论》,狠批蒋介石一党独裁,但在他眼中,党不能代替国家。在纠结挣扎中,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等一批好友相继来电劝说,就连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打来电报:“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直到7月26日深夜,他终于咬咬牙,狠下心来,修改电文,接受任命。电文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唯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生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同时,他又给妻子江冬秀去信,因为他的小脚女人有大智慧,一直不愿夫婿觅封侯。他推心置腹地对妻子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一了,我就仍旧教我的书去。”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胡适被“逼上梁山”,做了大使,住进美国“双橡园”大使馆官邸。
此时,中国进入了抗战最艰难危急的时刻,但蒋介石依旧咬紧牙关苦撑待变。当时,中国已经历了一年多的血战,华北、华中、华南共十三个省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三百四十多座城市沦于敌手,所有出海口通通被日军占领,中国正在大出血中走向死亡。胡适出任大使不久,武汉会战进入尾声,百万国军即将全面溃退。消息传到美国,胡适召集大使馆人员沉重而坚定地说道:“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我们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两天后,胡适等来了美国的首笔贷款——“桐油贷款”。胡适感慨良多,他再三强调: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笔钱对于中国真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
正当胡适孤注一掷,准备充当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时,突然接到了经济部长翁文灏连续发来的两封密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以持久,愿乘机与日本媾和。胡适忧心如焚,当即拟一长电,加急拍还。他根据自己原有的意图与新近观察的国际形势,斩钉截铁地指出:“和比战难百倍。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如此旗帜鲜明、措辞强硬的电文,令使馆工作人员大为惊骇,生怕大使“负责任太大”而不敢发出。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胡适一改昔日脸上谦谦温和的笑容,神色庄严地说:“这是我给翁咏霓的私电,不是使馆官电。”此电才得以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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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太平洋彼岸,胡适是最知名的中国人,是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但此时美国朝野上下依然弥漫着浓烈的孤立主义气息,不愿为中国卷入战争。以学者的身份担任驻美大使,胡适完全没有政客的深沉和韬略,而是以诚实和公开的态度,赢得彼国的理解和信任。
“行万里路,讲百次演”,刚一上任,他就“不务正业”赴各地演讲,因为在他看来,无关战事的演讲比直接的宣传更为有效。
为争取美国的支持,胡适的宣传演讲,上至总统府,下至各大学、饭店、咖啡馆和酒吧,到处皆可看到他充满激情的忙碌身影。当时,国民政府给他三万美元的宣传费用,他将此款全部奉还并解释说:“我的演说就是足够的宣传,不需要任何宣传费用。”
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发表了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的讲演。胡大使侃侃而谈:“中国决定继续其持久全面抗战的方针。因为抗战已经真正变成‘全面的’了,敌人已经被我们诱入内地了,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我们都站在有利的地位。”为让美国朝野各界了解、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他在讲演中援引了1777年冬天华盛顿统率美军在福奇山谷与殖民军鏖战的生动战例:当时士兵吃不饱,赤足在雪地上行军,冻疮流出来的脓血印在洁白的积雪上……经过四年的顽强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他说,中国此时的处境正好比华盛顿军队当年在福奇山谷的处境。他呼吁美国人站出来,阻止武器和重要军需原料继续输入日本。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真挚的情感,胡适赢得了美国听众的共鸣。
讲演后,胡适与他的康奈尔大学同学荷洛德·雷格曼律师到一位朋友家吃宵夜。其时,雷格曼兼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他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胡适忽然站起来,说胸口疼痛,脸上汗如雨下。有人递过一杯白兰地,他一饮而尽。深夜,胡适睡下后,仍大汗淋漓。第二天早晨,他罕见地推辞了上午的约会。午饭后,他抱病出席了纽约中国文化协会的活动,发表题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的三十分钟讲演。回到旅馆,急请医生检查,又做了心电图,才发现心脏的一根血管受伤了,一时梗塞,凝结成一个小血块。这是非常危险的疾病,他立即被抬进了医院。医生说,或许是昨晚的那杯白兰地救了胡适的命。
胡适这一病,住了七十多天医院。远在国内的江冬秀心疼了。她请友人发电报劝丈夫辞职养病。胡适理解妻子的好意,但他不能半途而废,他在家信中开导妻子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出院后,他继续全美演讲。渐渐地,美国百姓对中国战场,由最初的全无了解、漠不关心,渐渐转变为同情与支持。第三次当选总统的罗斯福,“胆子”似乎也大起来,他不顾孤立派的干扰,在国会咨文中毅然发出“以美国生产力甘心作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豪语,而且还有“美国供应的战争物资不必付现偿还,留待将来战后抵还即可”的建议。两个月后,正式出台《租借法案》,拨款七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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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不会有永远的朋友,永远的,或许只是利益,以及利弊权衡下的较量。
1941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密谈中国与西南太平洋的局势,为了夹击胡适,日方居然派了两位高手——野村与来栖大使,参与谈判。胡适闻讯立即上阵应战,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者展开攻势,防止他们在关键时刻做出有损于中国的举动。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决定与日本妥协,无情地把中国抛弃。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四年,“苦撑待变”几乎达到极限,若无外力介入,后果实难预料。
美国与日本的妥协,无疑将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胡适坚决请求约见赫尔,赫尔才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适看罢,极为震怒,当场提出严正抗议。危急之中,胡适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请求他出面阻止这一有害中国利益的方案,同时请求英国方面共同提出抗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采纳了胡适的建议,致电罗斯福,明确反对美国在紧要转折关头与日本妥协的利己害华的做法。丘吉尔极富政治远见地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由于英国方面与胡适的强烈反对,美国高层才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从而使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
美国人却因此而最终惹恼了日本人。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得手,美国人再也不能置身事外,终被拖进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人参战了,胡适大使的任务也“圆满”完成了。加上“太上大使”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后,处处牵制,胡适心灰意冷,萌生了去职之心。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了国民政府免去他驻美大使职务的电报,他斜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当晚10时,他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交卸完差事后,胡适提着自己的简单行李,黯然离开华盛顿官邸“双橡园”,结束了四年“过河卒子过洋来”的大使生涯。此后,他又来到纽约,过上大学教书与研究学问的寓公生活,一干就是四年。
1946年6月5日,一个炎热的夏日,胡适健步登上回国的客轮,在太平洋激荡的清风绿浪中,离开纽约回家了。在那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下午三点开船。此次留美国,凡八年八个月。别了,美国!别了,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