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死而后能生
——张自忠
1940年5月1日,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集结十余万大军,在一百多辆坦克和七十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向襄阳襄河东岸第五战区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枣宜会战打响。
张自忠苦盼许久的、证明自己不是“华北头号大汉奸”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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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从南京一路辗转来到河南道口李源屯第五十九军军部。第五十九军是张自忠一手带出来的。与老部下见面时,悲喜交加的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官兵们听到这句话后,唏嘘一片,高大魁梧的山东大汉张自忠也泪水纷飞。
张自忠之所以放出这番狠话,只因他被全国上下痛骂为“华北头号大汉奸”。他必须以死来恢复自己的名誉。
五个月前,“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由喜峰口战役中的抗战英雄,转而变成了“华北头号大汉奸”。
7月29日,北平南苑失守,第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局势非常不利。蒋介石急电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撤到保
张自忠定扼守。为让京津不遭受重大损失,必须有人留下善后。同时,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家眷和伤员,以及掩埋战场上死难官兵们的尸首,也需要有人与日本人敷衍,拖延一段时间。
撤退前,宋哲元紧急召开第二十九军高级军事会议。会上,在座的秦德纯、冯治安、石友山等六位高级将领一言不发,气氛异常悲愤凝重。因大家心知肚明:此时此刻,留在被日军占领的北平,进行善后维持,必定会被全国人民骂为汉奸!在中国,一旦被贴上“汉奸”标签,必定万劫不复,遗臭万年。
最后,张自忠站起身来,缓缓地说:“我留下。”
宋哲元深知张自忠的选择需要多大的勇气,他紧紧握住张自忠的手,说:“荩忱,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我今晚就走了,让你为难了。第二十九军现在战线过长,你设法在北平拖住日本人,为我们争取到一个礼拜的缓冲时间,待我军收缩集结之后,便可恢复有利态势。”张自忠不是不明白自己的留守意味着什么。可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有些痛苦忍不了也得忍,因为事关大局,只有忍辱才能负重。临行前,张自忠含泪对副军长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是要成汉奸了!”他的心悲痛到极点。
当晚,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随后,他带着主力部队悄悄地离开了北平,从虎口脱险。为了迷惑日本人,张自忠把留守南苑附近的部队撤回,摆出一副和谈架势,并假称宋军长已委任他为和谈全权代表。日方信以为真。
一时间,全国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于是举国声讨,口诛笔伐,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他一个美人儿。一夜之间,张自忠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唾弃,“伪市长、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高帽子,一顶顶扣在他头上;痛骂他“卖国变节”的,称他为“张逆自忠”的,不绝于耳。一些大报还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自忠“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更是酣畅淋漓地鞭挞了张自忠:“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渝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沪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文章在颂扬北方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的民族气节时,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
唾骂声如潮水般涌来,张自忠百口莫辩。
忍,本就是心上一把刀。张自忠一边与日本人周旋,一边加快了行动步伐。他秘密下令开仓放粮,帮助战乱中的百姓度过饥荒。他通过熟人和红十字会联系,秘密转移未撤出的部队,掩埋阵亡将士的尸首,分散隐蔽伤员,接济安置留在北平的军属。他千方百计地使京津免于屠城。他估算着第二十九军向目的地撤离的时间。8月7日,也就是宋哲元带队撤离后的第十天,张自忠看到延缓日军一周的计划已完成,自己留在北平已无意义,便宣布辞去一切代理职务,悄悄躲进了一家德国医院。然后,他化装成司机助手,乘坐美国人的汽车逃到天津,与家人匆匆见了一面,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打算至济南后再转道去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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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想当面向最高统帅蒋介石解释。可没想到,他刚在烟台上岸,就被武装押解到韩复榘面前。在门外,张自忠亲耳听到这位西北军旧同事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拘押济南期间,张自忠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作为军人,血洒疆场并不可怕,最最可怕的是被人误解,何况误解他的,几乎是全国人民。在被人误解的日子里,张自忠受尽痛苦熬煎。也就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频繁出现在他的笔端。
“必死而后能生”,唯死能挽回他的清誉,唯战可还他英雄本色,张自忠像一头困兽,等待着出笼捕杀,等待一腔热血洒疆场,等待向死而生。
张自忠被韩复榘派大员押解去南京候审。在韩复榘眼中,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乘坐的车次也做了详细报道,因此火车一进徐州站,许多大中学生打着白旗,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张自忠只能被推到厕所里,锁上门躲起来。他瘫倒在厕所里,号啕大哭。这件事对张自忠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在国人心中是何等不堪。
在南京,张自忠由秦德纯等陪同拜见了蒋介石。其实,蒋介石已听过冯玉祥等人的谏言:“张自忠有勇有谋,更有将帅之威严,对部下以身示范,艰劳率先,且有谦逊之美德。这样的良将苦撑华北,忍辱负重,置个人名誉于不顾,反倒被诬作汉奸,乃是天理所不容。”蒋介石没有法办张自忠,反而安慰他:“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再约你详谈。”蒋介石一番大度的表态,让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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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终于来了。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军向西溃退,日军跟踪追击,直逼南京。蒋介石批准张自忠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第五十九军军长。
重新披挂上阵执掌第五十九军,张自忠也一脚踏上了“必死而后能生”之路。此后,在西北军余脉中,第五十九军作风最硬朗,最善进攻,且从来不留后路,成为一支向死而求生的军队!每战张自忠都亲临前线督战,都必留遗嘱,他无时无地不抱着必死的决心。因他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疑为“华北特号汉奸”的人,已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他要“以死洗冤”。
徐州会战中,张自忠不计前嫌,冒死援救庞炳勋部,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六十公里,取得“临沂大捷”。武汉会战中,他以一对十,歼敌一万三千余人,击毙日军三个联队长,最终挫敌溃退,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自忠再次猛冲猛打,取得“襄东大捷”。战功赫赫,战绩卓著,张自忠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九军军长,不久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
即使军功在身,但为抗日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的念头,一直在张自忠心头盘桓不去,他内心的苦痛丝毫没有减轻,赴死的决心日益坚定。1939年夏,张自忠在重庆接受《大公报》采访时神色凝重地说:“我张自忠绝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但在老百姓心中,张自忠确实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老远。舆论仍然认为,张自忠打胜仗,不过是弥补过去做汉奸的罪过。
悲哉。张自忠无奈地承认,除非一死,否则他无法证明自己从未做过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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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宜会战打响后,张自忠一面下令襄河东岸部队分头迎敌,一面指示西岸部队做好出击准备。在动员第五十九军高层时,他号召全军官兵为国赴死:“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此时,第三十三集团军能调往河东作战的,只有第七十四师和司令部的一个手枪营,其他部队分散在各个隘口,一时难以抽调。但西渡襄河已是迫在眉睫,日军重兵压境,直扑宜昌,威胁陪都重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拦截。
其实,张自忠作为中将总司令,不管战斗如何惨烈和如何紧要,他本人都没必要亲率小股部队,到前线冒险。他却不顾部下再三劝说,非要坚持让副总司令冯治安留守,自己率区区人马渡河作战。5月6日晚,他致冯治安一函:“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一七九师、三十八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战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他做好了殒命疆场的准备。
信发毕,张自忠带兵渡河,义无反顾。张自忠平素生活简朴,从来只穿土布军装,与下级军官无异,但这一次亲临前线,他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色毛呢将服。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他们哪会明白,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5月7日拂晓前,张自忠带领手枪营和第七十四师,从宜城窑湾渡口渡过襄河,奔赴河东战场。这已是他第四次过河督战了。渡河后,张自忠陆续与各部取得联系。河东将士得知总司令亲临前线,士气大振,战斗更加有力,几乎将日军后路完全切断。11日,张自忠率部冒雨向东追歼逃敌,次日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拦腰切断,重创敌军。14日,张自忠率部与南窜之敌激战于方家集,击退日军多次进攻。然而,势在必得的日军不但没撤退,反而大量增兵。15日拂晓,张自忠仅率两千余人截击由襄阳沿汉水南下的日军,向人数多一倍半的日军冲杀十余次。日军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军队何以如此能战,于是调集五千余人南北夹击方家集,企图消灭这支劲敌,以绝后患。这天夜里,张自忠率军突出重围,将总部转移到南瓜店,以阻止日军大部队渡河西进。
16日天刚拂晓,日军突然集中上万名士兵、三十余门大炮、数十架飞机,向南瓜店及其两侧发起猛攻。张自忠所部虽英勇善战,击退敌人多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陷入重围。当天上午,日军从三面向我军总部猛扑。苏联顾问提出撤退,手下的参谋也建议他转移,避免与敌决战。张自忠却拔枪咆哮道:“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当总司令的遇到危险就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就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土坷垃?什么包围不包围,今天的事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鏖战至午时,张自忠身边仅余不到千人,但官兵士气旺盛,视死如归,与日军展开白刃战,附近山头得而复失四次。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张自忠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大炮将南瓜店轰成一片火海。这时西渡汉水或东撤大洪山,均可脱离险境。为保护总司令的安全,部下再次苦劝他退走。张自忠厉声拒绝:“我奉命截击,岂有自行退却之理?”援兵仍未赶到,而日军的三面包围圈已合拢,开始对张自忠部发起猛攻。张自忠一直疾呼督战。直至午时,他左臂中弹,但仍坚持督战。张自忠身高一米八,高大魁梧,而且身着黄呢军服,目标明显,日军用交叉火力向他射击。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今日是我报国时矣。”此时,日军发现,对方有个电台不停地在向四处发报,他们断定有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到了前线,于是通过技术手段确定电台位置,迅速集中两个师团的兵力进行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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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这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时刻。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时年四十九岁;随张自忠东渡作战的两千官兵亦全部战死。在日军战史资料《二三一联队史》中,记录了张自忠生命的最后一刻:“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目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曹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那一刻,张自忠的心解脱了,他终于不再是汉奸了,他可以瞑目了,再不会有人骂他是或曾经是“汉奸”了!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一死报国,以示清白。”张自忠成为二战期间,中国乃至盟国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张自忠阵亡殉国后,日军从他随身携带的手提箱中,翻出了“第1号伤员证章”,又从他的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上面刻着“张自忠”三个字。日军大为震惊,连忙赶制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一块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群众恭迎张自忠灵柩
5月16日深夜,奉命驰援的国军第三十八师赶到南瓜店。师长黄维纲得此噩耗,悲痛万分。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任第五十九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敌激战两昼夜,终于在陈家集寻得将军坟墓,开棺将尸骸起出抢回。
5月21日晨,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张自忠的遗体从宜城运到宜昌,停灵柩于东山寺,十万民众自发前来送殡。当日,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目睹此万人同悲的庄严肃穆之景,入侵日机居然一反常态,未投一弹,未开一枪。灵柩在宜昌换船,溯江而上,直奔重庆。从宜昌到重庆数百里,两岸处处祭奠,时时闻哭声,白日缕缕青烟,夜间点点纸火,百姓哪怕是借债,也要摆上一盘饺子或一碗面,对江中那艘灵船叩头默哀。
蒋介石等致哀思
5月28日晨,船到重庆,十万人在储奇门下设奠等候。蒋介石率军政大员,臂戴黑纱,肃立迎灵,并登灵船吊祭,市民前往者更络绎不绝。一向不甚动感情的蒋介石,此刻悲从中来,抚棺大恸,将自己的哭声汇入千万民众震天的哭声中。张自忠的老上级冯玉祥更是在其悼词中一连用了七个“我说荩忱死得好”。
延安军民获悉张自忠殉国消息的当天,《新华日报》刊发了题为《悼张自忠将军》的社论,称赞张自忠“抗战之功极大,今并以身殉国,将其最后一滴血献给了抗战,既成功又成仁,的确配称为炎黄的优秀子孙,模范的民族革命军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周恩来也称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的夫人李敏慧得到丈夫壮烈捐躯的噩耗后,异常平静地说:“自忠为国家战死疆场,我不难过。我虽是一个妇女,也应当有份。”不久,她将家事交给家人,自己绝食而死,时距丈夫牺牲仅三个月。1940年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两年后,冯玉祥在墓旁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雨台山改名为“梅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