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正义之剑
——何非光
1940年12月31日,电影《东亚之光》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映。那时,刚过去半年的“大隧道惨案”的阴影还萦绕在重庆市民心头。但那天,很多市民纷纷拥进影院。吸引市民进影院的原因,是该片主要演员均由日本战俘饰演,他们现身说法,倾诉亲身经历,传播反战思想,从而松懈侵华日军的斗志。这部影片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片长六十分钟。影片高潮迭起,结束时,伴随着剧中人物山本、高桥等高喊“中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阀”、“中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现场观众齐声应和,山城震动。《东亚之光》创造了中外战争影片史上的空前奇迹。
全面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时,这样一部电影,这样一种激情,是那个时代的特别表达。这部电影的编导正是来自台湾的何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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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时,何非光正兴致勃勃地走在他那如旭日初升的电影路上。
何非光对电影有着特别的情感,从小就喜欢看电影,长大后唯一的嗜好便是看电影。出生在台湾,不甘心当“清国奴”的何非光,人生的第一个挫折,就与日本殖民当局有关。十六岁那年,他参加了“台湾演剧会”,并在该会编排的话剧《乌暗》中扮演日本警察。《乌暗》是一部三幕台湾话剧,描述了台湾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从筹备、排练到演出,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原准备在台中“乐舞台”演出三天,但仅演出了一场,就被日本殖民警察局禁演。“台湾演剧会”被列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何非光也因此被列入“不良少年”的黑名单。
何非光
异族凌辱下的无奈和屈辱,让深具反叛天性的何非光无法忍受,他寻求民族自尊的精神渴求越来越迫切。几经周折,他只身来到上海,在一家诊所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演了一次电影拍摄,从此竟一发而不可收地走上了职业电影人的道路。随着《除夕》《恶邻》《泪痕》《体育皇后》《昏狂》等电影的上映,何非光从一个影坛新人,渐渐走进人们的视线,到《母性之光》,何非光已是小有名气的“反派小生”,报端评价他的演技“恰如其分”。1934年是何非光风光的一年,他在电影《再会吧,上海》中担任第一号男主角,与阮玲玉演对手戏。他将道貌岸然的医生演得入木三分,使得看过此片的观众无不恨透了他饰演的这个衣冠禽兽。这年,何非光二十三岁,在30年代的上海影坛,以一个衣冠楚楚、西装革履的“反派小生”形象,被大众认可,甚至喜爱。
繁华的上海滩,似一片神奇的土地,成就了许多人的淘金梦,也在不经意间成就了这个台湾年轻人的梦想。如果没有战争,他的电影梦,他的人生,都会是另一种版本。但那个狼烟遍地的年代,神州大地被一片辽阔的黑暗雾霾所笼罩,血雨腥风,战火硝烟,一群比豺狼虎豹更凶残的侵略者,蹂躏着一个民族的灵肉,把中华大地践踏成一个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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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亡时刻,更能显现人性的光辉,像每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一样,何非光的生命之火,被抗战引得熊熊燃烧起来。他以“一寸胶片,一颗炮弹”的信念投身到“梦醒救国”的电影事业中。
随着国民政府内迁,上海已无宁日,一心想在电影上有所作为的何非光也失去了用武之地。他辗转来到汉口,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行营电影股”担任演员。1938年,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开拍《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抗战影片,都需要有人饰演日本人的角色。何非光的留日经历和“反派小生”的声望,让他获得了参演机会。而何非光对日本人的短气、义气、邪气、正气、淫气等好恶习气的深刻认识,使他把角色演绎得十分到位,人物鲜活得让观众记忆犹新。何非光也由此跨入了抗战电影领域。
武汉沦陷后,何非光来到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撤销“行营电影股”,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何非光得以继续演艺工作。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日本间谍》等系列抗战影片需要能讲日语的演员,一口流利日语的何非光再次发挥所长,扮演了日本浪人、间谍、日本兵等不同类型的角色,俨然是反派角色的“专业户”。
“演而优则导”,何非光也不例外。他的编导生涯源于偶然。一次,何非光翻译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文画册时,看到一幅幅真实记录日军滔天罪行的图片,一腔悲痛的怒火烧灼得他坐立不安。他要用电影来控诉战争,控诉日本人的罪行。他觉得自己需要做点什么。写吧,写出来。于是,他编写了剧本《保家乡》,讲述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肆意施暴,中国军民与日军拼死搏斗的故事。剧本写好后,居然没有一个导演愿意接拍。何非光就自告奋勇当了导演。
何非光第一次坐上了导演的位子。悲愤出精品。何非光的处女作《保家乡》正式公映后,引起轰动,大量呈现日本侵略者残杀中国百姓的血淋淋的镜头,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和勇气。“中苏文化协会”选其为对外宣传片,送到英、法、美、比、瑞诸国放映,驻苏大使邵力子直接把拷贝带到苏联公映,并在莫斯科连映数十天,场场满座,一千多万苏联人观看此片,可谓盛况空前。英、法两国还特地将正在内地公映的两个拷贝调运到前线,专门在军民集会时公映。《保家乡》俨然成了当时英法军民的战时精神食粮。
《保家乡》一炮而红,催生了《东亚之光》的落地。
工作中的何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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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日军战俘收容所除重庆设立的博爱村,还有贵州镇远的和平村。在那里,日本反战朋友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发动了一百五十名日俘,自愿组织“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编印杂志《和平先锋》《东亚先锋》,并演出反战剧目,演唱反战歌曲。1940年初,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率工作队到重庆演出反战的舞台剧《三兄弟》,主要成员是已觉悟的战俘。
凭着专业的敏锐,何非光隐隐觉得这是个顶好的素材,更是难得的机会。他建议中国电影制片厂邀请战俘演员们座谈,让每个人讲述走上战场的亲身经历,他亲自担任翻译。日本战俘座谈会后,何非光听参会的刘犁说:“倘若可能,将这群俘虏亲口讲的故事,拍成电影,一定很有说服力,对抗战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何非光觉得这和他先前隐约的灵感不谋而合。战俘们各自不同的性格;在日本军阀的欺骗和压迫下来华屠杀我无辜同胞的经历;被我前方英勇战士所俘虏,而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陶冶下,怎样由极残忍、极顽固的日本侵略者刽子手,转变为正义的信徒、反侵略的战士。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编成一部电影,再聘请这些俘虏来扮演本人的角色,现身说法……何非光被自己的想法振奋了。鹿地亘也告诉他,三百年来,世界各地有战争,也就会有俘虏。如果能让这些俘虏拿着武器演戏,拍成电影,那将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其宣传和感染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席话更加坚定了何非光以战俘作为拍摄电影的题材的信念。他绞尽脑汁,足足奋战了八个昼夜,一个以被感化了的日本俘虏为主题的电影剧本《东亚之光》便放在了剧本审查委员会委员们的面前。那是战俘良心的供状和正义的呼吁,让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十分动容。
《东亚之光》讲述的是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后,高桥、中村等青年被征召从军。临行前,乡亲为他们缝制“千人针”作为护身符。他们乘军舰进入长江途中,山本大尉对新兵训话,诋毁中国军队无作战能力,又污蔑中国人民愚昧,要求新兵绝不能做俘虏。这时,几艘运送伤兵和骨灰的日舰从一旁驶过,新兵见状心情沉重。接着,日舰又遭到中国战机轰炸。数日后,这批新兵遭中国游击队伏击,高桥、中村、山本大尉等都被俘,解送重庆的战俘收容所博爱村。高桥有感于中国政府的宽大和中国百姓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渐渐觉悟,开始参加排演收容所举办的反战话剧《东亚之光》。在博爱村受监禁期间,山本大尉与已被感化的胞弟次郎不期而遇,但他认为兄弟同在俘虏收容所相遇是皇军的耻辱。后来中村伤重濒危,弥留之际托山本大尉将来回国后转告家人:“千人针”并未应验。山本大尉闻言,深有感触,并渐渐认识到谁才是真正的敌人,什么才是真正的“东亚之光”。一次,在中国妇女工作队为前方将士征集冬衣的公演活动中,博爱村的战俘也参加演出。当演到日军官兵思念家乡亲人时,山本大尉突然“假戏真做”,向饰演日本军官的演员挥拳。演出结束,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山本大尉颇为感动。不久,在良知与正义的驱使下,山本便与高桥等其他战俘毅然踏上奔赴前线宣传反战的征途……
剧情虽不复杂曲折,却真实可信,极富感染力。剧本顺利通过审查,由战俘参演的构想也获得厂长郑用之的认可。难的是让战俘来演戏是否可行,如何才能不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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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工作在一片“不可能”的质疑声中进行。拍摄前期面临的首个困难,就是战俘问题。要战俘心甘情愿地投向俘虏国的工作,危险性太大。一时间,质疑声哗然。这倒激起了何非光的好胜之心。何非光决定住进战俘收容所,与战俘零距离接触,了解他们心里的真实感受,并从中挑选适合演出的战俘。三十八天同吃同住同劳动下来,他完成了前期工作的三个步骤:联络俘虏的感情、充实剧本的内容、测验俘虏的品行,还带走十八名“思想可靠、品性可保”的主要角色,安置在制片厂内的宿舍。他们与著名演员秦怡、陈天国等同住一栋楼,除日常工作外,还可与其他人同样自由出入。
1940年2月初,《东亚之光》正式摄制。为宣传造势,开拍几天后便举办了一次大型的游行活动。2月8日,农历大年初一,全体演员以剧中人物的装扮进行游行、献金,以宣传剧中主要角色。日本战俘则装备全套日本军服、步枪和马刀,一起参与游行。这些装备是专门作电影服装道具的战利品,步枪上虽没子弹,但是枪头上闪光的刺刀,却可以直接杀人。万一出事情怎么办?直到游行结束,何非光悬着的心才放下,他发现冷汗已湿透了衬衫。
拍摄中也是困难重重。《东亚之光》的拍摄激怒了日军,他们百般阻挠影片的摄制,派出了二十七架轰炸机,瞄准中国电影制片厂轰炸,将正在建设的摄影棚及摄影器材完全炸毁,两名布景工人被炸死。拍摄无法进行,只好将战俘退回收容所。再次开拍时,饰演主角山本大尉的战俘山本熏暴死,检查发现,其喉管呈急性条状溃烂,状如中毒,大家猜测是日本特务所为。
何非光十分重视体现影片的真实性,他深知真实性是这部影片的生命,他选择在重庆博爱村战俘收容所进行实景拍摄。为了达到完全逼真的效果,他有意保留了大量日语对白,服装和道具未做任何加工。片中,他用一个很有特色的长镜头,来展现这种“真实性”:由横向推移转为纵向推移,拍的是俘虏宿舍内景,把宽敞的设有一排排整洁床位的宿舍及活动其中的战俘身影都展示在观众面前,视觉效果非常好。何非光解释这样处理的原因:“当时很多人,尤其是国际上,不相信中国会俘虏这么多日本兵;日本舆论也说是中国的夸大宣传。所以我要拍一个完整的全景,来证明它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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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元旦前夕,历经八个月摄制的《东亚之光》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隆重首映,盛况空前。第二天,《新华日报》作了详细报道并发表短评《伟大的爱》,将《东亚之光》喻为“一柄正义之剑”。3月初,唯一大戏院独家连续上映一星期,抗建堂剧场也不甘落后,赶紧上映。自开拍后发生一个个“事件”的《东亚之光》,无疑产生了极为轰动的效应,这是抗战期间任何其他电影所无法比拟的,令充满好奇的民众观影兴趣大增,票房因此遥遥领先。而何非光创造的独特纪实效果,在当时都属史无前例,堪与五年后问世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巨作《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媲美。
电影《东亚之光》海报
这年的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在香港专演洋片的利舞台也上映了《东亚之光》。日军占领香港后,观片的日军军官们气得暴跳如雷,甚至有人跃上舞台,拔出军刀把银幕劈成碎片。当时,何非光也在香港,得知日军的激烈反应后,他与女友朱家卫连忙化装成夫妻逃离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