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商人的外交
——陈光甫
1938年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安庆登陆,武汉会战打响。此时整个中国国困人乏,资金严重短缺,军需物资急需补充,外交上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为获得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国民政府高层反复权衡后,决定以中美关系为突破口,因为美国资本雄厚,日本在中国的不断侵略和扩张势力,影响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让他们心有隐痛和不安。美方慎重考虑后决定设法援华,请中国政府指派代表团赴美磋商。而在谈判人选问题上,中美双方一致认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是最佳人选。
这一切都因陈光甫杰出的外交才能和坚守诚信的品格,给美国政府要员,尤其是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留下了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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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学成回国后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最初的“小小银行”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陈光甫也一跃成为“江浙财团”的首脑人物,更被美国金融界称为“中国的摩根”。特别是中美《白银协定》的顺利签订,陈光甫以诚信和干练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和信赖。
那是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发行法币替代市场上流通的白银,但法币推行成功与否,要看国民政府有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当时,美国是白银的最大买主,陈光甫被派遣赴美磋商,他百般斡旋,终于打消美国人的顾虑,美方最终同意收购七千万盎司白银,并另接受五千万盎司作为抵押贷款,银价参照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的协定方式确定。《白银协定》在“七七事变”前,起到了稳定法币信用的作用,且在战时为国民政府储备了相当的财力。
陈光甫
陈光甫深知求助于人的种种难处,赴美借款,他推托再三,但蒋介石亲自督促,陈光甫不得不临危受命,与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新六一起赴美求援。谁知出师不利,先折损大将。这年的8月24日,徐新六和交通银行总行董事长胡笔江从香港搭乘“桂林”号民航班机飞往重庆领受命令。由于戴笠部下、军统南京区女情报员陈素贞被捕叛变,这一绝密情报被日本间谍侦悉。日军误以为这是孙科座机,随即出动六架歼击机,在广东中山海面上空击落“桂林”号,徐新六、胡笔江连同十六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并没有吓退陈光甫,为确保人身安全,9月9日,陈光甫一行三人乘美国专机自香港启程。为避免走漏消息,陈光甫一行人沿途住宿美军招待所,并由美国特工人员专门保护,行动十分隐秘。十天后,陈光甫等顺利抵达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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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甫以商人身份参与外交,他的美国之行并非坦途,借款受到多方掣肘。他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奉命之初,病体未复,极感责任重大:美国孤立主义及姑息分子活跃,如何避重就轻?我国求援之切与希望之大,如何达成使命?加以战局正急,未来变化未可预测,我财政当局对牵涉借款之种种问题一时未能拟具明确方案。”当时美日矛盾尚不突出,美国国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商界则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本政府。军界对中国漠不关心,以致连一张完备的中国地图都没有。陈光甫这样描述最初求援的处境:“整个美国国务院内暮气沉沉,只以保全个人地位为目标,其他概非所计,欲求其出力援华,殆如登天之难,能不从中阻挠已属万幸矣。特别是当时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贺伯克,此君老气横秋,以一动不如一静为妙策,彼对(胡)适之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为了借钱到处看别人的脸色,陈光甫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悲凉与痛苦。
谈判果然异常艰难,但陈光甫没有放弃,最后,他打出自己手中的“最后王牌”——以桐油为抵押贷款。与孔祥熙等人的看法不同,陈光甫以商人的敏锐意识到美国政治贷款的可能性极小。在赴美前,他对国内可做贷款抵押的产品作了详细研究,最终选定桐油。桐油是美国军需物资,反对援华抗日的孤立分子也找不到借口从中作梗,更重要的是桐油属中国当时最大的出口品,全国桐油年产量约十一万吨,其中八万吨在自由区,因而可以争取到较多贷款。在谈判过程中,陈光甫积极主动,详细提出有关桐油收购管理、定价运输等意见及运油出口路线。幸运的是这年年底,千百万云南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躯筑成的抗战“血线”——滇缅公路完工,使美国人确信有可靠的运输路线。功夫不负有心人,武汉失陷当晚,美国人终于同意向中国发放贷款二千五百万美元。胡适大使再三强调这是值得纪念的一个夜晚:“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笔钱,对于中国真有救命及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美国财政部同意向中国借款时,美国国务院却担心日本会指责“对中国借款违反中立立场”,因此提出中美桐油借款不得违反《中美商约》和《九国公约》中的限制条款,即不得直接向中国政府贷款和不得用贷款购置军火与装备等。经验丰富的陈光甫见招拆招,灵活机动地提出由中方在中国国内组织“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收购桐油;同时在美国纽约注册一家“世界贸易公司”,负责在美销售桐油与购买货物。然后,由“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合同。这样一来,贷款从表面上看完全成为美国商业机构与美国银行间的业务关系。摩根索对陈光甫的斡旋十分满意,针对日本外务省的反对,他振振有词地宣布:“这是商业而不是外交。”
借款终获成功,陈光甫打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援华的大门。1939年2月8日,陈光甫以“世界贸易公司”董事长的身份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虽然贷款数额不大,利息也不低,但意义重大,它开美国援华之先河,并创立了以民间商业形式为掩护的援助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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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油借款”虽然成功,但贷款额度远不及中国所需,国民政府让陈光甫继续在美洽谈贷款,指示他设法再争取一笔更大的贷款。于是,陈光甫又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游说各方,履行使命。随着美日交恶渐深,加上欧战爆发,陈光甫觉察到美国急需锡等战略物资。除了国际形势及美国国会因素的限制,争取这次借款的另一障碍是中国国内的干扰。汪精卫伪政府在日本授意下竭力破坏桐油运输线,滇越铁路也因南方失守而被迫中断,致使桐油运输更加困难。另外,中国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在美国有数亿美元的私人存款,致使许多美国人责问:“为何不动用这笔款项,竟向美国求贷?”面对种种不利因素,陈光甫与胡适一起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华盛顿与纽约之间,但求援努力却总不见成效。为了打破僵局,陈光甫决心孤注一掷。1939年12月6日,陈光甫再赴华盛顿拜访摩根索,他推心置腹地对老朋友说:“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定宁死不降、抗战到底,时下中国已到了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还深入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国际局势变化飞快,如果日本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美国的处境也会更加困难。摩根索听后颇为动容,答应尽力设法帮助。随后,陈光甫告知老友:今天是自己的五十九岁生日,如能够得到财长的允诺,实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礼物。摩根索深为陈光甫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当即亲自为他预订了回纽约的机票,让他回去过一个安稳的生日,并答应亲自处理贷款事宜。在得知陈光甫尚未与联邦贷款署琼斯商谈后,摩根索又主动表示将亲自与琼斯商谈此事。
摩根索的两项许诺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陈光甫趁热打铁,他建议胡适拜见美国总统罗斯福,让美国给予中国以滇锡为抵押的贷款。终于,罗斯福开了“金口”:“尽可能帮中国的忙,但须不落任何痕迹。”“滇锡贷款”谈判大门被打开了,经过多番讨价还价,中美达成两千万美元的滇锡商业贷款。
“滇锡贷款”增强了中国抗日的力量,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特意专电赞誉:“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国际间无慈善,弱国之使,求人借钱,陈光甫付出了人格和尊严的代价。他不无悲凉地在日记中写道:“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为纪念两人在美“忍辱负重”的求援日子,胡适特意在送给陈光甫的照片上,写下了一首有名的打油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后来,胡适还特意致电蒋介石推荐陈光甫:“弟默察光甫诸人在美所建立之采购输运机构,真能弊绝风清,得美国朝野敬从。不但在抗战期间对国家取得外人信用,亦可以为将来中美贸易树立久远基础。”
陈光甫不辱使命,谈成两笔贷款后,得知国内的桐油、锡矿的管理和运输状况改进甚少,他担心会因此影响中国的信誉,决定回国亲自管理两项贷款的善后工作。他拒绝了出任贸易部部长的肥缺,甚至不顾日机轰炸的危险,亲自前往滇缅公路考察全线的运输情形。在他的全力督办下,“桐油贷款”提前两年全部还清。为此,美国舆论认为这是“世界战时国际债史上所罕见”。因陈光甫经手的贷款都能按协议如期甚至提前归还,他在美国的声望迅速提高。此后,援华制日倾向逐步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主流。
1941年2月,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来到重庆,他当众批评中国政府要员的贪腐:“中国正在进行艰苦的抗战,美国援助的美金也是美国纳税人节省出来的,可是一些中国要人的子女逃避兵役,拿父辈贪污来的美金,在华盛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可他却当着蒋介石的面夸奖陈光甫,称他为“中国优秀的金融家”。当年8月,美国、英国与中国联合成立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会,美中一致要求陈光甫担任基金会主任委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抓住战争初期盟军节节败退,而中国抗战一花独放的有利时机,促使美国依照中国的条件,无偿提供五亿美元的财政贷款。一下子得到五亿美元“赠款”,中国政府不仅仅得到及时的经济援助,更是一次对美外交的重大胜利。陈光甫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