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亡国奴的博士
——龚祖同
1939年的冬天,中国年轻的光学专家龚祖同在上海被日伪特务抓捕。昆明光学仪器厂紧急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戴笠得知后即命军统上海站全力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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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后,海外学子纷纷辍学归国,他们中断学业,从世界各地回到祖国的怀抱,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留日学生首先行动起来,他们身处敌邦,立即响应政府“撤离敌国回国参战”的号召,到10月下旬,六千余名留日学生几乎全部回国。留学欧美的学生也纷纷回国,共赴国难,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抗战前,中国在欧美各国的留学生共约四千人,到抗战爆发第二年的5月,回国者几乎占了总人数的一半。剑桥大学世界数论研究中心的华罗庚和物理学博士张文裕、汉堡大学的博士陈省身、苏黎世大学的博士王恒生等一批精英,都在其列。
1938年10月,有“东方雪莱”之称的王礼锡和妻子陆晶清决定回国参加抗战。英国友人得知王礼锡夫妇即将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为他俩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宴会。王礼锡在宴会上满怀革命激情地朗诵了自己告别伦敦的诗作《再会,英国的朋友们》:我要归去了/回到我的祖国——他在新生/现在血海中/正崛起一座新的长城/他不仅是国家的屏障/更要屏障正义与和平/我去了/我去加一滴赤血/加一颗火热的心/不是长城缺不了我/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王礼锡要为了祖国的新生,奉献他的“一滴赤血”。
这是近代留学史上继辛亥革命后,第二次大规模的留学生归国潮。
万里辍学赴国难。如此大规模的留学生归国,固然有留日学生不堪迫害,悲愤返归,欧美留学生经济来源中断,国民政府教育部勒令回国等因素,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共赴国难的使命感,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很多人放弃优厚条件,甚至抛妻别子,回到战乱的祖国艰苦创业。他们说:“为了祖国母亲的强大和安全,我们甘愿做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有用的傻子。”黄子卿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抗战爆发后决意回国。他的导师苦劝他,你的国家像一艘破船,随时都会沉没。黄子卿坚定地回答,我愿意和我的祖国一同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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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一大部分归国学生,当初就是为了抵御外侮而出国留学的,比如龚祖同。
龚祖同
龚祖同出身于上海市川沙县一个小学教师家庭。幼年随父亲上小学,常过黄浦江,他看到满江都是悬挂外国国旗的轮船,心里非常难过。黄浦江上的轮船能飘扬着中国国旗,成了他幼小心灵里的梦想,科学救国、实业兴国的种子从此深深埋下了。1917年,龚祖同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被录取的一百多人中名列第六。入学以后,他勤奋攻读。但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年父亲意外去世,家境日益窘迫,他学习更加努力,晚上十点熄灯后常秉烛苦读。因龚祖同心里清楚,他的家庭一无显贵亲友,二无帮派背景,要想谋取一个工资较高的职业,只有升学,报考大学才是唯一出路。龚祖同的发愤苦读有了回报,他被清华大学录取了。接到通知书那天,龚祖同抱头大哭,他考入了梦想中的大学,但却读不起。当时,在清华上学估计每年需花二百余元银圆,他的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好在,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小脚母亲,这个寡居的中年女人狠狠地拍了儿子一巴掌,说:“不要哭哭啼啼的,要像个男人一样挺起腰杆来。我把家里的地押出去。”龚祖同带着母亲以土地作抵押向亲戚借贷来的学费,怀着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进入了清华大学。他奋发攻读,四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接着又进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实验核物理先驱赵忠尧,研究伴随硬γ射线反常吸收的二次γ辐射。
应用光学在军事上极其重要。20世纪30年代,世界上各强国都已建立起完善的光学工业体系,能够自行设计和生产各类军用光学器材,连长期保持中立的瑞士也凭借其精密的制造加工工艺,在世界光学市场上稳占一席之地。可在中国,应用光学领域却是一片空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战争的乌云笼罩华北。抗日战场上对应用光学的需求更加迫切。当时,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军队装备制式化改革。由于国家工业条件不足,军火大半仰赖外购,来源分散,制式不统一。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改进武器生产迫在眉睫。为配合装备制式化,国民政府先后耗资二百五十多万元国币,从德国蔡司工厂购入大批军用光学器材。但由于保管和使用不当,购入的器材因霉雾等原因造成无法使用的情况较为突出,而国内又无法对购入的器材进行维修和保养,只能返回原厂维修,不仅要花费大量外汇,修理周期也特别长,对军队战斗力影响很大。于是,光学器材的自修自造成了当时亟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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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留美公费考试,恰好有一名应用光学名额,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教授的建议下,龚祖同报考了这个专业。这一年盛夏,龚祖同怀着填补学术空白、为祖国国防做贡献的愿望,经西伯利亚去德国柏林技术大学(现称柏林工业大学)研究应用光学。
在柏林技术大学深造期间,龚祖同学习异常刻苦,两年后毕业,获“优秀毕业生”和“特准工程师”的称号。同时,他在兵工署精确研究室主任周自新的帮助下,谋求到去德国亨索尔茨厂实习半年的大好机会。龚祖同进入该厂学习透镜和棱镜的加工技术,并考察光学加工及光学玻璃生产情况。此后,他又在柏林技术大学攻读工程博士学位,师随应用光学专家威德特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光学系统高级球差的研究》。到1937年底,龚祖同已完成论文写作。但因抗日战争爆发,国内急需军用光学仪器,龚祖同不顾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放弃论文答辩,匆匆赶着回国。导师劝导他:“你的博士论文很有创建性,你留在这里工作,一定大有前途。再者,你是受过高等教育颇有才智的光学科学青年,如果在战争中牺牲了,岂不可惜?”龚祖同却宽慰导师说:“我是中国人,我不能眼看着祖国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蹂躏。现在正是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宁肯做独立国的平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博士。”
龚祖同一心一意要回国,创办一家光学工厂,制造军队抗战使用的光学仪器。但当时国内光学水平只有磨制眼镜片的技术,根本没有精密光学技术工人。回国后,龚祖同立即投入筹建昆明兵工署二十二厂,也称昆明光学仪器厂,担任设计专员,他决心尽快制造出双目军用望远镜。当时,中国没有国产光学玻璃,只能先从法国、英国、德国进口。进口后的光学玻璃按照设计要求精密地加工出来,其精度要求须达到微米量级(一个牛顿环相当于半波长,就是0.25微米),这种以牛顿环计算的精度,绝非磨制眼镜片的精度可比拟。龚祖同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培训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他在昆明光学仪器厂招收了一批徒工,建立了光学车间,亲自上课培训,并通过技术员加以辅导。不到半年时间,大部分徒工都基本上能独立工作,并帮助新徒工。当时,日寇频频空袭昆明,龚祖同带领全厂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试制“6×30”(即放大倍率六倍,物镜直径三十毫米)双筒军用望远镜,每每加班到深夜。“前方抗战,后方生产”,军民一心,共谋抗战大业。
中正式望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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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冬天,正当龚祖同在昆明忘我地研究军用望远镜时,他的母亲在上海病逝了,龚祖同急忙回到上海安葬母亲。料理完慈母的后事后,与同学聚会时,他谈起了在德国威德特教授指导下设计的“6×30”双筒军用望远镜的事情。原来,他想利用上海工业较发达的条件,小规模地试制光学玻璃。一帮同学个个都是热血青年,他们鼓动龚祖同尽快在上海研制出军用望远镜,为抗战出一份力。但龚祖同却苦笑着说,自己手头上节省下来的钱只有四百英镑,连买材料都不够。同学们便纷纷慷慨解囊。龚祖同终于得以在上海一家小弄堂里,偷偷地开始小规模试制光学玻璃。
此时,日伪政权的特务机构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为了加强对上海的控制,炮制了一张黑名单,上面包括一百多名上海教育工作者、作家、出版商、记者、金融家、企业家、法学家。这一时期,上海不少头面人物在街头遭到伏击或枪杀,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和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等人都不幸遇难。上海沦为“孤岛”后,刘湛恩积极从事抗日活动,担任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并领导成立了国际友谊社,向各国政府及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立场,被上海租界内的人士称为“在野的外交官”。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便是由滞留在南京城内的西方传教士拍摄后带出,辗转交给刘湛恩保存并公布的。中华民国维新傀儡政府成立后,想拉拢刘湛恩出任教育部长,遭其拒绝。日伪怀恨在心,在刘湛恩送儿子上学的路上,将其暗杀。就在龚祖同来上海奔丧的前两个月,曾判处杀害刘湛恩凶手死刑的法学家郁华,也在自家门口被汪伪特务狙击而死。此时,日伪特务机关的疯狂达到顶峰,他们对“行为怪异”的人和事都要统统严加盘查。
龚祖同在上海购买设备和材料,自然引起了七十六号日伪特务的注意。很快,他被日本特务跟踪了。经过一番细致调查,他们发现龚祖同是德国留学归来的光学专家,立即向日军特高课汇报。此事引起了日本人的高度重视,他们计划把这位年轻的光学专家送往日本为天皇效力。七十六号特务以“跟内地勾结,购买军火”的罪名,将龚祖同和他的同学以及帮其购买设备的老板一同逮捕。所幸,军统上海站在锄奸行动中,了解到日本人的计划。昆明光学仪器厂也将此事紧急报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统头子戴笠得知后,立即命令军统上海站全力营救龚祖同。正在上海锄奸的陈恭澍组织人员大力营救,他们一边以刺杀法官家人相威胁,一边又买通狱警,叫龚祖同以学生名义喊冤,以“取保候审、不得外出”的名义出狱。后来,军统又想方设法瞒过日本人,将龚祖同乔装打扮一番后,帮他逃出了上海。
虎口脱险后,龚祖同回到昆明。他克服了种种困难,用了半年时间最终制造出了中国第一批军用双筒望远镜,后来又研究出了机枪瞄准镜。到抗战胜利,五十一厂和二十二厂合并的五十三厂共生产“6×30”双筒军用望远镜一万一千二百五十架、八十厘米测远镜三百九十二架、勃朗宁式迫击炮二千六百零八架,等等。龚祖同,这个志向高远的读书人以自己的智慧、技能和一腔报国热血,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打击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