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绝的薪火
——梅贻琦
1938年4月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师生们一路辗转,陆续抵达昆明。5月4日,正式上课,学校也由当时的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从此,在日军“轰隆隆”的炸弹声中,读书声依旧琅琅。在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年代里,中国学子谱写了一段弦歌不辍的不朽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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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赓续文脉十万火急。日本人一直将消灭中华文化作为战略目标之一,企图用大东亚文化代替中国文化。在天津,日军飞机轰炸长达四个小时,其中重点之一就是南开大学。占领天津后,日军再次对学校进行焚烧。为保留中华民族读书的种子,一百一十四所大专院校中有七十七所纷纷迁往内陆。
1937年11月1日,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千六百多名师生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当天,为了满足学生们的要求,校方邀请了张治中、张季鸾、白崇禧、陈诚、陈独秀、徐特立等一批社会名流来校演讲。其中,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的两场演讲,观点针锋相对,在师生中反响较大。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青年学生是放下书本上战场,还是转移到后方继续读书,成了摆在学生们面前的一道两难选择题。当天的演讲会上,张治中一开始就劈头大骂:“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什么?”张治中认为:教育应完全服务于抗战,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立即停办。但陈诚的观点完全相反,他直接批驳张治中等的战时非常教育“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认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面临存亡断续的关头,则更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他极力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喻为国宝,鼓励青年学生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在他看来,十年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青年学生的手里。最后,陈诚还对准备投笔从戎的学生殷切劝说,希望他们打消参军的念头:“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士兵,但最缺乏的是有知识的人,而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倘若国之大器都化为炮灰,那么将来的形势就会非常严峻。”
最终,蒋介石为两人的论战做出“裁决”:战时需作平时看。蒋介石接纳了胡适的建议,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他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中国政府毅然摒弃了战时非常教育的实用主义短视主张,将眼光投向了战后国家的复兴和重建。第二年,国民政府决定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当时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时期,教育经费仅次于军费,列第二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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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仅一月余,南京陷落,随之武汉告急。为避免损失,学校决定再将临时大学迁至处于大后方交通相对便利的昆明。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放寒假时,即通知全校师生分三路赶赴昆明。最艰苦的一路就是湘黔滇步行团,三百三十六名师生徒步经过湖南湘西进入贵州,最后抵达昆明,师生们走了六十八天,用双脚横跨了三省近三千公里,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长征。闻一多教授舍易求难,参加了步行团,临时大学的学生十分疑惑,有学生就此问闻一多:“闻先生,你大可照学校的规定坐车、乘船经广州、香港,再经越南舒舒服服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闻一多淡然回答:“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后来,冯友兰教授作词的西南联大校歌就是这悲壮迁徙的明证:“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三路师生陆续抵达昆明后,5月4日,正式上课,学校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同主持校务。西南联大分理、工、文、法、师范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学生总数三千人,规模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其间,蒋、张二常委先后去重庆中枢任职,梅贻琦则始终坚守校内,校务完全倚赖他主持,师生们都亲切地称他“梅常委”。
西南联大艰苦的条件难以想象,一间宿舍挤四十多名学生,住的是茅草房子宿舍,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雨已息,里面犹在滴。吃的是“八宝饭”,稻谷多红色,且经常是发霉的,还有老鼠屎。更可怕的是日军飞机经常空袭投弹,八年间,昆明共发出警报二百三十二次,日军飞机入侵昆明上空一百四十二次,一共投下三千多枚炸弹,炸死炸伤民众四千多人。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全校师生激情不减,弦歌不辍,和着茅舍书声的,有风声雨声,更有枪炮声。但读书声在,文化在,青年人在,希望就在,国家就在。他们发出知识报国、救亡图存的铮铮誓言。图书馆前排队的学生人山人海,而在昏暗的灯光下,却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自习景象,书籍依然温暖着他们,鼓舞着他们。林语堂当年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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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跟西南联大师生有一个“艰苦卓绝”的梅贻琦常委不无关系。
相对于能言善道的大学教授,梅贻琦可谓寡言少语,被人誉为“寡言君子”。在执掌清华时,他一直坚持“吾从众”的态度。偶尔发言,很少斩钉截铁,清华的学生曾作打油诗来模仿
梅贻琦他说话的语气:“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执掌西南联大后,梅贻琦在处事方法上一反惯例,变得异常果断。一贯低调的梅贻琦说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西南联大时期,战火硝烟弥漫,梅贻琦毅然带领广大师生,靠着一股艰苦卓绝的精神,安心耕耘一片心灵的净土。当西南联大“船长”确实难。这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清华、南开本有“通家之好”,关系一直融洽,但是要让一直以“最高学府”自居的北大没意见,则不是一件容易事。而梅贻琦却能在八年时间内,创造出西南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关键的奥妙在于梅常委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更没有他自己,对校内纷争、学术异见,皆本着“兼容并包”的精神予以对待。为度危艰,清华教师组织“清华服务社”,知识分子发挥自身优势生产自救、服务抗战和社会,取得微薄报酬,以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梅贻琦将服务社所获利润,让西南联大全体同人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薪酬。
“人到无贪品自高,事能知足心常泰”,这是梅贻琦喜爱的楹联。联大时期,梅贻琦以身作则,带头勤俭节约,他用废纸起草公函,不用学校配给他的汽车。一次,梅贻琦在成都办完事后,准备转重庆回昆明,他联系买好飞机票后,恰好又得到搭乘邮政汽车回昆明的机会,虽然邮车比飞机晚到一天,但可以为公家节约二百多元钱,于是他毅然退掉飞机票。他家中常吃的是白米饭拌辣椒,偶尔有一盆菠菜豆腐汤算是一家人改善生活。教育部发给联大学生补助金,梅贻琦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但他从不让子女领取补助金,而把机会留给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长此以往,他的家庭生活日渐拮据,时常难以为继。一次,家里要招待客人,又实在没钱,夫人韩咏华便跑到大街上,摆起了地摊,把孩子不穿的衣服卖掉,站了一个上午,卖了十元,总算勉强把这顿饭备上了。为维持生计,供养四个孩子上学,梅夫人联系潘光旦、袁复礼两位教授的夫人一起做糕点,拿出去卖。她们还将新做的糕点命名为“定胜糕”,以此表明她们苦中求乐的坚定信念。
梅贻琦始终秉持“通才为大,专家次之”的教育理念,奉行教授治校,他始终把教授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置于辅助的地位。对此,梅贻琦曾十分形象地做过一个比喻。1940年9月,清华校友会在昆明为梅贻琦举行公祝会。席间,他形象地把自己比喻为京戏里演“王帽”(饰演皇帝)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官武将,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决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场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由此可见,谦逊又何尝不是一种底气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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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楼,只有土坯墙,大师却灿若星河;食不果腹,空袭频频,依旧能著作等身。这是西南联大创造的奇迹。西南联大庆祝建校四周年时,国内外大学纷纷发来贺词,牛津大学的贺词是:“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就是在西南联大时期,钱穆蜗居在昆明宜良县城的一座寺庙里,根据旧讲义完成了著名的《国史大纲》;吴宓以课堂讲稿为基础,用英文写出了《世界文学史大纲》;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的《论道》问世,冯友兰的《新理学》杀青。虽然物质条件极度贫苦,但在精神上,师生们又是极其自由舒展的。华罗庚在牛津做研究,1938年回国,在昆明条件极差,住的是一个农户牛棚的上层。后来,闻一多邀请华罗庚一起住,闻一多一家八口人,华罗庚一家六口人,中间用一个布帘隔开。就是在如此不堪的陋室,华罗庚先生还写出了他的经典性代表作《堆垒素数论》。
西南联大经济系、商学系教授合影
总是“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可是不见得”的“好好先生”梅贻琦,治校却绝不敷衍。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儿子想不考试进入学校读书,被梅贻琦断然拒绝。入学严格,毕业更严。西南联大注册学生八千名,毕业的不到三千八百名。其中有战时的复杂原因,但是也有很多是不合格不予毕业的。
抗战期间,不仅昆明的西南联大是中国希望的明灯,在重庆北碚有南京中央大学,在四川乐山有武汉大学,在贵州湄潭有浙江大学,在宜宾李庄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风雨飘摇的中国,仍然有一支支短笛,穿过纷纷乱雨,在乱世的荒郊清脆响起。台湾作家齐邦媛的作品《巨流河》中描述道,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战事紧迫,随时可能撤离,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校长说不到最后一天弦歌不辍,第二天朱光潜先生继续讲他的诗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炮火能炸平山川,炸不毁离离原上草;炸弹能炸塌城市屋宇,炸坏家园庄稼,却炸不毁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意志。在战火纷飞中,中国教育却迎来一次大飞跃和大发展,大学数量由战前的一百零八所增至1945年的一百四十一所,在校教师数量增加了近一半,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中国的文化不仅没有被灭亡,而且更加兴盛。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