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国同生共死的台湾义勇队
——李友邦
1938年初夏,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突然下令,以“关怀”台胞的名义,将散居在闽南沿海的近六百名台胞,强行迁往闽北崇安县武夷山区,强制在“台民垦殖所”劳动,并连带建了一个“台童教养所”,把儿童也集中看管起来。其实在“七七事变”前夕,日本人就强迫大陆台胞返台,但遭到绝大多数台胞的强烈抵制。他们宁愿在他乡漂泊,也不愿回故乡受日本人的压迫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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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安成了这些台湾子民的伤心地,他们在台湾受日本人不平等的高压统治,逃到大陆却被怀疑是日本间谍而受到集中管理。这种“画地为牢”的集中营般的生活,让他们的精神极度压抑,他们屡屡向国民政府提出参加抗战的要求,却始终无人理睬。崇安台民过着生命里最郁闷也最尴尬的日子。
崇安台民们的遭遇,牵动着台胞李友邦的心。身为台湾人,他更能感同身受崇安台民的悲哀和痛苦。李友邦生于台北芦洲,祖籍泉州市同安县,台湾两个“岛耻”纪念日——“四一七”与“六一七”,就像两枚烧得通红的烙铁,深深地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四一七”是《马关条约》的割台纪念日,是台胞的卖身契。“六一七”是“台湾始政纪念日”,这天日寇在台湾开府设治,每年日本人都会在这天庆祝他们征服台湾的功绩,台湾人却从那日起,便开始任人宰割与奴役,面对日本人的欢庆,情何以堪。
就读台北师范学校期间,李友邦因不满日本的殖民统治,参加台湾文化协会,从事反日宣传。十八岁那年,满腔青春热血的李友邦与同学一起夜袭台北新起街派出所,此举轰动台湾,而他也惨遭校方开除。为逃避殖民当局的逮捕,他连夜逃离台湾,渡海前往大陆,后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并在广州组建“台湾独立革命党”。毕业后,因不满国民党背叛孙中山,他在杭州艺专任教期间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逮捕,一关就是五年。其间,他的两个弟弟都因在台湾坚持反日活动,先后惨遭杀害。全面抗战开始后,经黄埔同学保释,李友邦拖着被老虎棍夹残的腿,一拐一瘸地走出大牢。出狱后,李友邦立即组织在大陆台胞的抗日工作,重订“台湾独立革命党”党章,审时度势,提出“欲救台湾应先救中国,欲求取台湾民族革命运动的成功,须先争取抗战的胜利”,号召全国各地台胞携手参加中华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天,在武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李友邦得知朝鲜革命同志不仅参加中国抗战,还在汉口成立了朝鲜义勇队,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前线抗击日伪军。李友邦兴奋异常,他决定仿照朝鲜人的做法,组织一支台湾义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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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山沟沟里的崇安台民们报国有门了!
在朋友的帮助下,李友邦找到了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发自肺腑地说:“台湾人要自由独立,也正如中国争取民族解放一样。只要是对中国抗战有利,对台湾独立有利,我可以牺牲一切去苦干到底。”
黄绍竑是一位开明人士,主政浙江期间,他亲自研制机枪、步枪、手榴弹,创办三家兵工厂,动员全省人民共同抗日,颁布全省“战时政治纲领”,并与新四军协调共同御敌。黄绍竑赞同李友邦的计划,同意他把崇安的台民带到金华,为抗日尽力。
李友邦拿着黄绍竑的介绍信,迫不及待地奔赴福建拜会陈仪。自从台胞们在崇安被圈起来后,杀也不是,放也不是,老圈着也不是,陈仪也十分头疼。现在有个“台湾独立革命党”拿着黄绍竑的介绍信,要把这些台湾人带到浙江去,这等于替他卸了一个大包袱,何乐而不为?他马上顺水推舟,满口答应。
李友邦顾不上奔波劳累,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崇安,看望近乎绝望中的同胞。动员会上,李友邦一口地道的闽南话,让台胞感到无比亲切,乡音乡情勾起无限心酸,台胞们无不潸然泪下,纷纷报名参加台湾义勇队。
1939年2月初,李友邦带领第一批三十多名台胞和六个孩子来到抗战期间浙江的政治文化中心金华。在金华市区酒坊巷十八号,台湾义勇队宣告成立,同时成立了台湾少年团。他们喊着“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唱着由贺绿汀作词的《台湾义勇队队歌》,加入抗战行列。“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豪迈的歌声,传达着他们蕴藏已久的心声。
因义勇队大多数队员在台湾接受过良好教育,许多人又都是医生,加上金华靠近浙江抗战前线,义勇队成立不久,李友邦就建立了医疗所,之后扩建为第一台湾医院。医院主要进行战地医疗服务,也为当地老百姓看病。李友邦创办台湾医院,不为谋利,只为抗战。医院对抗日军人、出征官兵的家属及贫苦民众一律免费医治,对于普通老百姓,也只收取部分医疗费。
日军侵占杭州后,茅以升怀着掐死亲生孩子般的痛楚,亲手炸毁了总长一千四百五十三米,历经九百二十五个日日夜夜,耗资一百六十万美元建成的钱塘江大桥。通车才八十九天的大桥,随着几声巨响,瘫痪在连天烽火中。钱塘江天堑暂时阻断了日军南进的步伐。日本人岂能善罢甘休,1939年3月21日拂晓,日军土桥一次师团一部趁着江南早春迷蒙的雨雾,从周家浦乘橡皮舟偷渡,中国军队在富阳与日军展开激战。义勇队紧急派出医生到战地前线服务,又组织野战医疗队上火线,为受伤将士们治疗。他们还到阵前用日语喊话,教化俘虏。在抗战第一线,台湾义勇队队员的身影在硝烟中活跃着、奔跑着。
奔赴前线的台湾义勇队
此后,不愿做亡国奴的台湾同胞源源不断地汇集到金华参加台湾义勇队。队员们利用会日语的优势,协助各抗战部队收集日军资料和情报,并参与日语翻译和日俘管理工作。不久,台湾义勇队又陆续在浙江衢州、南溪和福建建阳成立了三家台湾医院,台湾医院的口碑在东南沿海一带也越来越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见台湾义勇队的声名不断扩大,便正式批准其成立,并委任李友邦为少将队长。其间,李友邦还收获了爱情,他和温婉清秀的江南女子杭州姑娘严秀峰相爱了。1941年5月10日,在战火弥漫的衢州城,二人携手,结成革命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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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邦与妻子严秀峰
在祖国浴血抵抗外辱的当口,战斗在前线的不止这支义勇队。当时抗日队伍中还有一支由台湾同胞领导、不少台湾同胞参与的广东抗战东区服务队。东区服务队由抗日保台斗士丘逢甲的长子丘念台领导,长期活跃在粤东地区,宣传抗日,发展组织,训练民众。丘念台原名丘王宗,少年时,他的诗人父亲将其改名为“念台”,以抒心中对台湾念念不忘之情。丘念台十八岁东渡日本,学地质矿产研究,其博士论文因涉及祖国矿产秘密,最后未上交,遂放弃博士学位。
许许多多的台胞精英不约而同地投入抗日大业。他们在台湾躲避日本殖民当局的严密监控,隐瞒亲戚友人,秘密辗转一路西行,奔向祖国大陆。抗日台胞几乎都有较高的学历,如林思平毕业于东京庆应大学,杨诚毕业于北京大学,林栋毕业于名古屋大学,杨美华毕业于东京日本女子牙科医学院,吴思汉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等,他们都是台湾知识精英。参加八路军的杨美华出身高雄的富商家庭,家境颇佳。在日本,她还差半年就可从大学毕业,但她毅然离开东京,回到祖国大陆。当时也有同学劝她,何不先毕业,等战争结束后再回到台湾,也同样可以报效国家。杨美华却说:“我是中国人,却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祖国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只要能踏上祖国的土地,为祖国母亲尽微薄之力,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在一个漆黑的晚上,她上了日本九州的船。经过一个晚上的航行,第二天天亮才到了朝鲜釜山港。然后在釜山坐火车,三天三夜后进入山海关,途中还遇到了三次空袭。辗转来到华北后,她穿上军装,当了一名女战士,在八路军驻守的一家村庄医院里救死扶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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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季,日军为摧毁盟军在衢州、江山、南昌等地的机场,发动了新的攻势,一个月内,日机轰炸衢州机场就达五十九次,金华一线战事紧张。台湾义勇队奉命转战闽西的龙岩,迁移到一座连姓祠堂里。
转战龙岩期间,李友邦组织策划台湾义勇队先后三次突袭沦陷区厦门,向日军所设“兴亚院”投掷数百枚炸弹,突击虎头山日本海军油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空军又从台湾的基地发起进攻,频频轰炸驻菲律宾美军。节节败退中的美军高层终于认识到台湾在西太平洋巨大的战略价值,攻克台湾成为盟军的目标。但对于盟军占领台湾后如何处置,美国人有三种意见:“台湾可独立和自治;归还中国;设立临时联军托管制,在托管期间,台湾人民可准备举行公民投票,决定他们的最后政治命运。”美国著名的《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的编辑人,共同组织一个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的委员会,设想战后由联合国共管台湾,来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地位。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怎么能任人摆布?近五十年日本的残暴统治,无法泯灭广大台胞心向祖国的赤子情怀,他们对“台湾归国际共管”极感愤慨。在台民中讲话最有分量的李友邦,坚决反对台湾独立,而应回归祖国。他发表声明说:“我们身上流着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不愿做一个主人的奴隶,更不愿做一种奴隶去服侍许多主人。”他代表六百万遭受奴役的台胞,表明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他发起复台宣传活动,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并规划“建设新台湾”的蓝图。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终于到来,远离母亲怀抱五十年的孤儿终于可以重回母亲的怀抱。台湾义勇队及少年团和全国军民一样,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巨大喜悦中,不过他们的兴奋更胜一层,因为他们即将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台湾。李友邦骄傲地对即将返台的台民们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了。”
此时,台中雾峰林家的林正亨尚在云南疗伤,他因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身负十六处刀伤而半残。他写了一封长信,告慰在台湾的母亲:“在这神圣的战争中,我可算尽了责任。台湾的光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故乡同胞能获得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请母亲不要为我的残废而悲伤,应该为家族的光荣来欢笑。你并没为林家白白地教养我,我现在成了林家第一勇敢和光荣的人物。”实现抗日复台志愿,洵为忠孝两全,这是林正亨最得意的时刻。
1945年9月3日,李友邦派遣台湾义勇队上校副总队长张士德,携带国旗一面,搭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的飞机,先行抵达台湾。次日,这象征收复台湾的第一面国旗,在台北宾馆冉冉升起。
这年年底,李友邦回家了,他刚生产不久的妻子严秀峰被用担架抬上船,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台湾。只是,李友邦做梦也没有想到,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后,迎接他的,却是无休止的审查。不久,这位没有死在战场上的抗战英雄,却被莫须有的“匪谍叛乱罪”送上断头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