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头不做降将军
——阚维雍
1944年6月6日,日军占领衡阳机场,距离此地三百六十公里的桂林市,人心惶惶。第二天,桂林发布疏散令,要求所有居民限期离开城市,私自留市内者“以汉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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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桂林便成为中国人暂时避难的后方,大量学校和知识分子聚集桂林,特别是香港沦陷后,一批批文化人逃往桂林,仅迁到桂林的文化团体就有数十个,文化人更是数以千计,其中闻名全国的就有二百多人,如郭沫若、李四光、柳亚子、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陶行知、范长江、徐悲鸿、千家驹、薛暮桥、梁漱溟等。他们中有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画家、新闻工作者、科学家、教授等,著名的文人学者之多,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桂林成为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城”。广西省会又从南宁迁至桂林,更使桂林成为广西乃至华南的中心。伤兵难民也大量拥入,豫湘桂战役前,桂林人口竟达到了六十万。
日军近在咫尺,这座以山水甲天下的美丽城市,顿时陷入空前混乱。逃命要紧,人们争先恐后,拼命挤上漓江的小船,或拥入开往柳州的火车,或徒步行走,踏上漫漫逃亡之路,去往一个生死未卜之地。有人在逃难中写下这样一首诗,记下当时的“盛况”:“一声疏散满城空,猿鹤虫沙浩劫同。黔首流离歧路上,妇童泣窜乱山中。月华霞照漓江北,烽火延烧桂岭红。太息黎民数十万,凄然各自去匆匆。”
幸好,衡阳守军拼死抵抗,日军陷入鏖战。
桂林的城防由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亲自设计和布防。一开始受到衡阳保卫战的鼓励,他决定以军队主力坚守桂林和柳州。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积极调兵遣将,期望能一展诸葛之雄风。正如桂林《大公报》在停刊日发表的《敬告读者》一文所说:“桂林的山水,是多么秀丽,多么迷人!我们相信,八桂健儿,必将努力保住她的圣洁。”
战前的桂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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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8月,桂军“少壮派”阚维雍正带领他的第一三一师,从钦州驻地日夜兼程徒步赶往桂林。因大战来临,诸多部队都调往前方,没车可乘,阚维雍带头步行,两天急行军下来,穿草鞋的双脚都溃烂了。师部文书劝他骑马,他厉声批评说:“我是一师之长,我不带头行军,怎么行!我若骑马,那么团长、营长、连长呢?当官的都骑马,那么士兵呢!”他一直坚持与士兵徒步行军,直到桂林。
阚维雍在军中享有“儒将”的美誉。他虽是广西讲武学堂毕业生,但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都有一手,且文笔流利,曾撰写《天下危注意将论》一文,其中写道:“强国者兵,强兵者将,国无兵则失其所以为国,兵无将则失其所以为兵。是国无兵不可也,兵无将尤不可也,故国之大无可用之兵必亡,兵虽众无统御之将必败。”见解独到,阐述精辟,受到白崇禧的赏识并嘉奖。他还自学了日语、英语和越语,达到能会话、会翻译的水平,并编写了小册子《越语入门》,辅导部属学习越语,以备作战之用。
阚维雍
日军占领衡阳后,第四十师团和第五十八师团马不停蹄地进攻广西,妄图打开重庆的后大门。位于广西东北部的全州县有“桂北门户”之称,被认为是防守桂林的关键处所。但是,全州城为一片盆地,也没预先设置好军事工程,极不利于防守。倒是在全州北部三十公里处的黄沙河,地形良好,有利于防御。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将黄沙河确定为重要的防御地带,交由中央军第九十三军驻扎防守。9月,日军开始正面进攻黄沙河,但第九十三军仅仅战斗了十分钟,就自行后退,军长陈牧农更加惊慌失措,急向大溶江方向逃命。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〇四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冲入全州县,第九十三军此刻已全面撤退,并放火焚烧粮食以及军火。
全州县失守,广西北大门洞开。日军从两个方向逼近桂林。而此时,白崇禧死守桂林的决心也发生动摇,因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大局已定,保存实力为上。他突然决定,将与自己有裙带关系的第一七五师和第一八八师撤出桂林城,做“外围之机动防守”。这样留守桂林的部队仅为两个师一个团又两个营,总兵力约两万人,其中还包括三分之一左右的新兵,兵力捉襟见肘,与咄咄逼人、气势汹汹、兵强马壮的日军相比,实无丝毫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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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维雍的第一三一师成为守城主力。大兵压城,防守兵力绵薄,阚维雍做好了与桂林城共存亡的准备。10月4日,他给妻子去信交代后事:“咏棠贤妻:在柳别后未通信,甚为挂念。我在桂一切情形均详述于致均任兄函中,想已阅悉。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不日即可开幕。此战关系重大,我得率师参加,正感荣幸,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汝带一群儿女避居融县,战端一开,通信已成问题,接济不容易,我已另函均任兄就近关照。家无积余,用度极力节省,如何寒苦,亦当忍受。抗战胜利在望,生活总有解决办法也。”
桂林城三面环水,东面滨漓江,郊外视野开阔。加上喀斯特地貌,无山不洞,无洞不奇,地形相对适合防守。阚维雍的部队负责守卫城北和城东,因防守司令部预判这两个方向将是日军的主攻目标。阚维雍积极布防,桂林城东部以虞山为北端、南至中正桥的漓江西岸,由陈村团防守。漓江东岸从南至北有穿山、月牙山、普陀山、屏风山、猫儿山五座山峰,普陀山和月牙山的西部与漓江上唯一的桥梁中正桥的距离不超过五百米。它们是桂林东岸的屏障和制高点,一旦失去,日军就可以在这些制高点上俯瞰桂林全城,并建立炮兵阵地,对市区直瞄射击。
阚维雍将覃泽文团部署于此。
11月1日下午,日军大部队抵达桂林北站,桂林城大部已处于日军的包围圈中。第二天,日军冒着大雨对桂林展开正式攻势,一直打到深夜,日军使用火焰喷射器等武器攻击山上的中国守军。4日,覃团防区的五座山只剩下了核心阵地的普陀山和月牙山。日军持续猛攻。7日,位于七星岩外的覃团团部指挥所遭到日军袭击,覃泽文只得命令剩余的大约一千兵力全部撤入七星岩内。因七星岩内部蜿蜒曲折,国军官兵们紧扼洞口,日军无法攻入,丧心病狂的日寇便朝七星岩内投掷毒气弹。除少数人从别的洞口突围成功,八百二十三名官兵中毒牺牲。
烈士无名,历史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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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一天晚上,防守司令部下令炸毁中正桥。8日夜,东岸月牙山失陷,漓江以东的枪声彻底停息。这一夜难得的平静中,孕育着更大的动荡和变故。9日凌晨,在重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下,日军第四十师团乘坐橡皮艇偷渡漓江,拉开总攻桂林的序幕。
桂北的11月,天气渐凉,南北温差带来的强降雨也随之而至,这个月的前八天,连续下雨,漓江河水陡涨五尺,致使地雷失效,守军修筑的完整江防工事也被淹没。“小诸葛”白崇禧的守城攻略大部分失效。连日阴雨,盟军飞机又无法前来。当时,日军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空中优势。西江反击战后,柳州受到威胁,日军南北齐头并进,柳州机场面临疏散,中美混合空军此刻能用的机场,最近的只有距离桂林二百三十公里的湘西芷江机场。相反,日军夺得多个机场,日机从最近的零陵机场起飞到桂林,直线距离只有一百六十七公里。加上桂林保卫战期间天气不佳,汽油又极度短缺。日军飞机却敢于冒险起飞。战斗期间,日军每天有最少五架次、最多二十架次的飞机前来袭击,中美混合空军的飞机却难得一见。
日军长于夜袭,而西岸陈村团缺乏照明设备。特别致命的是中正桥爆破得不彻底,月黑风高的午夜,日军顺着桥墩悄悄摸过来。偷渡漓江成功,城东的第四十师团源源不断渡过漓江,向城市中心发动攻击。
日军炮火已打到眼前,中国守军长官们终于动摇了。参谋长覃戈鸣向城防司令韦云淞提出了突围建议。根据他的判断,如不在10日黄昏前突围,夜间和次日拂晓,桂林必将全城沦陷。韦云淞慌了。10日下午4时,桂林防守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高层指挥人员会议,决定突围。会上,韦云淞先是因漓江西岸防守阵地被突破而严厉批评了阚维雍,接着说:“守是守不了,不如放弃桂林突围而出,而免被敌全歼。”与会人员都附言赞同,唯独阚维雍一言不发。会后,防守司令部拿出了两瓶好酒来招待各位指挥官。吃饭的时候,阚维雍显得有些激动,满饮了一大杯后高声说:“来生再见!”众人不禁愕然,但此时逃命更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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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师部后,阚维雍进电话机房休息了一下,然后召集副师长、参谋长以及留守军官和师部剩余人员,开始交代突围工作:“万一不幸……师长职务由郭少文副师长代理……桂林虽然战败了,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此防空洞为本人经手做成,今不愿离去。”说毕再度进入电话机房,拿出平时所背图囊交给卫士杨霖超。图囊内有任职令、履历表、面巾、牙刷、香皂、象牙筷一双,以及用钢笔写着“大忠大孝,成功成仁”的手帕一条。他叮嘱杨霖超说:“如我发生不幸,你将这些物件带到融县交给我妻子,叫她不要过分悲伤。儿女的教育费用国家必有照顾,要他们勤奋自修,切勿疏懒。”之后,他又把一封信交给卫队营长,让其突围后交给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并报告官兵奋战的经过。从容安排好后事后,阚维雍将领章挂好,符号徽章扶正,走进师指挥所休息室内,将灯熄灭,掏出李宗仁送给他的小手枪,顶在太阳穴上开了一枪,当场殉国,时年四十四岁,践行了自己与桂林城共存亡的誓言。听到枪声后,众官兵冲入房内,但已经抢救不及。顿时,大家痛哭失声。阚维雍自戕之后,人们发现了他的绝命诗:“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突围期间,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随韦云淞率部队向城西突围,在猴山坳遭日军阻击,受伤倒地。为了不增加部队行动的负担和免于被俘受辱,他掏出名片,摸黑写上“战受重伤,不能脱离险地,决定自杀成仁,以免受辱”等语,并郑重地蘸着伤口的鲜血按上指印,将名片和怀表一并交给卫士,然后举枪殉国。
阚维雍给妻子的遗书
11月10日中午12时,日军宣布占领桂林。早两个小时前,柳州也陷入敌手。数十万军民夺路向桂西北逃难,被日军追入贵州境内,遂发生了抗战史上最惨烈的湘桂黔大撤退。《桂林史话》一书这样记述:“数十万难民,像决堤的水,四处奔流。人山人海的难民,在一片哭声之中,怀着惶恐的心情,拖儿带女,东逃西走……难民流离满途,到处都是饿死、病死的人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