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敦刻尔克大撤退
——卢作孚
1938年10月下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放弃武汉,部队陆续撤退。此时,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如同一个巨大的露天仓库: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沿江两岸堆积了九万吨机器,它们关系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死存亡,亟待转运。“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入川,没有铁路,公路少又不能直接入川,滔滔的长江成了唯一快捷而又经济的交通线。可仅有的一点适合在三峡上游湍急水流中行驶的运力,却因恐慌引起的谈判而几乎陷于停顿!
还有各地撤下来的三万多人准备入川。这些人中,有教师、医生、工程师、商人和公务员,几乎荟萃了中国各界的精英。当时城区才二平方公里的宜昌,一下拥来这么多人,所有的房屋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好露宿街头。人多船少,他们往往一等就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还买不到船票。
每家轮船公司都挤满了吵闹的人群,人们都焦急盼望能尽快让他们上船,到处是交涉、交涉、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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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已在宜昌等了七天船的叶圣陶如此描摹当时的场景。老舍好不容易买到甲板上的铺位,他万般感慨地说:“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地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
尽管江中汽笛声从清晨响到深夜,但极其有限的船只和运力,怎么也撵不上战争的脚步!日军正在疯狂地向宜昌推进,敌机也不时地飞临宜昌轰炸,恐惧和不安笼罩在人们心头。各单位、企业、机关都争先恐后要求尽快撤出宜昌,宜昌的气氛在一片混乱和恐慌中发酵,满是无奈、哀愁和绝望的气息。
这天一大早,宜昌的民生公司,里里外外站满了焦急购票和请求安排货物上船的人,闹哄哄的,乱成一团。这时,一个剃着光头、身穿麻布制服、脚蹬布鞋的矮个子中年男人,站出来大叫一声:“大家都请回去,所有的人都明天见。我保证人人都能坐上船。”这个人就是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他临危受命,一天前刚刚抵达宜昌。
卢作孚
早在1925年冬,卢作孚就在重庆合川老家创立了民生实业公司。那时是川江航运衰微期,扬子江上游都是飘着五彩缤纷的外国旗的轮船,中国轮船却踪迹全无。但卢作孚天生不服输,他认为“白种人做得到,黄种人亦做得到;日本人做得到,中国人亦做得到”。他东挪西借了八千元,购买了一艘七百吨的小船,取名“民生”号。公司没有办公室,就在县城一座小庙宇内设立了事务所。
小小的“民生”号,以蚍蜉撼大树之势,与外商竞争。卢作孚成功了。十年光景,民生公司就发展成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拥有四十七艘轮船,总吨位两万吨以上,承担了长江上游一大半的运输任务。川江上漫江飘舞的万国旗中,中国旗终于占了一半,卢作孚成了当之无愧的“中国船王”。
这一切都离不开卢作孚和他的“民生精神”。在民国时期,很多商人在商不单单言商,他们利来利往,但更重社会责任,卢作孚是其中的标杆人物。他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商人,他办公司的终极目标不是纯为谋利,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来的钱全分掉,而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让更多的人分享。“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是民生公司的经营宗旨,他要求每个职工都要追求这样的境界:“人生的快慰不在于享受幸福,而在于创造幸福;不在于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享受,而在于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
卢作孚是个实业家,也是个爱国者,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的宿舍床单上,都印有他的一副联句:“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抗战爆发后,卢作孚毅然停止赴欧考察的行程,并立即向全公司发出号召:“国家对外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民生公司应当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统一指挥下,民生公司投入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卢作孚从不愿做官,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敢挑重担,出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和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负责战时最艰巨的水陆交通运输和粮食供应。南京沦陷后,为了保存国家文化命脉,中央大学决定迁往重庆,卢作孚答应了罗家伦校长的请求,把中央大学农学院里的良种动物也一并运到重庆,他还亲自制订了船舱的改造计划。1938年,在中央大学搬往重庆的轮船上,不但有师生,有仪器,有图书,还有良种猪、牛、马、羊、鸡……俨然一艘诺亚方舟,卢作孚谱写了一个关于毁灭和存续的东方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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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卢作孚面前的是如此严峻的事实:从宜昌往长江上游,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暗礁林立,特别是人们惯称为川江的四川长江段,这段航道在巫山与大巴山夹击下陡然变窄,一千五百吨以上的轮船不能直达重庆。而且当时川江里没有航标灯,夜晚不能航行。这样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四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而此时川江已近枯水期,较大轮船能航行的时间只有四十天,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稍大一点的船根本无法入川。而此时,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也亟待通过长江航线,奔赴战场。
好在,之前卢作孚千方百计保住了民生公司的船只。为阻止日军进犯武汉,一个月前,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达了沉船封江令:“在田家镇处把所有的船都沉入江底,阻断航道。”沉了招商局、大达公司的船后,还要沉民生公司的船。危急时刻,卢作孚冒着被杀头的风险,没有立即执行军令。他认为沉船断航路的做法,无疑是自掘坟墓。因当时只有民生公司的船才能在宜昌到重庆段航行,其他船都上不去,若把民生公司的船沉了,从宜昌到重庆的撤退与支援前线的路就全断了。经卢作孚再三努力和请求,民生公司的船终于被保留下来了。
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完全交到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个小个子男人没有害怕和退缩,而选择了面对与担当。当时,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只有二十二艘,另有两艘挂法国旗的中国船。按它们的全部运输能力计算,运送这些物资需要整整一年时间。巨大的压力考验着卢作孚的能力和毅力,也激发了他的智慧和潜能,他绞尽脑汁,通宵达旦,制定了一个紧急运输方案,交出了一份堪称完美的答卷。卢作孚参考前一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采用民生公司在长江枯水期实行的“三段航行法”和“川江夜航法”,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大半。按照四十天时间计算,他设计出一个严密的运输计划:宜昌到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到万县为第二段,万县到重庆为第三段。装载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直运至重庆的轮船,返航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顺江而下。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马力大小为依据,重新调配。各单位则清理自己的设备、器材,配套装箱,按轻重缓急,依次分配吨位。对船只航行时间、物资装卸,他也做出最合理、最紧凑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并临时增加雇工三千多人。他还征用了民间木船八百五十余只,运载轻型货物,这些木船都靠纤夫拉纤。危难关头,中华民族在用血肉之躯与时间赛跑,与钢铁、与机械、与自然、与敌人的飞机大炮搏斗。
同时,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他对客运舱实行“座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座票,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客运量。这样,每天清晨都会有五六艘装满人员物资的轮船离开宜昌,每天下午又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开出宜昌港。几百名孤儿难童在卢作孚的亲自护送下第一批上船。孩子们趴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卢作孚的眼泪夺眶而出。民生公司的轮船成了抗战中的“诺亚方舟”。从这天开始,民生公司的二十二艘轮船日夜不停地在川江上来回穿梭,拉开了宜昌大撤退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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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深秋的宜昌港口,每天都是这样的场景: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早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夜晚来临,灯火如昼,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唱着号子,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时鸣叫,轮船上,起重机也发出声声沉闷的声响,整个港口,仿佛奏响着一支悲壮的交响曲。
为了抢时间,多装快跑,卢作孚要求码头、轮船、装卸人员紧密配合,一分一秒也不放过,这绝对是一场激烈、紧张的战斗。正如卢作孚对公司职工所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在日机轰炸下,长江顽强地搏动着。而在助船运输的纤夫队伍里,走着一群眉清目秀的年轻人——他们是从南京撤出来的戏曲专科学校的学生。时任南京艺专教导处主任的年轻的曹禺,和南京艺专的一批师生,坐三条大木船进了川。江水浅而湍急,船上水难行,就要拉纤。在崖石上,曹禺和纤夫们一道匍匐而行。拉纤时,曹禺用力到几乎伏在地面上,还给大家喊着口号:小伙子们不怕苦啊,加油干哪使劲拉啊!
经过四十天苦战,奇迹出现了。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的器材,两个月后,全都去了它们该去的地方,仅有一些零碎废铁堆在地上。这年12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完全沉静下来。卢作孚独自一人在宜昌码头巡视良久,望着空空的码头,他的眼中盈满了泪水。
宜昌大撤退奇迹般地胜利了!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卢作孚将堪称中国民族工业精华的九万吨物资设备如期转移,三万多人成功逃脱虎口,演绎了中国大内迁最壮观的一幕,从而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命脉,为抗战胜利和大后方建设奠定了基础。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宜昌大撤退中的“民生”号
宜昌大撤退后,卢作孚明显消瘦了,眼神里尽是疲惫,但他却骄傲地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卢作孚降低收费,对公教人员实行半价收费,对战区难童免费,对货物运费只收平时的十分之一。同时,加上宜昌至重庆航程近千公里,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又不间断地轰炸,民生公司每天都有轮船或木船被炸,每天都有员工献出生命。在这次大撤退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十六艘,包括最大的“民元”号轮船,一百一十六名员工为此丧命,六十一人受伤致残。
民生公司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当日军踏进宜昌城时,这里已是一座空城。此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在日后的战略检讨中,日本人一直认为占领武汉后没立即拿下宜昌是一个重大的军事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