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到疆场是善终

死到疆场是善终

——李家钰

两年的天灾刚刚过去,急需休养生息的中原大地,又遭遇日本在中国战场的又一次疯狂蹂躏。1944年4月18日拂晓,日军在郑州与开封间的中牟一带,沿着新修好的黄河铁路大桥,悄悄渡过黄河,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兵分三路向豫中发动进攻,企图歼灭国军汤恩伯部主力,打通平汉铁路南段并攻占战略要地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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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个月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因对日军动向掌握不准确,他低估了日军的兵力和战略纵深,战略误判导致部署失当。会上,他反复要求各集团军、各军官长把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等,尽快向后方转移,对日军的企图、目的、兵力,以及兵力调整部署等问题,却只字未提。与会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再也坐不住了,他起身向蒋鼎文建言:“与其等敌来攻,不如先发制人,使用飞机轰炸邙山头日寇在黄河铁桥南端的阵地,并继之以佯渡,以牵制日军。”可惜李家钰的这个建议并未被采纳。因在蒋鼎文看来,自中条山血战后,日军与第一战区隔河相峙已达三年多,日军始终未突破第一战区黄河南岸防线,都是因他部署了一道道坚强防线,使日军不敢轻举妄动而越雷池半步。因此,现在第一战区的防线没必要调整,更不必大惊小怪地四处出击,只要稳坐钓鱼台防守就行了。加上,过去两年多时间里,驻扎在河南的部队没有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官兵们的生活变得轻松舒适起来,大家只图享乐,几乎人人“等胜利”。结果,部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开完会后,李家钰忧心忡忡,但是,他只能服从长官的命令。况且,自己又是杂牌军。向手下的军官们传达会议情况时,他愁云满面:“这次战事发动后,洛阳危险得很。我们兵力虽是强大,但在配备上没有重点。而且一切部署,都要经过决定后才敢行动。这样遥控部署,就失去了灵活机动性,将来难免有胶柱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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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李家钰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日军来势之猛,推进速度之快,均为抗战以来所罕见。远远望去,人喊马嘶,战车隆隆,豫中平原上腾空而起一片片黄色的“浪潮”。三天后,中州失守,蒋鼎文的血肉长城垮掉了一大半。日军攻取中州后,继续沿黄河南岸向洛阳方向进攻,其主力又沿平汉铁路线向南猛扑,新郑守军势单力薄,仅半天就被攻破城池。4月30日下午,日军坦克群冲进许昌城内,接着又马不停蹄地从龙门继续西进,到达洛阳西南方战略要地洛宁。形势危急。蒋鼎文一时慌了手脚,他的指挥部因离前线太近,随时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

原来,蒋鼎文犯下了一个低级错误,为便于在第一线指挥河防作战,更为了鼓舞士气,与第一线将士安危同在,他将战区长官司令部布置于黄河岸边的洛阳城。他完全混淆了指挥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高级指挥官本人亲临前线,与高级指挥部置于前线是两码事。一旦指挥部被敌人打掉,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数十万名官兵在数百公里范围内,如何统一协调地作战?5月10日半夜,惊慌失措的蒋鼎文带着幕僚和参谋人员,一路从洛阳退至新安、宜阳、洛宁,进入了绵亘于豫西的伏牛山的深山密林中。而此时,原集结在洛阳附近待命会战的李家钰、高树勋、孙蔚如等七个集团军外加三个军共达四十万人的部队,顿失指挥,只得纷纷向豫西撤退,日寇则乘势追击。

四十万大军撤退,总需要有人殿后掩护。在新安古村召集的师、团长会议上,将领们一致认为大队人马争先恐后抢路走不是办法,如遇日寇袭击,将损失惨重,但没有人主动提出担任掩护。一片争吵声中,李家钰又一次站出来了:“我负责掩护!”他一字一顿大声说道:“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四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跑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后!”他给满脸狐疑的部下作战前动员训话:“我们四十七军出川抗战,是自己请缨杀敌的。现在大敌当前,正是我们保卫国家的时候,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李家钰治军严格,但他对待部下总是以情感人,部下们评价他“其身不长,其貌不扬,言语无多,钱少情长”。在潮涌般的日军面前,殿后就意味着牺牲。李部薪俸不高,不能动辄奖赏多少万,但没有人贪生怕死,望风而逃。

四个团掩护七个集团军撤退逃跑,绝对是中外军事史上的笑谈。李家钰率领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本来统辖第十四、第十七、第四十七军三个军,可第十七军早在一年前就奉调移驻陕西,第十四军则在早些时候日军进攻龙门时,被调到新建的刘戡兵团。此时,他实际掌握的只有第四十七军。而第四十七军的两个团又在会战前就被派往四川接收新兵。这时第四十七军真能参加战斗的只有四个步兵团。也就是说,李家钰只能靠这四个步兵团掩护七个集团军撤退。他所承担的风险和后果可想而知。李家钰本来可以跟着大部队撤退的,可他却选择了率领他的第三十六集团军留在阵地上跟日军周旋。李家钰完全明白,这一选择就是将这场战斗当成他人生的最后一战,中国抗战殉国将领名录中又将增加一位“出不入兮往不返”的抗战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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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溃军之中的李家钰心境异常复杂。

七年前,“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国难当头,李家钰报国不留家底,亲率第四十七军一万八千人从西昌出发,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率军出川抗战前,李家钰曾赋诗一首:“男儿持剑出乡关,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两年后,他又奉令驻防河南孟津以西、新安以北、渑池以东的黄河一线。驻豫期间,与日寇战斗不断,但他绝不打“自己人”,真正把八路军当成友军。

李家钰部因非蒋氏嫡系,一向遭受歧视,每月军饷总是一再拖欠,很少如期发放,官兵生活极为艰苦。第四十七军装备落后,请军政部补充轻重机枪百挺、步枪千支,报告上去,如石沉大海,让人心寒。接到调防晋城的命令,全军哗然,非常不满。因为大家心知肚明,名为到前方抗战,实际上是把该军逼到八路军防区,制造矛盾,妄图借八路军的力量来消灭他们。借刀杀人,排除异己。面对这样的局势,李家钰多次明确表态:“不论到什么地方,打日本鬼子,我们可以为国捐躯。打自己人,不干!”李家钰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在四川时虽曾和红军交过手,但是在抗战中和八路军合作良好。第四十七军曾划归东路军由朱德指挥,他与刘伯承又是老乡,二人相处较为融洽。1940年春,李家钰得悉八路军朱德总司令由武乡赴洛阳开会途经其驻地,立即派一个连前往迎接并设宴款待。当晚,朱德就团结御侮、抗日及民主等问题,同李家钰促膝长谈至深夜。当时,第一次反共高潮刚刚过去,朱德举杯问道:“其相兄,他日你若奉命与我军兵戎相见,你当如何?”李家钰举杯朗声说:“我当效晋文公退避三舍,再战。”两人相视而笑。次晨,朱德一行跨越晋(城)博(爱)公路日军封锁线时,李家钰为安全考虑,增派一个加强连,掩护朱德顺利过境。

李家钰还想到三年前,他在家乡父老面前流下的热泪和发出的誓言。1941年2月,四川省各界抗战前线慰劳团来灵宝县李部驻地劳军。慰劳大会上,李家钰动情了,流着泪说:“……几年抗战,没有把敌人赶出国境,光复山河,倒使我们惭愧……今后我全部官兵,必须继续发扬此艰苦卓绝、杀敌卫国的精神,时时准备,刻刻奋斗,等到总反攻的时期临到,拼将热血,洗刷国耻,不灭倭寇,誓不生还!为吾川争光荣,为吾华争生存。才足以仰负七千万父老的期望,答谢慰劳团的盛意。”李家钰亲自书写条幅“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以明誓死报国之志。此诗句系清代诗人袁子才悼念在新疆平叛时殉国的鄂容安所作,原句为:“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李家钰改“君”为“国”,他当场解释说:“鄂容安是为报乾隆皇帝对他的厚恩而死战。可是在今天,我军两万余众在前线苦战,不惜战死沙场,我们要报效的是‘国恩’,这个‘国’,就是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民族。”

三年后,李家钰以其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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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路大军分头西行后的三天时间里,情报显示日军越追越近了。李家钰让友军选择南北两条便于行军的大道先行,自己则选择了一条路况最差的崎岖小路。这一让,使李家钰和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走到了死亡的边缘。部队撤退时,李家钰特意穿着国民党高级将领标志的黄呢将服,脚蹬长筒军靴,以示中国军人的尊严。5月21日,行至河南省陕县张家河,时近正午。那是山谷地形,两边坡上全是绿油油的麦田,天上下起了阵雨,道路泥泞,行进困难,人疲马乏,前面山坡上还不时传来枪声。李家钰首先发现右侧山坡的麦田里有人影晃动,便派人上坡打探,同时开始攀登前面的山坡——秦家坡旗杆岭。几轮侦察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有士兵回报:麦田里不仅有人埋伏,而且还戴着钢盔!毫无疑问,伏兵是日军。身处不利地形的李家钰传令撤出山谷,但此时日军已发动攻击。二三十个头戴钢盔、上插麦秸伪装的日军哇哇乱叫,大队人马紧随其后。来者是追击高树勋部队的日军第一军第六十九师团的一部。顿时,枪声大作,伏兵手持轻机枪打点射,坡顶重机枪压制,恰恰把后方部队和司令部隔开。霎时间,枪炮声密如急雨,埋伏在坡顶的日军居高临下,猛烈攻击坡下只带了轻武器的李部官兵。日军炮弹四下飞来,炮火集中攻击身穿黄呢军装的李家钰,他们知道那是大将。

李家钰肩部中弹了,他踉跄着伸手掏出了钢笔和日记本,拟写下“快速增援”的字样,但“速”字未写完,头部、胸部又中数弹,钢笔从他手中滑落,鲜血浸透了他的黄呢军装,又一位集团军总司令血洒疆场。日军一度以为牺牲的那个高级将领是一个军长,没想到是一个集团军总司令。此时,距离中国抗战胜利仅剩一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