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名教授的抗战
——叶公超
1941年,在日本宪兵监狱被关了整整四十九天,受尽酷刑的叶公超终被释放。走出暗无天日的监牢,重见阳光的那一刻,这位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大英国文学教授感觉自己的人生就此不一样了。国仇家恨就像一团熊熊的火焰,烧灼着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复仇!复仇!除此之外,人生再无大事。那个他曾无比钟爱的校园,已容纳不下他躁动的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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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董显光不遗余力地邀叶公超加入国际宣传处的说辞,也不再那么刺耳,或许,那就是他今后要走的路了。终于,心高气傲的叶公超步了好友胡适的后尘,投笔请缨,决然告别学界,结束了十四年的杏坛生涯,步入仕途,义无反顾且心甘情愿地当了一枚“过河卒子”,为中国抗战做国际宣传。从此,中国学界失去一位学贯中西的教授,政坛多了一位并不算十分成功的“外长”。这一年,叶公超三十六岁。
这一切的导火线源于一年前,他叔叔叶恭绰的一封紧急家书。
叶公超父母早亡,自幼依叔叔叶恭绰膝下。叔叔视他如己出,精心抚育教诲。叶恭绰是民国早期交通系的重要人物,能诗擅画,嗜好古物,雅好藏书。他收藏的“宝贝”中就有国宝毛公鼎。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鼎身有铭文四百九十九个字,是现存青铜器中器身所刻铭文最长的一件。它记述了周宣王告诫和褒赏大臣毛公之事,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国宝。
抗战爆发后,叶恭绰前往香港避难,将此鼎藏于上海寓所,由其妾潘氏保存。后来潘氏为争家产闹纠纷,要出卖毛公鼎。为国宝安全,叶恭绰写信给侄儿叶公超:“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现在把此任务交付于你,不得典质,不得买卖,有朝一日,可以捐给故宫博物院。”收到信后,叶公超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火速赶往已沦为“孤岛”的上海。潘氏想鲸吞财产未遂,便向日本宪兵告发。叶公超早料到有此一招,事先已将毛公鼎妥帖隐藏起来。日本宪兵突击检查叶宅,搜出大批字画和两把手枪,就以“间谍罪”为名逮捕了叶公超。叶公超被关在狱中七周,历经七次提审、两次鞭刑和水刑,愣是没说出毛公鼎的下落。后来通过重金具结保释,才重获自由。之后他秘密携鼎赴港。
叶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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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日本人的魔掌后,叶公超来到重庆,遇到了老朋友董显光。此时,董显光正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名义,筹建国际宣传处,做得风生水起。国际宣传处位于重庆中二路巴县中学内,它利用原学校的建筑改造为办公大楼,每天用英、法、德等语言播送新闻、演讲和时事评论,后又增加了俄语和日语广播,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抗战精神,加深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进而希望获取国际社会的援助。
董显光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第一期,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新成立的新闻系。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工作。淞沪会战期间,董显光进入政界,担任蒋介石的英语翻译并得到宋美龄的信任。董显光负责的国际宣传处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外援助与国际舆论的同情,它虽然表面上是隶属于中央宣传部,但实际上仅仅接受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最高统帅部的直接领导,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直接负责,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无权干预。
董显光四处延揽了一班非比寻常的人才。如他延请了曾虚白担任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出身文学世家,是《孽海花》作者曾朴的儿子,精通法语,兼涉英语、德语,翻译过不少西方名著。“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三十八岁的曾虚白创办了上海第一份晚报——《大晚报》。由于对战事报道翔实、迅速,评论国家命运慷慨激昂,民众争相购阅,只发行了一周,销售就高达八万份。这对当时上海新闻界来说是创纪录的。其间,他不像上海的“大老板”,住大洋房、坐大轿车,而是坐包车、住弄堂。《大晚报》最盛时期的曾虚白,对蒋介石“剿匪”而不抗日的做法相当不满,因此常撰文抨击。抗战全面展开,曾虚白毅然放弃《大晚报》事业,追随董显光,以其宣传特长扭转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的误解,因此赢得了“爱国报人”的雅号。他的学生、知名女作家徐钟佩说:“他的精神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也就是抗战精神。”国际宣传处的撰写科则网罗了当时年轻一代的英文写作人才,他们大多是沪江大学和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是对中英文和西方政治历史造诣颇深的知识精英。
董显光对叶公超加入国际新闻处兴奋不已。叶公超是知名教授,他九岁留学欧美,在英美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叶公超的英文水平曾受到高傲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称赞,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中国找不到英文比叶公超更好的人。刚回国时,闻一多就戏称叶公超是“二毛子”,因他连英美小孩骂人的话都讲得字正腔圆、流利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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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以一个小小的国际宣传处驻马来西亚专员的身份起步了,从教授到外交家,叶公超踏上了他的抗战国际宣传之路。他被派往新加坡。此时,日军势如破竹,东南亚盟军部队节节败退,新加坡沦陷,英、印、荷、澳联合舰队在爪哇海战中败北,缅甸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马格威遭日军轰炸毁灭……整个亚洲大陆乃至世界都面临空前厄运。日军南侵后,叶公超滞留新加坡,他组织了“星马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一次,他所乘的军舰被日军鱼雷击沉,幸好被渔民救至爪哇。他冒着日军炮火,一路辗转从印度尼西亚返回重庆,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对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信心满满,还把马来西亚的抗日活动描绘得有声有色。叶公超才华横溢的外交表现,让顾维钧、王世杰等老资格外交家也刮目相看。不久,他就调任国际宣传处驻英国特派员,他的外交才能有了更广阔的展示舞台,并由此跻身为国际宣传处的三员大将行列。
抗战期间,国际宣传处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等地设立了十二个办事处,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据点是纽约与伦敦,主任分别是夏晋麟和叶公超。叶公超在伦敦办事处的做派,跟纽约的夏晋麟大为不同。夏晋麟曾任上海麦伦书院院长,他重组织而叶公超重说服;夏晋麟主要运用美国群众舆论的力量,来纠正政府,而叶公超则把重心放在说服英国社会精英,造成督责政府的压力上。在叶公超看来,编新闻,印刊物,组织广播演讲团体等传统宣传项目,都是做给人看的表面工作,不会有多少真功效。他对日耳曼民族十分了解:在英国宣传不同于在美国,因为英国是一个控制远东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念念不忘战后恢复他们的威势权力。因而在英国,中英两国虽为盟邦,但中国人的演讲不会产生像在美国那样的效果。故而叶公超认为,在英国,除了做一些为反法西斯联盟不得不做的表面文章外,要想起到让英国人支持中国抗战的效果,关键还在于说服英国的社会精英,来替中国呐喊。
在伦敦的早期,叶公超不急于求成。他广交朋友,默默观察了一年多后,决定从新闻记者、青年领袖、书籍评论家和广播评论家四个方面的社会精英着手。再经一年多广交默察后,他分别找到了理想的对象人选。之后,他凭自己的三寸之舌和交际能力,不露声色地接近他们。在新闻界,他找到了《星期日观察报》与《曼彻斯特晚报》的记者格林。在青年领袖中,他找的是英国青年辅导会的教育主任杉姆森,杉姆森原为路透社驻华记者,故对中国颇有好感,他三年内写了两本有关中国的书。在书籍评论家中,他找到了英国参议会的中国科长葛尔。在广播评论家中,他觉得非恩伯孙莫属,因此人担任过北京大学英文教授,现为英国广播公司华语主任,对中国有感情。当时英国青年辅导会常办露营活动,参与的英国青年达五万人之众。叶公超常在营中演讲,并约请名人轮流演绎,讲题每每涉及中国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宣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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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叶公超凭借英文好、口才佳以及从小培养的绅士风度,给众多英国政要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英国记者提起乔治·叶(叶公超)都会伸出大拇指。叶公超受过长期英美生活的熏陶,始终保持英伦风尚,笔挺的西装,一丝不苟地系着领带,锃亮的皮鞋,不离手口的栗色烟斗,一副英伦绅士派头。叶公超还写得一手娟秀的英文书法,把美国助理国务卿劳伯森的夫人迷得神魂颠倒,甚至以收到乔治·叶手书信札为荣。他在伦敦应邀发表演讲,从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有时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诉,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每场演讲完毕,上千听众起立鼓掌,历时数分钟不息。很多英国人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他们的演讲专家丘吉尔首相媲美。
叶公超与盟军统帅“大兵”艾森豪威尔建立交情的一段轶事,特别值得称道。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到英国度假,悄悄地到附近小镇看电影。正片上映前,先播放新闻纪录片,是关于盟军统帅来英国的消息。播放结束后,突然灯光大亮,广播请观众一起为正在看电影的这位英雄鼓掌致敬。第二天,伦敦各大报纸头条刊出了这条爆炸性新闻,照片上坐在艾森豪威尔旁边的,正是乔治·叶。其实,整件事情都是叶公超一手安排策划的。艾森豪威尔异常开心,驻英大使馆和华侨们也引以为傲。
书生从政,叶公超始终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担任国际宣传处英国特派员期间,有一次,他奉命对外发表《西藏事件宣言》,想不到宣言发表后,上司又电令停止发表,他复电“业已发表”。上司再来电:“应予更正。”他在权衡了轻重利弊后复电:“不能更正。”不久,他奉命“着即返国”。好不容易在驻英大使馆的协助下,勉强买到一周后的机票,动身返回重庆。陈布雷特意到机场接他,还悄悄告诉他,“最高领袖每日都询问何以叶公超仍未返国,言下之意,颇为震怒不满”,还私下叮嘱叶公超,见到蒋介石要小心应对。这是叶公超第一次面见蒋介石,蒋沉着脸说:“《西藏事件宣言》发表了?”“已奉命发表了。”他回答。“何以叫你更正,你不更正?”蒋的口气有些严厉。“此事关系国家威信,是绝对不能更正的。”他的回答干脆利落。叶公超的直言不讳和不卑不亢,让蒋介石深感惊讶,从此,也对这位学者官员刮目相看,以至于抗战胜利后,叶公超出任外交部长,入蒋氏彀中,一度成为重臣。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丘吉尔老到圆滑,他内心一直害怕战后中国强大起来,始终在外交上压制中国,但是他不能不顾及自己国内舆论的督责,不得不取消西方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不得不邀请中国参加共同商定胜利条件的开罗会议,最后不得不接受蒋介石提出的由美国单独主持日本投降的建议。叶公超多年的苦心经营终显成效。
“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叶公超暮年回忆时如是说。可以说,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改变了叶公超的命运,而叶公超却创造了历史。